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確保市場經濟的社會主義方向

　　新華網北京１２月１１日電 題：中共確保市場經濟的社會主義方向

　　新華社記者王建華　柴海亮　丁靜

　　董海燕除了每天忙碌於人力資源管理工作外，還有另外一項重要職責：列席公司董事會，監督決策制定、財務收支及其他業務運營。

　　作為延安知名私營企業延百集團的３名監事會成員之一，董海燕代表６００多名非股東員工行使監督職能，並維護他們的合法權益。

　　董海燕認為全體員工選舉她擔任唯一一名非股東員工監事會成員，是對她的莫大信任。今年３２歲的董海燕曾在一線售貨崗位工作８年，非常了解基層員工的利益訴求。

　　“我不會允許任何不利於普通員工合法權益的決策通過。”她説。

　　延百集團去年９月改制為私營企業，之前是延安最後一家大型國有商貿企業。儘管受到國際金融危機的影響，但公司今年的銷售額將同比大幅增長２０％以上。公司總裁沙張明將其歸因于“職工參與民主管理、凝聚力空前上升”。

　　位於落後的中國西北地區的延安，被稱為“革命聖地”，是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大潮涌動的一角，去年的生産總值比１９７８年增長了１９倍，其中非公有制經濟份額已佔到１２％。

　　在改革開放３０年的歷史長河中，中國的經濟體制和發展模式發生了深刻變化。毅然放棄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轉而建立和發展社會主義條件下的市場經濟體制，被視為執政的中國共産黨的里程碑式探索和創新。

　　中國目前獲得的空前強大經濟實力與市場經濟體制最大程度地解放和發展了社會生産力密不可分。

　　從１９７８年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決定實施改革開放政策到２００７年，中國ＧＤＰ以年均約９．８％的速度增長，數額擴大了近７０倍，總量排名已躍居世界第四。其中，１９７８年至１９９２年，ＧＤＰ年均增速約為９．６％；中共十四大明確提出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後的１９９３年到２００７年，ＧＤＰ年均增速約為１０．１％。

　　當前中國經濟領域的市場化程度不斷提高，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明顯增強，９０％以上的商品價格完全由市場決定，８５％以上的投資由企業和社會自主確定。

　　黨內分析人士説，實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黨總結歷史經驗教訓後的必然選擇，黨認識到社會主義不應是“一大二公”“純而又純”的社會主義，也不應是排斥市場經濟的社會主義。

　　這些分析人士認為，中共今後將堅定不移地繼續秉承市場化改革取向，充分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不斷發展和完善市場經濟體制，但同時，黨也將努力確保“市場經濟的社會主義方向”，使社會主義基本制度與市場經濟體制更加有機地結合和兼容。

　　中國社會科學院榮譽學部委員、經濟研究所原副所長于祖堯説：“雖然‘市場’只是經濟手段和方法，不存在姓‘資’、姓‘社’的問題，但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和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兩者仍然存在性質的原則性區別。”

　　他説：“所有制結構不同、收入分配製度迥異、職工群眾地位存在差距、發展觀念存在差異、政府在國民經濟運行中的作用有別，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同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原則性區別。中國將在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歷史進程中，繼續堅持並不斷強化這五個方向性特徵。”

　　１９９３年，中共十四屆三中全會提出“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是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經濟制度。中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就是建立在這個基本經濟制度上。截至２００７年，規模以上非公企業工業總産值佔比達６８％。

　　中共十六屆三中全會提出“股份制是公有制的主要實現形式”，大力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中共還提出推動國有資本更多地投向關係國家安全和國民經濟命脈的重要行業和關鍵領域，以增強國有經濟的控制力和影響力。

　　作為社會主義生産關係的基礎和核心，公有制的主體地位的鞏固，為堅持和完善社會主義生産關係奠定了基礎，進而保證了中國社會主義社會的基本性質。另外，堅持公有制的主體地位，不僅是實現最廣大人民根本利益和共同富裕的制度基礎，也是支配和影響其他所有制經濟為社會主義服務的決定性條件。

　　對外經濟貿易大學教授郭飛説：“蘇東劇變後一些國家在生産力、綜合國力、人民生活水平等方面出現的歷史性大倒退，其根本的經濟制度原因就在於放棄或改變了社會主義公有制的主體地位，實行以資本主義私有制為主體的所有制結構。”

　　“真正實現公有制經濟特別是國有經濟與市場經濟的有效結合，堅持和加強社會主義公有制的主體地位，這是中共面臨的重大歷史課題和更應著力完成的艱巨任務。”他説。

　　中共十六大正式確立了“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並存”的分配製度。而２００７年召開的中共十七大則除強調堅持和完善這個分配製度外，還提出要健全生産要素按貢獻參與分配的制度，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處理好效率和公平的關係，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國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

