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內容速覽]回歸後，香港颳起了一場學習普通話的風暴，這場風暴席捲了這個城市的每一個角落，從電視、廣播甚至到地鐵播音，普通話無處不在。 |
專題:CCTV-新聞“香港回歸十週年”特別報道集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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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年前的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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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香港人十分重視普通話的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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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香港人十分重視普通話的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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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歸後，香港颳起了一場學習普通話的風暴，這場風暴席捲了這個城市的每一個角落，置身事外，我們甚至恍惚自己是否身處“境外”，從電視、廣播甚至到地鐵播音，普通話無處不在。本集通過三個小故事，講述普通話給港人生活帶來的變化。
香港教育統籌署負責國情教育的公務員張永雄先生，坦誠地説在回歸之初推行國情教育曾經遇到較大阻礙，但他年輕時代的一次經歷，令他終身難忘，他因此非常執著地堅持這項工作，如今可説是卓有成效。
一位來自內地的李娥珍老師，在香港教普通話30多年，她本人的社會地位也隨著普通話在香港受重視的不同程度而發生了很大變化，她説普通話不僅是一種交流的工具，更是中國傳統文化的承載物。
香港行政會議召集人梁振英先生年輕時在家不願説普通話被父母罵，在英國留學時第一次聽到中國國歌看到中國國旗，感觸良深，他於是開始在英國教華僑子女學習普通話。他形容那個時候的普通話就像是火種，很多華僑希望通過語言維續後代對祖國的感情。而如今，這火種早已成燎原之勢。
詳細內容──
張永雄，香港教育統籌局公務員，1997年前，香港某中學老師，2007年在香港特區政府從事國情教育工作。
梁振英，香港行政會議召集人，1997年前，《基本法》諮詢委員會秘書長，2007年香港行政會議召集人。
李娥珍，香港樹仁大學普通話教師，上海人，1997年前在香港教授普通話，2007年，仍在香港教授普通話。
張永雄：我叫張永雄，我在教育統籌局工作，我負責的是德育及公民教育。我不知道我的普通話發音怎麼樣，希望還可以。
張永雄：歡迎使用人民幣。越來越多的人買簡體字的書。現在兌換人民幣很普遍。去商店裏買東西，售貨員也跟我説普通話。
今天你打開新版香港地圖，能看到語言欄裏有這樣一句話：“如今，普通話在香港非常流行。”回歸後，説好普通話已經逐漸成為港人升學、就業的必要條件。在香港的地鐵、車站、公園，你隨時可以聽到普通話，香港電臺不僅開辦了普通話臺，甚至還推出了“普通話購物優惠計劃”，以鼓勵市民説好普通話。
張永雄：星期天我去山頂，一個講普通話的人問我纜車在哪，我以為我自己的普通話發音很準。因為他是個男士，我就以為他問男廁，男的洗手間在哪，我就指給他看，他就笑著説不是，不是説男廁，是纜車站在哪。
