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改革開放前沿陣地:深圳開發區。
在經濟現代化初步達成後,中國的改革開放已需要向各領域全面推進,國家建設的複雜性明顯增強。管理這樣一個更為開放複雜的巨系統,需要更多有各方面經歷的優秀人才進入國家治理系統,以有效提高政治管理能力,推動改革開放大業更上層樓。
2008年的日曆剛剛打開,全國31個省、自治區、直轄市將陸續進行地方政府換屆,國務院不少部委也將於3月去舊迎新。為人所矚目的是,一大批出生於20世紀60年代的年輕幹部,將在本次政府換屆中被正式任命和充實到省部級領導崗位。
觀察這批生於60年代的新生代政治精英群體,有兩個重要特點:一是其數量之多、涉及範圍之廣,為近十餘年來所罕見。大多數省份出現了“60後”的黨委常委或副省長,“60”後入主國家部委主要職位的也不在凡例。二是他們的知識和經歷背景更為豐富合理。“60後”都是在改革開放後上大學和參加工作,他們普遍受過良好教育,學歷較高,對國內國際的新理念、新事物非常熟悉。
大量不同專業、不同來源的年輕幹部被吸納入高級官員隊伍,首先説明的問題,是中國日前成為開放社會,原先的封閉社會傳統已成過往。意大利社會學學者帕累托認為,任何一個國家都存在兩種精英群體,一種是政治精英,另一種是事業精英即各行業的專業人才。
在一個開放的社會,這兩種精英群體總是處於活躍的相互交流狀態,事業精英大量補充到政治精英集團,從而有效引導社會各項事業走向專業化,將整個國家和社會不斷推向進步。“60後”高級官員中,不少曾經在科研、教學或企業等領域奮戰多年,是各行各業中的佼佼者,他們由事業精英轉化為政治精英,是中國社會開放程度提高的標誌。
同時,當做企業出身的老總、大學教授成長起來的校長、曾在科研第一線的科學家,群體性地崛起于中國政壇時,還説明中國的改革開放大業,向深層領域推進。
在改革開放“三十而立”後,今天的中國已完全不同於30年前的那個農業國家,工業化進入中期階段,經濟現代化初步完成,現代工商業的形態開始顯露,國家和社會結構也從相對簡單變得較為複雜。在這一新的歷史時期,中國所面臨的主要問題也有別於過去,已逐漸轉移到如何在一個現代化的經濟制度和系統上,實現更多的政治、社會和文化制度創新,以建立起在經濟、政治、社會和文化等各方面齊頭並進的現代國家。這使國家和社會治理面臨新的壓力和挑戰,對治理專業化的要求顯著提高。
國家和社會的轉變,也要求政黨執政和管理方式實現創新,以促進改革開放事業向縱深發展。在過去的59年尤其是最近的30年間,中國共産黨完成了由革命黨向執政黨的轉變。1978年以來的改革開放,不僅是一次國家和社會的革新,也是一次政黨執政方式和管理模式的革新。但這種創新不可能一勞永逸。30年改革開放,國家主要精力在經濟建設上,對執政者的能力要求,也主要體現在帶領民眾創造經濟成就上。而在經濟現代化初步達成後,中國的改革開放已需要向各領域全面推進,國家建設的複雜性明顯增強。管理這樣一個更為開放複雜的巨系統,需要有更多懂得現代生産經營、會做企業管理、搞過院校教學等各方面經歷的優秀人才進入國家治理系統,以有效提高政治管理能力,推動改革開放大業更上層樓。
早在近百年前,中國近代著名賢哲梁啟超曾憧憬出現一個“少年中國”,認為一個國家的命運,主要繫於年輕者而不是年老者,一個年輕的國家才會充滿朝氣和希望。今天,當越來越多的年輕面孔,以活躍能幹的姿態出現于中國政治舞臺時,人們對中國繼續深化改革開放以全面實現文明復興,也多了一份期待。(程亞文 北京學者)
責編:徐文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