　　中共十七大還決定加快建立覆蓋城鄉居民的社會保障體系，保障人民基本生活，要以社會保險、社會救助、社會福利為基礎，以基本養老、基本醫療、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為重點，以慈善事業、商業保險為補充，加快完善社會保障體系。

　　而在職工群眾的地位問題上，中共十七大報告提出，要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階級，完善以職工代表大會為基本形式的企事業單位民主管理制度，推進廠務公開，支持職工參與管理，維護職工合法權益。

　　目前，全國符合條件的非公企業建立黨組織的比例達９４％以上，建立工會的外資企業比例已達７３％以上，私營企業建立工會也取得突破性進展，會員數逾５０００萬名。今年１０月修改的《中國工會章程》還明確要擴大對農民工權益的保護。

　　中共十六屆三中全會明確提出樹立和落實科學發展觀，並完整地闡述了它的基本內涵：“堅持以人為本，樹立全面、協調、可持續的發展觀，促進經濟社會和人的全面發展。”堅持以人為本，發展成果由人民共享，是社會主義的一個基本理念。

　　與自然發育的市場經濟不同，中國在從計劃經濟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轉換的進程中，執政的中國共産黨通過政府發揮著主導作用，使市場化進程不斷前進、不斷擴大，既不逆轉、也不失控，更不會改向。

　　１９８２年，中共十二大提出“計劃經濟為主，市場調節為輔”的改革原則。１９８４年，十二屆三中全會提出社會主義經濟是“有計劃的商品經濟”。１９８７年，十三大進一步提出“國家調節市場，市場引導企業”的新型經濟運行機制。

　　１９９２年，中共十四大明確提出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改革目標。１９９３年，十四屆三中全會確立了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框架。２００３年，十六屆三中全會明確提出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目標、任務、指導思想和原則。

　　在此過程中，中國還初步形成了以憲法為核心的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法律體系框架，有力地促進和保障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和發展。

　　黨內分析人士説，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不但突破了傳統的計劃經濟，而且也突破了傳統的市場經濟，把基本經濟制度和資源配置方式區分開來，既強調充分發揮市場機制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又強調加強和改善政府的宏觀調控。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政府逐步從行政性直接計劃管理轉向以經濟、法律手段為主的間接管理，初步建立了協調統一的宏觀調控體系。“經濟調節、市場監管、社會管理、公共服務”已被確定為市場經濟條件下政府的四大職能。宏觀經濟理論和宏觀調控體系不斷發展被視為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最大特色和理論創新。

　　當前，在８０年來最嚴重國際金融危機影響持續加深的情況下，中共強調要加強政府宏觀調控的“靈活審慎”性。于祖堯説：“發端于美國、波及全球的金融危機，是新自由主義及其信條市場原教旨主義釀成的苦果，教訓慘痛而深刻，中國要嚴格引以為戒。”

　　目前，中國的改革發展正處於關鍵階段，艱巨性、複雜性、系統性和風險性都在顯著增強，如何按照市場經濟的要求，通過制度建設，進一步轉變政府職能，保證市場對資源配置的基礎性作用；如何按照科學發展的要求，建立促進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宏觀調控體制；如何按照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要求，建立保障社會公平正義的體制機制等等，都是迫切需要解決的重大改革任務。

　　中共將中國的社會主義的本質確定為“解放生産力，發展生産力，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最終達到共同富裕”。

　　中共中央編譯局世界社會主義研究所副所長季正矩説：“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價值取向與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不同。前者是為社會主義建設服務的，是為了更好地實現社會主義的本質。目前出現的一些諸如分配不公、貧富差距拉大等矛盾和問題，都是發展的過程中所面臨的，都是暫時的，可以通過深化改革和科學發展的途徑加以解決。”

　　從馬克思主義主流發展史來看，馬克思、列寧和毛澤東都沒有社會主義與市場經濟結合兼容的思想。長期以來，無論是馬克思主義經濟學，還是西方經濟學，都認為社會主義與市場經濟不相容。

　　傳統社會主義理念者認為，市場經濟等同於資本主義，社會主義應當排斥它；西方經濟學者則認為，市場經濟規則是私有制的規則，社會主義以公有制為基礎，不可能搞成功市場經濟。英國前首相撒切爾就曾一再強調社會主義同市場經濟不可能兼容，只有私有制才能搞市場經濟。

　　世界上有一些人雖然承認中國發展的成就，但不承認中國改革的成功；還有一些人雖然承認中國改革的成功，但還是不承認社會主義能與市場經濟結合，而斷言中國必將與資本主義趨同；而多數前社會主義國家的主流觀點則認為，選擇了向市場經濟過渡，就必須放棄社會主義制度。

　　然而，無可辯駁的事實已經證明，中共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有機地結合了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和市場對資源配置的有效性，這是世界經濟、政治發展史上沒有先例的一件大事，它開拓了人類社會發展的新道路、新認識。

　　“中國建立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前景是光明的。中國從未放棄社會主義道路，更沒有走向資本主義。”季正炬説。

責編：肖金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