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建設：挺起文化中國的軟實力

　　文化，一個看似普通、輕鬆且在每個人身邊無處不在的話題，我們的共和國從誕生到今天，卻用了60年時間去挖掘它、培育它、思考它，不斷調整它的角色，不斷尋找它的定位。今天中國文化每一個被人津津樂道的話題，都可以在60年間找到其形成、發展、演變的鏡頭片段。這些片段，與共和國同行，為人民放歌，有過波瀾壯闊，也有過曲折反復。透過這些片段，我們不難看出一個文化大國的成長與成熟，領悟到一個崇高真諦：文化是中華民族的精神家園，文化實力是綜合國力的重要組成部分，共享公共文化服務是13億人的基本權益。

　　大眾化與小眾化：“文道”回歸的可貴與困惑

　　早在1942年，毛澤東同志就在《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中指出，文藝要為人民服務，為工農兵服務。浙江省委黨校社會學文化學教研部主任、教授陳立旭指出，新中國成立以後，伴隨著經濟政治領域的深刻變革，各地文化領域呈現出了新的氣象，省地縣相繼建立了文化局以及文學藝術界聯合會等群眾團體，接管、改造了舊的圖書館、博物館、電影院（隊）、劇場和劇團，扶持具有愛國主義思想和人民性、反帝反封建的文藝作品。他對比説，1949年4月底，浙江省僅有28個職業劇團，41座劇場，10座電影院，1個電影隊；至1957年，浙江已建立電影院27座、電影隊216個、電影俱樂部18個，劇團138個，劇場134座。

　　在新中國成立後很長一段時間內，雖然文化被視為政治教化工具後流於呆板，文化事業由國家包辦後弊病多多，但不可低估其正面效應，那就是人民群眾享有普遍、廉價的公共文化服務，遍佈農村的露天電影和戲曲演出就是例證。

　　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文化領域的創造力不斷迸發，人民群眾享有的文化産品更加豐富。但市場化進程的推進也導致文化的高消費現象不斷凸顯，尤其不少文化産品精英化、高端化、小眾化，把大多數人擋在大門外。這不僅導致了市場的殘缺與丟失，也使群眾文化權益的保障付諸闕如。不管是發達地區的城市，還是中西部農村，百姓對健康、有益、質優價廉文化産品和服務的供給都表現出極大的渴望。

　　可貴的是，黨的十七大提出“人們的基本文化權益”這一概念，文化共享作為民生的題中應有之義，其功能得到了回歸。解決文化高消費現象，無疑是“文化民生”破題所無法忽視的環節。當前一些地方降低文化消費價格，讓“陽春白雪”重新走進尋常百姓家，已經收到了很好的效果。讓更多優秀的文化産品更快、更好、更便捷地與群眾見面，讓城鄉共享這些優質文化資源，已成為政府有關部門的共識。如文化部與財政部共同組織實施了全國文化信息資源共享工程，還為基層劇團配備了近千輛流動舞臺車。

　　60年間，從單純的政治教化工具到一度在普通百姓中漸行漸遠的小眾化消費，再到構建公共文化服務體系，文化為誰，在強調以人為本的今天，這個道理已經沒有再討論的必要。

　　單一與多樣：從禁錮到包容的變奏

　　回首60年，誰也不能否認當前中國文化的空前繁榮；同時，誰也不能否認當前中國文化的多元、多樣與多變。文化內容的變化離不開國家的命運。在以階級鬥爭為主線的年代，文化被泛政治化，內容就是階級鬥爭的晴雨錶。尤其“文化大革命”，在底蘊豐富的傳統文化和百花齊放的社會主義文化被摧殘、破壞之後，全民文化生活呈現出單一的色彩。

　　文化選擇的多元，背後是社會思潮的多元，同樣也離不開中國走上市場經濟發展之路、現代化程度越來越高、從政府到社會越來越包容的大背景。中國的百姓擁有越來越充分的文化消費主導權，而支撐這一切的就是市場化改革與市場機制，任何人都可以享受大眾文化産品。

　　當然，文化領域的多元與包容現象也出現了一些令人不快的苗頭。如一些反對權威、“去中心化”的文化思潮導致一些年輕人認為“英雄可以歪曲，權威也可以褻瀆”，一些對英雄人物的“惡搞”顛覆了社會的道德標準，混淆了是非價值觀念。社會對多元文化內容的接受與包容，並非沒有底線。這種底線既包括公民權益、倫理道德，也包括國家安全、社會穩定。經歷了60年文化嬗變的中國人，儘管已從狂熱地引進西方多種文化，到回歸本土心平氣和、從容成熟地創造自己的文化産品，但政府在教育、立法、行政及經濟上的適度調節，也必不可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