“只要不怕鬧笑話，包你學會普通話”，這是近年來流行在香港演藝圈的一句名言。為了出演普通話對白的影視劇，香港的演藝人士可謂費盡心機。很多香港演員來到內地最擔心的是自己的普通話在媒體面前出洋相。2003年十月，香港演藝界組成七十人的龐大隊伍，前往北京接受多位中央領導人的接見。他們一路苦練，為的就是能用標準的普通話説：“總理，你好！”
張永雄：有時候我説普通話，我的女兒就説，爸爸，你不要説了，你説的普通話都不是普通話，會干擾到我。她總是這麼説，有時候她的弟弟，我兒子也這麼説。 他説，爸爸你説的不是普通話，你不要説了。
張永雄女兒：有時候他叫我弟弟時就説“我兒子，我兒子。”我們也聽不懂他説什麼。
張永雄：我的兒子跟我的女兒常常説，你發音發得這麼難聽，對他們來説，是一種干擾。所以我聽從他們的，家裏不説普通話。
香港教育統籌局公務員張永雄能説4門外語：英語、法語、德語、意大利，現在，他最想學好的是普通話。他的妻子的普通話的水平比他高很多，正在準備參加普通話標準測試。近年，港人報名參加普通話測試，常出現通宵排長隊的現象，而香港各級學校也把普通話作為一門考試科目。這一切在回歸前是不可想象的。
香港行政會議召集人梁振英先生出身出生草根階層，他的父母是山東人，他還記得小時候關於語言的困惑。
梁振英：我記得很清楚小時候，在家父母經常講山東話，他們一直沒有把廣東話學好，我母
親在世的時候，跟我太太説話，我太太是廣東人。我母親説的廣東話，我太太聽不懂。
上世紀40年代，前港英當局希望從中國內地招募一批警察，山東威海是他們的首選，因為這裡曾是英國人的租界地，梁振英先生的父親就這樣從山東來到了香港，當了一名普通的香港警察。
梁振英：我的父母講山東話，我們講廣東話，他們就罵，説山東人不講山東話，將來回家怎麼辦。
在梁振英父輩們一代的心裏，香港並非久留之地，只是他們躲避天災、戰亂的棲息地。一旦時機成熟，他們或落葉歸根，或去海外發展，香港只是一個過渡地帶。梁振英中學畢業後，即在父親的鼓勵之下，赴英國留學。他第一次聽到國歌竟然是在英國。
梁振英：我們國家的籃球隊，跟英國西南部的籃球隊進行友誼比賽。比賽沒開始的時候奏國歌，宣佈這是友誼比賽，大家一起站起來，那個時候，我很受感動，感到自己是中國人，尤其是在外國的地方。
很多人説，留學生最愛國。身處港英時代的梁振英先生，也是在英國，才第一次有了國家意識。
梁振英：西方人比較浪漫，個人主義，他們都不講他們跟國家是什麼關係，但是不對，奏國歌的時候，人家站起來，人家整個態度、神情，比我們中國人要莊重。
上世紀八十年代，兩地經濟的落差曾使很多港人對內地有居高臨下之感。回歸前，部分港人的國家意識也較為淡漠，但當他們走到海外，往往對自己的身份感到困惑．
張永雄在學生時代喜歡週游列國， 1983年，他曾前往歐洲旅遊，旅遊團裏的成員來自世界各地。在瑞士洛桑，導遊突然提出，希望旅行團的每位團員表演一個有自己國家特色的小節目，以便相互溝通。
張永雄：有人跳竹舞，有人唱自己國家的民歌。有人講他自己國家的一些很小的歷史片段。輪到香港人的時候呢，其實演節目也是在顯示自己的身份，香港人的國家是中國。有一個女同學就去表演，演唱香港的流行歌曲。我那個時候就想，怎麼會有這種這麼奇怪的感覺，其他團友很自然地將自己國家的東西拿出來表演，反而輪到香港，我想我們沒有表現出，我們的身份是中國人。
李娥珍出生在上海，上個世紀70年代末來到香港，從那時至今，她一直在從事普通話教學。
李娥珍：我媽媽陪我去買衣服，我媽媽也跟我説普通話，賣東西的人不愛理我們，後來看我們非常有誠意要買這套衣服，他就問我們，你們是不是台灣來的。他不是看不起內地人，而是對內地一點不了解。
李娥珍老師畢業于上海醫科大學，來港之初，她也曾想從事大夫的工作，但前港英當局拒絕承認內地學歷。李娥珍找工作處處碰壁，為了生存，她只好靠教普通話謀生。
李娥珍：一個月四節課，港幣一百六十塊錢，還要上門去教。他們覺得你沒本事，每個人都會説普通話，你就來説幾句普通話，來掙點錢。
