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鉅額財産來源不明罪"量刑增加順應反腐現實

　　新華網南昌３月２２日電（新華社記者胡錦武）在不久前召開的十一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七次會議上表決通過刑法修正案（七），其中規定，鉅額財産來源不明罪的最高刑由５年有期徒刑提高至１０年有期徒刑。法律界人士指出，這意味著我國反腐敗力度進一步加大，腐敗者將為自己的貪婪付出更高的“成本”。

　　記者在江西採訪時發現，鉅額財産來源不明罪量刑的增加，讓社會各界對反腐敗有了更足信心的同時，也期待今後從立法和制度層面還有更進一步的反腐舉措。

　　腐敗者的“免死金牌”？

　　１９８８年，第六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二十四次會議首次確定“鉅額財産來源不明罪”這項罪名。１９９７年全面修訂後的刑法，對這一罪名作出了“可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的明確規定。

　　“鉅額財産來源不明罪”問世後，適用這一罪名的涉案金額不斷增加，由最初的幾萬、幾十萬元到現在的動輒數百萬上千萬元，量刑卻一直沒有改變。少數人甚至因此認為，鉅額財産來源不明罪事實上成為了腐敗官員的“免死金牌”。

　　２００５年４月，有“贛南第一貪”之稱的江西省贛州市公路局原局長李國蔚，因涉案５６０多萬元被判無期徒刑。在李國蔚所有涉案金額中，被認定為受賄的僅１９７萬多元，其餘３６７萬多元以鉅額財産來源不明罪判處３年有期徒刑。

　　由於一些落網貪官洞悉了這一罪名的“軟肋”，拒不交待貪污賄賂罪行的現象較為突出。李國蔚一案牽出的贛州市公路管理局原副局長鐘駿揚，就是典型的例子。

　　在鐘駿場始終不肯交待非法財産來源的情況下，檢察機關只能以“零口供”對證據確鑿的３．５萬元贓款以受賄罪提起公訴，其餘１２４萬多元被列入“鉅額財産來源不明罪”名下。最終，鐘駿揚僅被法院以受賄罪判處有期徒刑２年，以鉅額財産來源不明罪判處有期徒刑３年，合併執行有期徒刑５年。

　　“賄賂案件中，往往只有當事人清楚犯罪經過，一旦他們拒不交待，辦案人員就算明知是受賄所得，也很難查證。”參與李國蔚一案調查的江西省贛縣反貪局局長劉豐春説，鉅額財産來源不明罪量刑過輕，很容易讓一些涉案人員心存僥倖，甚至逃脫法律制裁。

　　量刑增加順應反腐現實

　　為適應反腐敗鬥爭的需要，剛剛出臺的刑法修正案（七）修改了相關條款：“國家工作人員的財産、支出明顯超過合法收入，差額巨大的，可以責令該國家工作人員説明來源，不能説明來源的，差額部分以非法所得論，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差額特別巨大的，處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財産的差額部分予以追繳。”

　　“鉅額財産來源不明罪”量刑的增加，受到各界好評。

　　“考慮立法的連續性，通過求穩的方式逐步加重量刑，是非常合理的。”劉豐春説，以李國蔚一案為例，辦案人員都知道他還有很多工程項目上的賄賂款沒有交待，卻一點辦法也沒有。因為李國蔚清楚，交待“受賄”，只要金額在１０萬以上就可以判刑１０年，鉅額財産來源不明罪過去的量刑最高也才５年。

　　鐘駿揚一案的承辦人、贛州市檢察院公訴處的謝燈認為，因為鉅額財産來源不明罪要由被告人“自證清白”，而不是由檢察機關去取證，處置不當，很可能涉嫌“有罪推定”。為此，她認為，出於有利於犯罪嫌疑人的考慮，當前只有在“寧縱勿枉”基礎上適當加重量刑，必須做到有別於貪污罪和受賄罪。

　　財産申報成為制度反腐良方？

　　在通過立法加強反腐的同時，從制度層面如何預防和打擊腐敗行為則顯得更為重要。為此，有關人士認為，國家應該通過建立財産申報制度，以根治腐敗現象。

　　“如果建立了完善的財産申報制度，鉅額財産來源不明的問題就可能得以解決。”在採訪中，一些法律界人士表示，如果有了財産申報法，國家公職人員一旦有不能説明來源的超出合法收入的財産，就可能被指控為貪污，也就可能斷了腐敗者逃避制裁的念想。

　　贛州市紀委副書記賴彩明説，建立財産申報制度不失為反腐的一劑良方，但前提是必須對一些地方“允許國家公職人員辦實體”的政策進行明確約定，避免出現合法與非法的模糊地帶。

　　與此同時，以往“鉅額財産來源不明”現象中，以親戚朋友名義購買房産等固定資産，導致財産隱匿難以查明的問題也亟待解決。如江西省新餘市原市委副書記鐘宜彩腐敗案中，鐘宜彩通過個人借款和銀行貸款，以其子的名義向江西金亞房地産開發有限公司入股４５０萬元，隨後又將資金偷偷轉出，變相受賄４５０萬元。

　　為此，賴彩明認為，官員財産申報制度應分階段探索進行，在時機成熟的情況下，再將我國已有的官員“收入申報”擴大為“財産申報”，將內部監督延伸為公開監督，並予以強制推行，避免政策在推行過程中走樣。（新華社記者胡錦武）

責編：程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