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題:中非合作論壇北京峰會

    來源：中國新聞週刊

    中國政府表明了一種態度，設立了一種機制，一方面通過援助機制為中非合作構築更長遠的基礎，另一方面從技術上、細節上開始消解所謂“新殖民主義”論調的負面影響

    11月6日，隨著42位國家元首和政府首腦、6位政府代表相繼離開北京，全球矚目的中非合作論壇北京峰會完成了它的全部議程。

    峰會期間，中國南方航空公司宣佈，中國國內首條中非航線將於12月30日開通，屆時，上海將直通尼日利亞首都拉各斯。一如這條直航航線，中非關係以這次峰會為標誌，也走上了飛速發展的軌道。

　　對非“大禮”先解燃眉之急

    “我們鄭重宣示，中非建立政治上平等互信、經濟上合作共贏、文化上交流互鑒的新型戰略夥伴關係”。5日下午的峰會閉幕式上，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和埃塞俄比亞總理梅萊斯、埃及總統穆巴拉克共同宣讀了《中非合作論壇北京峰會宣言》。

    “新型戰略夥伴關係的三大基礎中，除了政治上平等互信得以繼續保持，經濟上合作共贏和文化上交流借鑒是近些年來中非關係出現的新特點”。前中貝(貝寧)紡織品商會常務秘書、“非洲通”陶勇告訴《中國新聞週刊》，“中非之間已經進入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利益攸關的新時代”。

    除了對非投資的商人、研究問題的學者、把握政策的外交官員，大多數中國人都是通過這次中非合作論壇北京峰會才了解到，中國已經成為涉非貿易中最大的買家和賣家。中國需要非洲多達8億人口的龐大市場，人均GDP不過1000美元的非洲也需要物美價廉的中國商品。

    但是，一些長期以來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在相當程度上阻礙了中非之間的“直航”。

    “這次胡錦濤主席代表中國政府宣佈的8項援非措施，將最急需解決的問題一攬子解決了”。中國社科院西亞與非洲研究所副所長楊麗華告訴《中國新聞週刊》。

    歷史上，非洲幾次錯過發展機遇，很重要的一個原因是資金鏈的斷裂。因此，胡錦濤主席宣佈：免除同中國有外交關係的所有非洲重債窮國和最不發達國家截至2005年到期的政府無息貸款債務。同時，擴大對非洲援助規模，到2009年使中國對非洲國家的援助規模比2006年增加一倍。

    其次則是市場準入。胡錦濤主席宣佈，進一步向非洲開放市場，把同中國有外交關係的非洲最不發達國家輸華商品零關稅待遇受惠商品由190個稅目擴大到440多個。

    “對於一些最不發達的非洲國家來説，能夠有競爭力的出口産品種類非常之少，如果再碰上關稅壁壘，原有的些許優勢也已化為烏有”，楊麗華説，“中國一方面部分實行零關稅，一方面擴大受惠商品的種類，針對的就是這些最不發達國家和地區”。

    第三是對農業、教育等基礎性領域給予扶持。中國政府宣佈，今後3年內為非洲培養15000名各類人才；向非洲派遣100名高級農業技術專家；在非洲建立10個有特色的農業技術示範中心；為非洲援助30所醫院，並提供3億元人民幣無償援款，幫助非洲防治瘧疾；向非洲派遣300名青年志願者；為非洲援助100所農村學校；在2009年之前，向非洲留學生提供的中非政府獎學金名額由目前的每年2000人次增加到4000人次。

    “這些基礎性的援助，實際上是一種水漲船高的辦法”，陶勇説，“非洲因此而發展進步，不僅對中國有利，對所有與之合作的國家和地區都有利”。

    此外，中國政府還宣佈，為鼓勵和支持中國企業到非洲投資，設立中非發展基金，基金總額逐步達到50億美元。

    在殷罡(中國社科院西亞和非洲研究所研究員)和陶勇看來，這是中國政府積極促進非洲發展的標誌。當然，準備對非投資的中國企業首先要符合一定的資質條件，才能從政府手中獲得援助。

    “相對於非洲56個國家和地區，50億美元並不算多”，陶勇説，“關鍵在於中國政府表明了一種態度，設立了一種機制，加強對非洲投資企業的管理。這就從技術上、細節上開始消解所謂‘新殖民主義’論調的負面影響”。

    據本刊了解，今年6月溫家寶總理出訪非洲七國返回北京後，專門指示有關部門加強對非洲當地市場的研究，尤其要做好赴非投資中國企業的篩選和管理工作。這是因為，1984年中國結束“傳統方式”的對非援助之後，中國對非投資企業曾聯合向政府進言，要求政府加大扶持力度，引起了決策層的重視。這一政策的出臺，政府既加大了對赴非投資企業的支持，也加強了引導與管理，使對非投資企業的融資渠道更為通暢。此前，不少中國企業主建言，中國政府在對非投資企業的金融扶持方面應該參照印度的經驗。

    中國的獨特作用

    儘管西方各國政府和民間也在通過各種形式和渠道幫助非洲經濟發展。例如，世界首富比爾蓋茨就把90%的財産捐贈給基金會，而這些資産絕大部分用在了非洲。或許令蓋茨感到痛苦的是，他無法用生意上的往來拉動非洲經濟的增長。處在世界産業鏈的高端，金字塔尖頂無法觸摸到龐大的、擁有56個國家和地區(其中3個沒有獨立)的非洲大陸這一塔基。

    正在進行工業革命的中國此時起到了無可替代的橋梁作用。一方面，中國是涉非貿易的最大買家和賣家，另一方面，中國還是與西方貿易的最大買家與賣家。不同的是，買賣的內容有著很大的差別。中國對非洲輸出的商品同時輸出給西方，換取西方的高科技。當中國以高科技“武裝”了自己後，與中國往來越發緊密的非洲也在持續獲益。

    “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南南合作已經成為一種趨勢，這令西方發達國家始料未及”，楊麗華説，“西方發達國家原本以為，如果發展中國家想要發展，向西方取經是惟一的道路”。

    僅以中非關係為例，中國企業參與對外競爭的能力不斷增強，而非洲作為一個整體，也已開始擁有與其他區域平等合作的經濟實力。目前，非洲人均GDP已達1000美元，與中國在伯仲之間。尼日利亞總統奧巴桑喬于動身前往北京之前的10月30日，親自主持了拉各斯至卡諾新建鐵路的簽約儀式。該項目投資總額高達83億美元，中標者為中國鐵道建築總公司和所屬的中國土木工程集團公司。北京峰會期間，尼日利亞財政部長內娜迪奧斯曼女士透露，中國進出口銀行很快就將敲定提供總計25億美元的貸款，用於建設輸油管道、鋪設鐵路軌道等等基礎設施。

　　幫助非洲成為共同責任

    目前，幫助非洲發展已成為一個全球性目標。今年上半年，東非國家作為一個整體，與同為印度洋國家的印度展開了對話；同為今年上半年，西非16國與美國展開對話。作為回應，上個月，美國前總統克林頓在紐約組織論壇，探討美非關係。在北京峰會宣言中，中國也宣佈“支持非洲國家聯合自強，自主解決非洲問題，支持非洲地區組織和次地區組織推動經濟一體化的努力，支持非洲國家實施‘非洲發展新夥伴計劃’”。　

    “在與不同政治實體的交往中，非洲的側重點各有不同”，陶勇説，“與中國、印度的經貿往來愈發緊密，而政治制度、法律框架仍然主要源自——法國和英國，也就是説，中非關係與法非、英非關係不在一個層面上”。

責編：何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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