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讓歷史告訴世界

西藏：讓歷史告訴世界

    新華網拉薩３月２７日電（記者羅布次仁、逯寒青、顏園園）對在西藏拉薩發生的極少數不法分子打砸搶燒暴力事件，海外一些帶有偏見的媒體和人士不顧事實攻擊西藏人權狀況。然而，西藏的歷史告訴世界：在達賴統治的那個政教合一、封建農奴制社會的舊西藏，人權只是所謂官家、貴族、寺院上層僧侶的人權，農奴主可以把農奴用於租讓、轉讓、賭博、抵押，贈送或出賣給其他領主。

    與此形成鮮明對照的是，新中國從根本上保障了西藏人民的生存權和發展權。只有在西藏和平解放後，翻身做了社會主人的廣大藏族人民才真正擁有了政治自主權、社會經濟發展權、繼承發展文化和宗教自由信仰權。

    舊西藏的歷史是一部血淋淋的罪惡史

    “為達賴喇嘛唸經祝壽，下密院全體人員需念忿怒十五施回遮法，為切實完成此事，需當時拋食，急需濕腸一付、頭顱兩個、各種血、人皮一整張，望即送來。”

    這封散發著血腥氣的信件，是上世紀５０年代初舊西藏地方政府有關部門致熱不典頭目的，至今保存在西藏自治區檔案館裏。

    西藏自治區檔案館歷史處從事檔案研究近３０年的索朗旺堆説，檔案館內保存下來的大量近代史檔案表明，在西藏和平解放以前，用人體器官進行宗教活動的情況經常出現。在１９５９年西藏民主改革前，農奴的人身為領主所佔有，農奴主可以把農奴用於租讓、轉讓、賭博、抵押，贈送或出賣給其他領主。

    西藏檔案館的一份檔案中寫道，和平解放前，日喀則仁布縣的貴族噶德娃擅自提高差稅，強行霸佔土地；農奴告狀到達賴政府，卻無人理睬。當時因為要支付重稅而破産的差巴（農奴）比比皆是，貴族之間相互用奴隸抵債的現象屢見不鮮。

    另一份檔案記載：經森貢莊園代理與魯多莊園代理共同協商決定，居住在哲蚌寺屬魯多莊園內的森貢喇章女差民多吉旺姆、卓瑪拉宗、布赤、拉宗等人及其後代與居住在哲蚌寺屬森貢莊園內的男差民白措、洛桑、多吉三人及其後代進行交換。

    一份建立於１９１４年的檔案記載：卑職吉康巴前日從貴族燃巴先生處所貸軍餉基金本利，現無力償還，將以卑職屬民曲增卓瑪母女四人抵債。母女四人從今以後歸燃巴所屬，若有反悔，甘願受罰。

    史料記載，處在封建農奴制度下的西藏，佔總人口不到５％的官家、貴族、上層寺院幾乎佔有了西藏全部的土地、草原、山林和絕大部分牲畜。一份歷史檔案記載，１９５０年的西藏有１００萬人口，其中沒有住房的就達９０萬人。當時的拉薩城區只有２萬人，而露宿街頭的貧民和乞丐就達１０００多人。

    西藏自治區檔案館歷史處處長索南加説，５０多年前的西藏，在封建農奴制度下，居住在世界最高處的廣大農奴生活在世界的最底層。當時的西藏社會，剜眼、砍手、斷足、剝皮等刑法極為野蠻和殘酷。藏族民諺中描寫道，“農奴身上三把刀，差多、租重、利錢高；農奴面前三條路，逃荒、為奴和乞討”。

    索南加説：“西藏曆史檔案裏保存的大量資料，足以證明西藏封建農牧制社會殘酷、黑暗的本質及惡劣的人權狀況。”

    昔日農奴當家作主

    １９５１年５月２３日，中央人民政府與西藏地方政府簽訂了和平解放西藏的“十七條協議”，西藏獲得和平解放。１９５９年，西藏實行民主改革，廢除了政教合一的農奴制和把人分為三級九等的《十三法典》《十六法典》等封建法律。

    著名藏學家、藏文古籍出版社社長格桑益西研究員説，西藏民主改革近５０年來，中國政府始終在圍繞提高藏族人民的政治自主權、經濟社會發展權、文化發展繼承權和宗教自由信仰權等方面做出不懈的努力。

    １９５９年的民主改革使西藏百萬農奴第一次獲得做人的權利，擁有了自己的土地和牲畜，他們因而迸發出前所未有的生産熱情。據歷史統計數據，１９６５年比１９５９年，西藏的牲畜總頭數增加了７７.９％，達到了１７０１萬頭（只）。

    １９６５年西藏自治區的成立，標誌著西藏人民當家作主的政治體制得以確立，中國憲法賦予少數民族人民享有民族區域自治的權利在西藏得以實現。

    西藏和平解放５０多年來，中央政府和全國各族人民十分關注和支持西藏的發展進步。中央政府對西藏實施了持續不斷的財政援助。在２０世紀８０年代初期，西藏農村實行了“土地歸戶使用、自主經營、長期不變”和“牲畜歸戶、私有私養、自主經營、長期不變”的政策，並在西藏農牧區兩次豁免銀行貸款。這些特殊優惠的政策，極大地激發了西藏人民發展生産的積極性，使西藏經濟充滿活力。改革開放以後，中央政府又連續４次召開西藏工作會議，每次都給西藏巨大的財力和政策支持。

    新世紀以來，西藏經濟社會發展進入最快的時期。２００７年西藏國內生産總值超３００億元人民幣，人均達到１.２萬元人民幣。西藏經濟增長速度已多年高於全國平均水平，目前已實現了糧油肉基本自給，絕大多數貧困人口解決了溫飽問題，部分群眾的生活達到小康水平。

    西藏自治區社會科學院民族研究所研究員共確降措説，西藏由於長期處於封建農奴制社會，語言的傳承和發展、文字的使用和傳播受到嚴重影響。新中國成立以來，政府加大了藏語文推廣工作，使得藏語文在政治、經濟、法律等社會各個領域得到廣泛應用。以前只有極少數僧侶和貴族階層掌握藏文，如今，隨著教育的普及，越來越多的百姓開始使用藏文，藏語言文字的發展進入歷史最好時期。

    西藏自治區統計局的資料顯示，１９５９年前的舊西藏沒有一所現代意義上的學校，青壯年文盲率高達９５％，現在西藏有各類學校１０１１所，在校學生４５萬多人，小學入學率達到９２％以上。

    西藏孕産婦的死亡率由新中國成立初期的十萬分之五千降至現在的十萬分之三百九十九；人均壽命由解放初期的３５.５歲，提高到現在的６７歲；西藏藏族人口則從１９６４年的１２０多萬增加到現在的２５０多萬，佔西藏總人口的９５％以上。

    拉薩市城關區奪底鄉洛歐村村民桑丹説，達賴為西藏人民做過什麼？就連一條小路都沒修過，還鼓吹什麼為了西藏人民的幸福生活，他是夢想讓我們回到舊西藏萬惡的農奴社會。

    拉薩市城關區納金北路的居民德央説：“我是從舊社會過來的人，那時候我們農奴跟牲畜一樣，沒有生命的尊嚴。這幾十年來，在政府領導下，我們靠自己的雙手，生活一天比一天好，我們有沒有人權，讓幸福生活來説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