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思“富可敵省”城市的扎堆現象

　　13個富可敵省、甚至富可敵國的城市經濟亮點，短期內不僅不能在全國形成星火燎原之勢，反而顯得廣大中西部地區“經濟短板”的形勢更為明顯。

　　一個城市(非直轄市，下同)地區年生産總值(GDP)超過3000億元是個什麼概念？直觀來説，就是“富可敵省”。按照2006年的數字，現在我國還有甘肅、貴州、海南、青海、西藏等5個省、自治區的GDP尚未超過3000億元。(1月1日《新快報》)

　　而另一邊，全國有13個城市GDP跨過了3000億大關。這些城市均非直轄市，有9個是副省級城市。蘇州、無錫、佛山、東莞是以地級市加入這一行列的。如果從這些地區的發展和國家綜合實力的遞增看，這些富裕城市群落的形成是值得高興的大好事。可是，這些城市群落的“富可敵省”,還關照著我國經濟發展中的痼疾───區域發展不平衡。而且，這種地域經濟兩極分化的差距,不是縮小而是加大了。

　　最淺顯的道理是，不惟“一花獨放不是春”，“百花齊放”也難稱春，萬紫千紅才是春。從這13個GDP超3000億元的城市群落看，大都聚集于東部沿海地區，其中珠三角4個，長三角5個，環渤海2個，中西部地區只有武漢和成都兩個城市。這完全是改革開放30年來政策謀劃的由東及西的梯度發展格局。值得注意的是，武漢和成都的加入，更讓人聯想到2007的“新特區”政策惠風所致。這就意味著，這兩個中西部城市的快速“致富”,並未突破區域發展瓶頸的桎梏，東部、中部、西部經濟發展依然處於條塊分割的態勢，地區經濟發展的輻射和傳導機制還未形成。

　　正因為如此，這13個富可敵省、甚至富可敵國的城市經濟亮點，短期內不僅不能在全國形成星火燎原之勢，反而顯得廣大中西部地區“經濟短板”的形勢更為明顯。而且，靠武漢和成都兩個“火種”，要想激活中西部城市的經濟活力，仍有較大難度。俗話説，30年河東，30年河西。前30年的“點”，在跨入2008年之後，應該開啟“面”的新局面。有點及面，全面致富，這才符合科學發展，和諧社會的基本原則。

　　所以，那13個富可敵省城市群落的形成，不是誇富的符號，而是反思的標本。對決策者而言，既要確保這些城市高速發展的政策後援，又要使其擔承提攜後進的社會責任。中國已經踏上了法治治國的快車道，市場經濟體系也已初步形成。國家財稅金融政策在法治、市場、全球化的約束規範之下，已經沒有多少可開的政策口子給予中西部地區。但是，國家有統籌調配和優化配置國家資源的能力，要求經濟發達地區和經濟欠發達地區實現對口的協作和幫扶。通過法治途經疏通市場藩籬，使全國成為統一的大市場，實現人流、物流、技術流的無障礙流通。

　　除此之外，包括多個富裕城市在內的東部發達地區，在基礎建設和投資環境上已經超越了資本積累的初級階段，開始步入自主知識創新的新的發展階段。在此情勢下，就要通過法治和宏觀調控的手段避免這些城市和地區過於“貪心”，有序地引導資金流和産業鏈向中西部地區延伸。

　　如果仔細分析13個富可敵省的城市，還會發現一個共同的現象，GDP增幅都維持在14%左右，高於全國水平近2個百分點。在去年全年存在經濟過熱和全面通脹風險的大環境下，這些城市更為高漲的GDP增長率也反映了城市發展中的某些不正常現象。造成城市綜合實力膨脹的內源性因素説到底是投資過度所致，而過度投資又和房地産的過熱不無關係。不難發現，那13個GDP超3000億元的城市，平均房價均已超過萬元每平方米的標準。廣州、深圳、南京等地的房價在全國都是名列前茅。房價高企所致的社會矛盾和帶來的潛在金融風險，已經成為制約中國經濟健康發展的隱患，也成為宏觀調控的重大難題。從這些城市房市尾大不掉的現實看，這些城市的GDP榮光也就大打折扣了。■張敬偉

責編：朱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