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教授稱購房落戶政策較現行戶籍制度更平等

　　北京大學教授楊開忠通過本刊首度回應輿論質疑——“我為什麼主張‘購房落戶’”

　　《中國經濟週刊》記者王紅茹/北京報道

　　從2月9日至今，北京大學楊開忠教授的電話就響個不停。“有許多媒體朋友曾與我聯絡，想就 ‘購房落戶’問題進行採訪，但因過於繁忙，我都沒有如他們所願。”

　　2月9日，在本刊2009年第6期發表的《北京是否也可“購房落戶”》一文中，北京大學首都發展研究院常務副院長楊開忠教授接受《中國經濟週刊》獨家專訪時主張北京、上海等大城市施行“購房落戶”的觀點提出後，一夜間引起熱議。

　　2月21日，楊開忠教授再次接受《中國經濟週刊》專訪時希望通過本刊向對“購房落戶”關注的廣大讀者和網民表示感謝，並且針對“購房落戶”問題，做進一步闡述。

　　“我之所以還要接著説‘購房落戶’這個事，是希望對中國進一步深化改革、促進發展有所推進，‘購房落戶’在當前是急需的，從長遠來説也是十分必要的。”楊開忠説。

　　“準入條件制是戶籍改革的方向”

　　作為鬆動戶籍制度的一項措施，“購房落戶”在許多地方推行多年，做法也不完全一樣，雖然都或多或少受到質疑，但並沒遭受如如今這般強烈的論爭。

　　“此一時，彼一時，今天的背景跟以前大不一樣了。目前在房價與老百姓收入比總體仍顯畸高的情形下，重提出臺‘購房落戶’政策，觸動了很多人的利益。”一位業內人士向記者分析。

　　“我對網上的惡意評論看得很淡，無論是反對的還是贊成的，都表示理解。我想澄清的是，作為一名經濟學與公共政策學者，我只知道利用我自己的專業知識，站在公共立場的角度去思考一些感興趣的公共政策問題，不代表任何個人或利益集團，也不認識房地産開發商。”楊開忠向《中國經濟週刊》表示，“購房落戶”是關係中國改革發展的大問題，是國家大事。

　　楊開忠教授的主張並沒有博得所有人的讚許。學者易憲容就批評此舉會抬高房價，並涉嫌歧視低收入者；還有評論認為“購房落戶”有悖于社會公平原則，理由是：即使北京實行“購房落戶”政策，設定的門檻肯定不能低，這樣僅僅是對高檔住宅銷售有刺激作用，而對目前北京市存量較大的面積在90平方米左右的普通住宅不起作用。“北京和上海只會成為富人的後花園。”

　　針對上述質疑，楊開忠教授依然堅定地認為，作為一種特定的人口準入條件制度，用“購房落戶”取代戶籍制度是利於社會公平的。而且，“購房落戶”較現行戶籍制度更加平等。

　　“傳統的戶籍制度把家庭或個人嚴格限制在特定的、不同的社會權利體系和地理區位，家庭或個人很少有選擇的自由和權利。”楊開忠教授分析説，改革開放以來，傳統的戶籍制度有了很大的改革。但是，農村人仍然難以根據自己的願望和能力完全進入一類、二類城市並獲得相應的市民權利，大城市人也少有權利自由選擇完全進入別的城市。這使得我國大城市出現了一種嚴重的不平等現象，許多外來人在大城市工作和生活了許多年、有了固定的自有住宅，但卻無望享有該城市戶籍人口同樣的市民待遇。因此，現行戶籍制度仍然嚴重缺乏公平性。

　　“‘購房落戶’作為一種大城市特別是一類、二類城市人口準入條件制度，顯然賦予了個人和家庭根據自身願望和能力全面進入大城市市民權利體系的機會，因而較現行戶籍管制當然更為利於社會公平。”楊開忠説。

　　楊開忠教授進一步強調，從國際經驗看，準入條件制度本質上符合社會公平的原則。例如，美國是資本主義世界最自由的國家，但人們從一個州到另一州的社會權利體系也不是毫無條件的，主要體現在教育服務方面。“外地人沒有向本地繳納區域和地方稅的義務和責任，當然也就不能向本地人一樣享受本地政府用地方納稅人的錢提供或參與合作提供的公共産品和服務的權利，否則就是不公平的。反過來，外地人到本地為地方稅收做出了相當程度的貢獻，卻沒有得到相應的權利，也是不公平的。”

　　“外地人遷入要想享受與本地人同樣的地方性社會權利，自然就需要有某些條件了。這是責權利相統一的要求，也是政府對社會權利體系的進入進行管制的基本原因，是符合社會平等原則的。當然，人口準入條件的存在可能還有社會成本—收益比較方面的原因。例如，高密度地區和城市完全放任人口自由流入可能帶來巨大的社會凈成本，為了公共利益設置一定的準入標準就成為可能了。”楊開忠教授補充説，“準入條件制度是我國戶籍制度改革的普遍核心、方向和目標模式。”

　　取代“人口控制指標制”

　　楊開忠教授認為，“購房落戶”應涉及五項準入條件：

　　一是自有住房應該是達到一定經濟價值或面積，取得房屋所有權證達到一定年限以上；二是在本市具有穩定的就業和收入；三是積累了一定的人力資本，如某種學歷或專業資格等；四是按規定參加社保達到一定年限以上；五是連續累計繳納個人所得稅達到一定額度以上。

　　他同時強調，不同的城市和地區經濟、社會、生態、地理以及管理水平不盡相同，他們的“購房落戶”條件範圍和標準可以相應有所不同。

　　“我所主張的‘購房落戶’實質上就是適合大城市、特別是一類、二類城市的‘人口準入條件制度’，加快推進‘購房落戶’實質上就是加快以‘人口準入條件制度’取代現行的‘人口控制指標制度’。這也是我國戶籍制度改革的核心、方向和目標模式。”楊開忠教授説。

　　但是在“購房落戶”條件下如何調控城市人口規模以保持人口、資源、環境、發展的協調演進，是人們廣泛關注的另一個重要問題。

　　北京市建委負責人日前接受媒體採訪時表示，“購房落戶”政策可能對刺激住房消費很有效，但是目前北京市的條件並不適合採用此項措施。

　　楊開忠教授告訴《中國經濟週刊》，“我們對北京的人口承載力進行過專門研究，目前的確是超載的。解決超載問題，雖然把握人口增長的節奏是重要的，但關鍵是要轉變發展方式。”

　　楊開忠教授認為在“購房落戶”條件下城市人口規模調控是有辦法的。他提出了至少可以綜合運用的五個方面的做法：

　　一是發揮市場機制的基礎作用。“土地空間” 是一種稀缺資源。除了一些對維護公共利益具有特殊意義的“土地空間”外，其他均應競價配置，讓出價高者使用，這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根本要求之一。當然，在這一過程中，必須同時完善社會保障制度，為全社會每個人提供生存和發展的基本安全網。

　　二是靈活調節人口準入條件。

　　三是以業管人。從根本上來講，産業區位決定人口區位。因此，可以通過制定實施産業政策、採取産業開發許可證等手段來控制城市人口規模。

　　四是實施城市成長邊界管制等城市成長管理。

　　五是通過大力推進節能降耗減排和交通、土地利用的技術進步提高城市資源環境承載人口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