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政部部長 李學舉
【提要】
經過60年的發展,特別是改革開放30年來,民政工作最大的成就是建立了“為民解困、為民造福”的基本制度,解決了人民群眾的基本生活問題,保障了人民群眾的基本權益。
“目前全國享受低保的人數已達7000萬。城鄉低保制度,是解決我國困難群眾一個最基本的保障制度。正是這個保障制度的實施,我們現在保障困難群眾最低生活的‘兜底網’已經基本編製成型;困難群眾的生活基本得到了保障;13億中國人民的溫飽問題基本解決。”談起新中國的民政事業,民政部部長李學舉深有感觸地説。
滿頭銀發的李學舉給人的印象和藹可敬,這與他的“民政”官職十分吻合。他借用溫家寶總理的話形容民政部門的角色,“當人民群眾遇到困難時,想到的第一個部門就是民政部門,要找的第一個幹部就是民政幹部。”
“新中國成立初期,毛澤東指出‘民政工作是做人的工作’;朱德認為民政部是人民群眾的組織部;陳毅要求民政部門‘上為中央分憂,下為百姓解愁’。從老一輩革命家談的這幾句話中道出了民政工作的實質,民政工作是為老百姓做事的,它所從事的工作涉及到老百姓從生到死的方方面面。所以我們確定的工作理念是民政為民,這是民政工作的第一要務。”
民政伴隨著祖國成長的腳步一路走來,追尋其發展軌跡,令人自豪,催人奮進。同時,李學舉部長也深感肩上的擔子很重。
民以食為天,解決溫飽艱難探索
“我親身經歷了新中國60年來的風風雨雨。我成長在農村,在基層工作了10年。在公社工作期間接觸的群眾最多,經常與百姓同吃、同住、同勞動。”回首往事,李學舉娓娓道來。
那時農村的困難群眾是用什麼辦法去保障呢?李學舉説,當時農民都是在集體裏統一生産、統一分配,他們的生活水平就取決於集體辦得怎麼樣。由於當時政策取向上出現了一些偏差,儘管基層的幹部費了很大的勁,但農民的積極性還是調動不起來。再加上農民沒有其他的收入,很多生産隊勞動一天只有幾分錢的報酬,農民吃的糧食完全是由生産隊裏分配,最低標準是三百六十斤毛糧。現在回憶起來,群眾生活普遍非常苦、非常窮。解決困難群眾的問題,一個是生産隊可以從集體裏給一些,另外政府可以給一些救濟款,但是非常有限,也就是幾塊錢,臨時救濟,沒有形成根本的制度。另外,國家的財力有限,所以很多群眾的溫飽問題沒有解決。
儘管當時全國普遍提出來“上綱要、跨黃河、奔長江”的口號,但根本實現不了。群眾吃、住、穿都非常困難。如果説原因,十幾億人的溫飽問題大如天,解決起來不容易,雖然想了很多辦法,但改革開放前一直沒能解決,農村大面積貧困,政府看到了群眾的困難,但拿不出錢來。
政策對頭,兜底工作不用愁
“現在情況不一樣了!”李學舉話鋒一轉,欣慰地説,我國的社會救助網絡已經覆蓋城鄉全體居民。全國社會救助對象年均超過1.5億人次。其中,城市低保對象2300多萬人,農村低保對象4534萬人,農村五保供養對象570多萬人,年均救助城市生活無著的流浪乞討人員130多萬人次,每年救助受災群眾約8000萬人次,城鄉每年約1500萬人次得到醫療救助。社會救助制度的建立和日臻完善,為人民群眾編織了一張保障基本生活的“兜底網”。
我國人民群眾的基本生活得到了切實保障,溫飽問題得到了基本解決。説到關鍵處,李學舉很動情:“這是了不起的事情,這麼多人口的溫飽問題,歷朝歷代都沒有解決的,這是中國老百姓夢寐以求的,中國共産黨執政60年把它解決了,百姓實現了夢想,這不能不説是個奇跡!”
城市低保1994年在全國一些地方、一些發達地區已經開始了。農村低保2007年之前也有很多地方開始實施。民政工作的發展要適應經濟社會的發展,另外,解決群眾基本生活,是和社會經濟發展分不開的,這是個深層次問題。改革開放前,想解決,沒有實力,解決不了。現在國家經濟發展了,綜合實力增強了,所以黨提出了執政為民,能有更多的錢拿出來,用於解決困難群眾的生活。當然,現在補助的標準還不高,困難群眾還有這樣那樣的問題沒有得到解決,加之實施低保制度過程中也存在一些比較薄弱的工作環節,但我相信,隨著經濟和社會的發展,隨著國力的增強,我們的低保標準還將不斷提高,實施這項制度的水平也會逐漸完善和提高。
現在,解決城鄉低保所需要的資金,是政府的責任,政府財政要拿錢。目前是分級管理,中央財政每年預算出一部分錢,用於城鄉低保,並且逐年提高,比如今年達到540億;省地市縣級財政也有預算用於城鄉低保。從財政來講,預算出城鄉低保所需的資金,應該是雷打不動的,從發展趨勢來看,由於救助水平的提高,低保各級投入是逐年增加的。
李學舉説,他常跟民政系統的領導幹部講,我們在看到城市高樓林立時,一定要想到還有城市居民住在棚戶區、農村居民住在茅草房;看到那種一擲千金的宴會,一定要想到很多困難群眾還在為填飽肚子奔波;看到穿時尚服裝的人群,一定要想到很多群眾還是衣衫襤褸。
面對災害,建立應急和保障制度
天災人禍發生時,民政工作在發揮什麼作用?李學舉部長説,這個職責主要從災害的不同時期來説,大致可以分成三個階段。一個是災前,能夠建立預防機制,比如颱風預報;二是災中,進行緊急援助,比如群眾轉移安置後的衣食住;三是災後的恢復重建。
應該説,改革開放以前,救濟的方式,都是臨時的措施;現在的救助已經建立了一種制度,比如對災害,轉移的群眾每人補助多少,旱災補助多少,恢復重建,包括遇難人員撫恤,都建立了制度,從項目上、從標準上都規範了,越來越清晰。比如,災情來了,民政部從上到下都知道怎樣啟動響應,知道災害出現了應該做什麼,災後該做什麼。
去年南方發生多年未見的雨雪冰凍災害,汶川發生大地震。李學舉部長説:“汶川大地震發生後,我跟總理第一時間到災區去,我前後去了8次,在地震災區待了50多天,心情始終非常壓抑。我是幾種情感交織,第一是非常心痛,第二是壓力、內疚。使我真正受感動的,還是人間真情。不管是搶救傷病人員,還是各種社會捐助,還是軍隊跋山涉水。這次社會捐助捐贈的廣泛性、數額都是以前沒有的。”
時刻提醒,民政之要在於為民
“您的工作目標是什麼?您希望做一名什麼樣的民政部長?”記者問。
“民政部長應該是困難群眾的代言人。各級民政幹部,都應該經常聽聽群眾的疾苦聲,都應該了解知道困難群眾當前想些什麼、需要些什麼,還有些什麼事需要我們民政幫忙解決,這是對民政幹部起碼的職業要求。”李學舉説,“對我本人來講,最大的希望,一是我認真履職了,我為解決困難群眾生活方面做出了努力;二是我在任期間,我們實施的惠民制度、政策,能夠隨著我們國家經濟社會的發展不斷完善,困難群眾的生活能夠不斷得到提高。第三點,不管民政幹部也好,困難群眾也好,都認為我是一個親民的部長、一個為民辦事的部長,如果能這樣,我就足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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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編:石光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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