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駐戰區青年外交官：迎接的只有地雷狙擊手

　　2004年7月9日，一面嶄新的五星紅旗見證了中國駐伊拉克使館正式復館。前排中間為復館小組組長孫必幹，前排右一為蔣旭，後排是中國政府首次向國外派遣的外交護衛人員。蔣旭提供

　　他們是活躍在外交舞臺上的一群熱血青年，他們是輾轉在境外硝煙中的一支青春勁旅。他們的足跡，曾經鐫刻在剛果(布)、剛果(金)、伊拉克、阿富汗的廣袤大地上。為了祖國的利益和尊嚴，也為了世界的和平與安寧，他們曾孤軍深入援救醫療隊、臨危受命解救中國人質、甘心做阿富汗復館工作的“人梯”……

　　對他們個人來説，在戰區的時光無疑是人生中最濃墨重彩的一筆；對祖國來説，他們的工作是中國作為一個負責任的大國，在越來越多的國際事務中發揮作用的見證；對於那些正陷於戰火中的人民來説，他們展示的，是中國人民的濃濃友情。

　　在“五四”青年節到來之際，本報編輯部特地編發這組報道，並向年輕的外交官們致敬。

　　楊濤：駐阿富汗使館復館的人梯

　　1994年，外交學院畢業的楊濤進入外交部工作。同年，中國駐阿富汗大使館因當地不斷升級的戰爭而暫時撤館。

　　2001年12月，楊濤忽然接到一個緊急電話：“參加張敏領導的6人復館小組，儘快趕到阿富汗。”從2001年12月到次年2月初,為了在“百廢待興”的狀態下迅速復館，楊濤度過了他一生中最累的58天。

　　是中國人給我們帶來了魚

　　“出發前，我們只知道要面對的是一個被戰爭摧殘得面目全非的國家。1994年撤館後，信息隔絕，我們不知道館舍還能不能使用，當地有沒有人幫我們。”由於中國駐阿富汗使館距總統府僅一墻之隔，因此在戰火中經常處於風口浪尖。“聽撤館前的同事説，他們曾親眼看見一枚導彈往使館主樓飛，所幸沒有爆炸。”

　　這些情況讓小組出發前就作了最壞打算。為了確保能在阿富汗正常生活，光羽絨服、復館物資、安保物品就帶了40個紙箱。“但是，直到飛機從伊斯蘭堡起飛時，我們都還不知道自己要在哪過夜，所以還帶上了睡袋。”

　　儘管事先有思想準備，但當小組于2001年12月19日抵達阿富汗首都喀布爾時，館捨得慘狀仍然讓楊濤傻了眼。“樓外全是彈眼，窗戶上挂著黑色的棉被，樓頂還有一個巨大的彈坑。屋裏除了1994年留下的沙袋外，東西都被搶走了。”此情此景讓每一個人心酸，大家立刻投入到復館工作中。第二天，使館上空就在8年後第一次飄起由中國外交官親手升起的五星紅旗。

　　“我們在阿富汗的第一夜，是在使館旁的一家賓館度過的。”楊濤説。由於年久失修，這家曾經的五星級賓館在天寒地凍的12月卻沒有暖氣供應，還經常停水停電。但在復館期間，阿富汗人對中國的深厚友誼卻一次次感動著楊濤，讓溫暖始終與他相伴。

　　“我們下飛機時，阿富汗還是個沒有走出戰亂的國家。《波恩協議》尚未執行，北方聯盟、美軍和塔利班殘余等各種勢力都雲集喀布爾，路上隨處可見裝甲車、重兵器和背著火箭筒的人，晚上更是槍聲不斷。”楊濤告訴記者，在當時的危險局勢下，是身後的“祖國”保證了復館的順利進行。

　　為了聯絡地方官員，小組經常要出門訪問，但安全問題卻從沒給他們帶來困擾。“在阿富汗，無論哪派武裝都對中國人充滿感情。”楊濤説，因為當地流傳著一個美麗的傳説。很久以前，阿富汗是沒有魚的，是修水壩的中國人把魚帶到了這裡，從此阿富汗才有了魚。他回憶道，每當小組出門時，街上的阿富汗人看到中國國旗總會親熱地湊過來，把這個故事講給他們聽。“西方國家的大使出門，一般會帶上兩卡車衛兵。”他驕傲地説，“我們卻不用任何特殊措施，因為‘中國’的效力勝過防彈衣。”

　　“儘管雙方8年沒打交道，但阿富汗新政府的官員説起中國，沒有不豎大拇指的。他們聽説我是為中國復館而來，都反復告訴我只有中國在阿富汗沒有利益，只有中國人沒欺負過阿富汗人。”有了當地官員的積極配合，小組不僅順利見證了阿富汗臨時政府成立這一歷史性時刻，他們為復館所做的努力也終於在次年2月“開花結果”。

　　來接我們的只有地雷、狙擊手和一輛車

　　儘管有“人和”作保證，但既不佔“天時”也不佔“地利”的客觀境況依然讓復館任務阻力重重。因為，復館不僅意味著館捨得修復，更重要的是要與阿新政府建立聯絡。但曠日持久的戰爭已經打壞了電網，一切現代通訊手段都陷入癱瘓；頻繁的政權更迭，又讓小組與新政府之間連個牽線人都沒有。

　　面對橫在眼前的不利因素，楊濤和同事們為了當好這架“人梯”，決定以最原始的方式接觸。

　　“過去，我只能從新聞、報紙和電話中看到一個戰亂的國家。但到了阿富汗才明白，戰爭對基礎設施、國家機器的破壞能達到怎樣的程度。”楊濤告訴記者，當時喀布爾與外界聯絡的渠道，只有一個70公里外的美國軍用機場。當小組乘坐聯合國的16座小飛機降落的時候，迎接他們的，只有遍佈狹窄道路兩旁的地雷、美國的狙擊手和一輛新政府派來的車。

　　“當時阿新政府剛剛成立，人心惶惶。車子把我們從機場送到使館後，就再沒出現過。”他説。為了儘快與新政府恢復接觸，第二天上午，小組乾脆自己找了一輛車，繞過滿街的線、旗子，冒著遭遇地雷的危險，去了阿富汗外交部。

　　“但是，因為沒有電話系統，你在去之前根本不知道要找的人在不在。”楊濤説，找不到人是家常便飯，又沒有電話、手機，怎麼辦？“為了不漏過任何聯絡的機會，沒説的，坐在那兒等！有時一等就是一天，第二天接著去。”

　　就是這樣的鍥而不捨鑄就了一系列輝煌“戰果”：在復館小組的推動下，卡爾扎伊在政權成立後不到兩個月，就對中國進行了訪問。2002年2月，中國駐阿富汗大使館也順利恢復了運作。就在新一批使館人員前來阿富汗交接工作一週後，楊濤卻與同事們一道，悄然離開了阿富汗。

　　回首這段“人梯”歲月，已經是外交部國際司安理會事務處處長的楊濤滿懷深情。它也許並不驚心動魄，但瑣細與堅韌同樣值得珍藏，因為它們才是人生的底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