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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有一個“長長的議題清單”

 

CCTV.com  2009年07月23日 05:17  進入復興論壇  來源:中國青年報  

沈大偉在喬治華盛頓大學他的辦公室裏。本報記者 楊麗明攝

  ——專訪美國著名中國問題專家沈大偉

  本報駐美國記者 楊麗明

  7月27日至28日,首次“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S&ED)將在美國首都華盛頓舉行,中美將就“事關兩國長遠戰略利益的重大安全和經濟問題進行全面對話”。這是奧巴馬時代中美高層對話的新機制。

  在世界金融危機肆虐、地區和全球面臨新的傳統與非傳統安全挑戰的背景下,兩大“具有全球領導性影響”的國家進行全面對話,所受的關注度是空前的。

  這一對話機制“新”在什麼地方?奧巴馬上臺後,美國究竟是怎麼看待與中國關係的?美國當地時間21日,本報記者對美國著名中國問題專家沈大偉(David Shambaugh)進行了專訪。沈大偉是美國最著名的中國問題專家之一,現任職喬治華盛頓大學伊利奧特國際關係學院中國政策項目主任,還擔任布魯金斯學會外交政策研究項目客座高級研究員。曾擔任《中國季刊》主編,並主持伍德羅威爾遜國際學者中心的亞洲計劃。他還是美中關係全國委員會、國際戰略研究所、世界經濟論壇、國際政策太平洋委員會、外交關係委員會、亞洲協會以及其他公共政策和學術組織的委員。在奧巴馬提名亨茨曼擔任新任駐華大使之前,沈大偉曾是候選人之一。他將從下半年開始在中國社科院擔任交流學者。

  沈大偉認為,此次“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是奧巴馬上任以後中美之間啟動的一種新的高層對話機制。“新”體現在兩個方面:形式“新穎”;雙方將討論的議題切合國際新形勢。

  他認為,形式的“新穎”體現在此次對話把“戰略”及“經濟”兩大方面的議題“合二為一”,囊括在同一個機制下。在具體的對話過程中,又將這個對話“一分為二”,一條主線,兩條平行的對話渠道:中國國務委員戴秉國和美國國務卿希拉裏共同主持戰略對話;中國國務院副總理王岐山和美國財政部長蓋特納共同主持經濟對話。

  而且,這一對話比以前的“戰略對話”機制規模更大、涉及兩國部委更多。本國內部與兩國之間不同的部委的交叉協調,需要更加有效的“官僚統籌”。有的議題,比如氣候變化和能源議題,涉及兩國的部委是多元的和交叉的,把這些相關部門都統籌到一個機制下進行協調,將會更有效率。

  沈大偉説,在戰略對話方面,按照奧巴馬政府的最新思想,中美之間目前有四大戰略性的合作議題:氣候變化、能源合作、全球金融危機和軍控。沈大偉認為,此次對話,排在議事日程最前列的應該是上述四大戰略議題中的前三項。雙方在軍控方面的合作尚沒有實質性的打算。

  在奧巴馬的國內改革日程表上,推動美國“潔凈能源與安全”改革是其任內最重視的工作之一,他的這一內政重點反映在外交上,就是與中國這一“具有全球影響力的大國”在氣候變化與能源安全上進行合作。在這一點上,早在希拉裏訪華期間就已經定了調:中美是世界兩大溫室氣體排放國,美國將把加強與中國在氣候變化領域的合作作為外交重點之一。

  在應對全球金融危機問題上,沈大偉認為,雙方將就各自最新的進展進行溝通。為了應對全球金融和經濟危機,雙方都已經出臺了一整套經濟振興計劃。從目前來看,中國的振興計劃是有效的,但美國方面的效果還有待觀察。

  除了這些戰略性議題之外,雙方還將就一些國際問題進行交流,比如朝核問題、伊核問題等。在這些問題上,美國需要中國的支持和合作。在經濟層面,雙方將在宏觀經濟形勢、(美方的)貿易逆差、匯率、知識産權等方面交換意見。

  沈大偉説,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將有一個“長長的議題清單”,不過,由於這是該機制的首次對話,不要期待每個問題都會有令人滿意的結果。他認為,雙方就那麼多戰略和經濟議題進行如此高層次的對話,“這本身就是一種很好的結果”。

  沈大偉認為,如果説布什政府將中國是不是一個“負責任的利益攸關方”打了個問號的話,那麼,奧巴馬政府則在這個表述後面打了個肯定的感嘆號。

  國務卿希拉裏克林頓上任後首次出訪就到了中國;中美開啟戰略與經濟對話;下半年兩國元首還有可能進行互訪……這些都是美國重視中美關係的積極信號。

  與布什政府不同的是,在奧巴馬政府更強調的所謂“負責任的利益攸關方”方面,中國承擔的是“全球性責任”。中國與美國是世界上兩大具有“領導力”的力量,中美雙方不僅在雙邊問題上要加強合作,更要在地區及全球問題上加強合作。

  不過,沈大偉不認同“G2”這個提法。他不認為僅憑中國和美國兩個國家就能夠“治理全球”,應對全球事務。他説,這種提法“很不現實”,“中美還需要其他全球夥伴”。

  沈大偉用兩個“I”來形容中美之間的合作關係:“相互依存”(Inter-dependence)和“制度化”(Institutionalization)。“相互依存”指的是,中美在目前的國際環境下,在經濟、文化、社會、科技等各個方面都互有需求,合作共贏。所謂“制度化”,則不僅指中美雙方高層的對話和合作,還包括雙方各部委以及地方政府之間的合作。很快就要舉行的跨部門、跨領域的“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就是雙方合作“制度化”一個很好的例證。

  沈大偉説,中美之間目前已經有60多個對話機制,共達成過200多項協議,這種通暢的“制度化”,構成了中美之間穩定合作的基礎。

  本報華盛頓7月22日電

責編:李二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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