從鄧玉嬌案和飆車案看輿論監督的逼上梁山

　　作者：林大手

    女服務員鄧玉嬌

    在過馬路的譚卓被從斑馬線上撞飛到多米之外

    18日下午，湖北巴東公安局就“女服務員刺死官員”事件發佈通告。通告稱，公安局現已經以鄧玉嬌涉嫌故意殺人對其立案偵查。鄧玉嬌因隨身攜帶治療抑鬱症藥物，已被送往醫療機構檢查鑒定。（5月19日中新網）

    最近兩個熱點，杭州“富二代市區飆車撞人致死案”，湖北“女服務員刺死官員案”，幾乎引爆輿論。分析這兩個熱點的相同和不同之處，頗耐人尋味：

    1、輿論都給予了極大關注，關注點是辦案公平；2、辦案警方都強調會客觀公正辦案；3、兩個案子都得到上級領導“秉公辦理”的要求，杭州市長做了批示，而巴東縣主要領導逐一做出要求；4、鋻於杭州警方“70碼”的草率結論，巴東警方在通報案情時，特意聲明“鋻於本案未偵查終結，此情況通報的內容尚不能作為公安機關的最終認定結論”。

    兩起公共事件，只因為有富二代和官員涉案，輿論就抱有強烈的質疑，擔心辦案不公；而“秉公辦案”原本是常識，卻需要警方反復重申和上級領導的批示要求——這即便是對輿論的回應和保證，也需要深刻反思：輿論為什麼對“秉公辦案”如此敏感和懷疑。

    在“飆車案”中，杭州警方最初“肇事車輛70碼”的結論招致公眾炮轟，並導致事態進一步升級；巴東警方汲取“70碼”的教訓，在通報案情時特意聲明“不是最終結論”，這種“留有餘地”顯然是為了避免在輿論的包圍中因稍有不慎而陷入尷尬之地。

    無論是辦案警方重申和上級領導要求“秉公辦案”，還是巴東警方汲取杭州警方“70碼”教訓給自己留有餘地，在這兩起公共事件的處理與監督上，出現在臺面上的監督和被監督雙方僅僅是輿論和警方。輿論監督是必要的，但在案件的辦理上，輿論監督過線，就會走向輿論審判。一個事實是，遠離案情核心的輿論分析，肯定不如辦案警方的真實調查。對一些複雜的案件，輿論分析往往會粗枝大葉，憑藉推理和想象（因無法觸及案情核心）得出結論。

    比如，當鄧玉嬌被做抑鬱症檢查時，有媒體發表《女工受辱自衛，關抑鬱症何事？》的社論，而輿論也推測巴東警方以“精神病”為由免除鄧玉嬌的“責任”——這樣也保住了對女服務員提出不正當要求的官員體面。輿論的這些推測在邏輯上無疑都是“合理”的，但問題是，如果巴東警方“偵技人員發現鄧玉嬌隨身攜帶的包內有治療抑鬱症的藥物”的內容屬實，警方“結合調查情況，已決定將鄧送往相關醫療機構檢查鑒定”也沒什麼不妥。

    但我們能批評輿論監督的越位嗎？不能。在我看來，輿論對一些公共事件的強烈關注，有點逼上梁山的味道。誰逼的呢？1、前面已經説了，輿論擔心案子處理不公，是因為現實中存在不公現象；2、其他監督主體的缺位，讓輿論承擔了超過其監督範圍的內容。

    試想，如果一個不受外界任何力量干擾、一直以來都是秉公辦案的公共機關形象，輿論有必要擔心嗎？再試想，如果有一個橫向的、制度化的、有效而不失靈的監督機構，輿論監督有必要突破自己的範圍，單槍匹馬，冒著輿論審判的風險衝鋒陷陣嗎？回答好這兩個問題，再遇到類似杭州“飆車案”、湖北“鄧玉嬌案”這樣的公共事件，輿論就可以靜候公正了。

責編：李秀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