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恐怖組織到"人權鬥士" "東突""藏獨"輪番變臉

　　從“獨立”到“自治”、從恐怖組織到“人權鬥士”，變的是臉孔，不變的是分裂祖國的險惡用心，還有他們背後那只若隱若現的黑手

　　國際先驅導報特約撰稿葉海林發自北京 1979年中國的改革開放剛剛起步，那時已經在海外漂泊了整整20年的十四世達賴喇嘛丹增嘉措42歲，他做夢也不會想到之後30年他自己的家鄉青海和鄰近的西藏自治區會發生如此翻天覆地的變化，他的所謂“事業”則將隨著中國的不斷強大不可逆轉地走向衰落。而那一年艾山買合蘇木15歲，還呆在自己的新疆疏勒縣老家，20年後，這個蠻橫的少年以一種可恥的方式進入了中國歷史，而他永遠都沒有機會看到自己背叛了的祖國在30年後是什麼樣子。

　　一個是西方世界熱捧的“活佛”和諾貝爾和平獎獲得者，一個是被國際刑警組織列入紅色通緝令的恐怖組織“東突厥斯坦伊斯蘭運動”的創辦人，他們都是威脅中國領土完整和國家統一的分裂勢力的代表，他們還都得到了中國境外勢力的支持。

　　改革開放30年，和平穩定30年，但絕不是太平無事的30年。實際上，“東突”和“藏獨”變臉也變了30年，從“人民起義”到“聖戰”、從“獨立”到“自治”、從恐怖組織到“人權鬥士”，變的是臉孔，不變的是分裂祖國的險惡用心，還有他們背後那只若隱若現的黑手。

　　“東突”轉戰境內外

　　新中國成立至上世紀70年代末，新疆曾經保持了相當長一段時間的和平與穩定。改革開放後，隨著國內外交流的加強，“泛突厥主義”、宗教極端主義等再次從境外流入新疆，蟄伏多年的“東突”勢力試圖迷夢重溫。蘇軍侵阿戰爭的爆發，“聖戰”被鍍上了一層玫瑰色，暴力隨即成為那個時代的“東突”分子能夠設想的唯一選擇，艾山買合蘇木等人便是在這樣的氛圍下成長起來的 “新一代東突領袖”。

　　20世紀80年代，“東突厥斯坦燎原黨”製造了“527”喀什武裝暴動，90年代以來，新疆連續發生了1990年“45”巴仁鄉反革命武裝暴亂；1996年沙雅“715”暴獄事件；1997年伊犁“25”打砸搶騷亂等一連串恐怖事件。一時間天山南北似乎變成了“東突”分子的戰場。然而，好景不長，在中國執法部門的嚴厲打擊下，先期從事恐怖活動的“東突”分子很快或被擊斃、或被抓捕、或逃亡海外。

　　1997年以後，“東突”分子在海外重新集結，得到“基地”組織的庇護，在阿富汗建立了若干訓練基地。這一時期新疆雖然恢復了和平與安寧，但暴力恐怖的陰雲卻在阿富汗上空不斷凝結，對中國邊境地區的安全造成了重大威脅。2001年“911”之後，美軍攻打塔利班政權，“東突”分子被編入塔利班武裝驅趕到戰場上和美軍交手。

　　和其他在阿富汗和巴基斯坦部落區活動的許多外國武裝人員不同，“東突”分子根本不遵守自己的宗教習俗，筆者曾經前往巴基斯坦邊陲重鎮白沙瓦，即使是那裏的思想極端保守的部族人員也語帶鄙夷地對筆者表示：“這些‘東突’分子喝酒、賭博、不禱告，根本不是穆斯林，更不是聖戰者。”

　　反恐戰爭後轉向“文鬥”

　　“911”之後，為了避免成為全球反恐戰爭的眾矢之的，“東突”勢力逐漸開始強化文的一手，試圖淡化自己的恐怖組織色彩。

　　實際上，“東突”勢力一直分為兩大派別，一派是新中國成立之後便逃往海外的老牌“東突”分子，大多藏匿在土耳其，以老伊薩為代表，得到了土耳其退役將領白根等人的支持，以“基金會”、“文化協會”的合法面目從事分裂活動；而另一派則是20世紀80年代後嶄露頭角的艾山買合蘇木等暴力分子。

　　“武鬥”派原本對“文鬥”派並不怎麼心懷敬意，但現在兵敗如山倒，只好向財力更足實力更大的後者尋求庇護，並且開始更注重博取西方支持。

　　於是“東突”勢力頻頻在國際舞臺上亮相，企圖將中國反“東突”從國際反恐鬥爭中剝離出來，不但在美國成立了所謂“東突流亡政府”，企圖把熱比婭打造成“又一個達賴”，還在大本營土耳其頻繁作秀，最主要的一招就是糾集一夥人到中國駐土外交代表機構門前示威。

　　筆者便曾親身經歷了數次這樣的“抗議”活動，幾十個老弱病殘猥集在使館門前，揮舞著幾面藍色的“東突”旗，叫喊口號。一位曾在中國駐土耳其使館工作多年的外交官向筆者介紹説，“這些人時不時來鬧事，鬧騰上個把小時後，跑到餐館大吃一頓，再從組織者手中領上一點現金便作鳥獸散。”

　　迎合西方的香格里拉情結

　　和“東突”的暴力恐怖比起來，“藏獨”集團由於有了達賴這件漂亮的外衣，顯得“溫和”許多。然而，“藏獨”勢力並不是一開始就鼓吹非暴力的。

　　上世紀六七十年代，在美國中央情報局的策劃和資助下，“藏獨”勢力曾接連不斷地招募訓練武裝人員向西藏滲透，從事暴力活動。這一套招數玩了幾十年，中央情報局失去了興趣，達賴集團也換了主張。達蘭薩拉發現原來達賴喇嘛的那身袈裟和那副眼鏡，比辛辛苦苦訓練出的武裝分子，更能煽動西藏境內的少數僧眾，也更能迎合大多數西方民眾心目中的香格里拉情結。

　　幾十年來，年歲漸長的達賴幾乎走遍了全世界，每到一處，他都既與“要人”交往，又向普通民眾“布道”。一位練瑜伽的美國朋友曾對筆者説：“在我死之前一定要去印度見一次達賴。”像她這樣的西方人不在少數。

　　台灣“國立政治大學”副教授、“蒙藏委員會”前任委員長張駿逸這樣評價達賴喇嘛：他“馬不停蹄地在西方世界遊説布道，雖然他每次演説的內容大同小異，可每每座無虛席，盛況空前。他宣揚的佛法，不過是一些最基本的啟蒙知識，卻都被筆錄成書，一版再版，充斥西方的書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