上世紀八十年代，願意學習普通話的港人，大都有崇尚中國傳統文化的家庭背景。而主動學習普通話的人實際上非常有限。
大學畢業後，張永雄在香港的一家中學裏當了老師，1982年，在一次考試時，他給學生出了一道關於1997香港回歸的題目。沒想到，他的行為遭到了校方的質疑。
張永雄：第二天我收到試卷，我們學校的校長，打了一個很大的問號，在1997年的年份上，他説張先生，你是不是弄錯了？現在是1982年，為什麼你問的問題是1997年呢？
1982年9 月，英國前首相撒切爾夫人訪問中國，與中國領導人共同探討香港的前途問題。
張永雄：當時中英的談判非常厲害。每天都有新聞報道。我就跟我們校長解釋， 1997年非常重要，所以我把它列在考試的試題裏。
1984年12月中英雙方正式簽署關於香港問題的聯合聲明，確認1997年7月1日中國恢復對香港行使主權。 “一國兩制”給很多港人吃了定心丸。從那時起，學習普通話的港人越來越多。
李娥珍：我記得有個家庭，開始是一個孩子學，後來他媽媽讓老二也學，後來讓老三也學，後來媽媽也坐下來學。最後他們移民到澳洲去了，走的時候給我一個紅包，我拆開來一看，有三四千塊錢，那時候三四千塊錢是一般人兩個月、一個半月的工資，我就知道整個香港對普通話開始認同，這是我們需要掌握的語言
張永雄：我們其中一個老師，他是法國人，有一次他問我，他説張永雄，你有沒有看過老捨得《四世同堂》。我有一點汗顏，他都看過，反而我自己沒看過。外國人都對中華文化感興趣，我就靜靜地想一個基本的問題。作為中國人，我想語言是認同教育很好的一部分，如果大家都説同一種語言，親切感就會強一些。
九七臨近，普通話在香港社會悄然升溫。
日前在香港舉行的1997香港語文研討會上，許多學者估計，粵語、普通話和英語將是香港今後並行使用的語言。
據不完全統計，目前香港有幾十家夜校培訓班在教授普通話，學員報名十分踴躍，這些結束了一天工作的香港青年匆匆趕到普通話夜校，等候報名上課。
張永雄：基本上要抽籤才行，抽籤抽到可以去參加考試的人開心得不得了，就像中了六合彩一樣。
李娥珍：拿不到名額的人，還吵架，還投訴，還在報紙上罵。
一切準備都是為了一個時點，1997年7月1日，在這個時點，香港將告別過渡性，獲得自己的身份。
李娥珍：九七香港形式的回歸很簡單，敲鑼打鼓，換一換國旗，官員整個所有東西都換一換，但是思想的回歸，文化的回歸，需要一個非常漫長的過程。
梁振英：確實有一種疏離感。我們中國人有句話説，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要解決這個問題也不是三天兩天可以辦得到。在香港這個社會，香港市民不是很接受一些教條式的道理。
張永雄：看看我自己成長的道路，從小學中學到大學，沒有很多機會讓你認識自己的國家，我自己親身的感覺，距離很近，但感覺很遠。就是一種“這麼近,那麼遠”的感覺。
這是香港歷史上的第一所私立大學，也是香港堅持秉持中國傳統文化辦學的少數高等學校之一。1996年，李娥珍在當時的樹仁學院當了一名普通話教師。回歸後，李娥珍老師的普通話課非常受香港學生的歡迎，但她發現，香港同學對內地的文化、國家的發展知之甚少。
李娥珍：每一篇課文都有非常實際的內容，我課文的設計，有一篇課文就是去旅行，講西北，講無錫太湖。
對李娥珍老師而言，學生們掌握普通話，只是開啟認識國家的一扇窗戶，香港學生對內地的了解程度，讓她非常擔憂。
李娥珍：語言是個載體，這個載體是載什麼，其實是載信息，更重要的是載文化。
為了讓香港學生更多地接觸內地文化，消除陌生感，李娥珍老師在普通話教學中補充了大量有關中國文化的內容。一有機會，李娥珍老師還帶領香港學生到內地參觀，參加各種社會實踐活動。
回歸後，張永雄成為了香港特區政府教育統籌局的一名公務員。他開始有機會，把自己對國家的認識推廣到全社會。但這個過程並不簡單。
張永雄：最困難的時候，我自己感覺，就是在剛剛回歸之後，心態上有一個改變。1998年的時候，我提出來鼓勵學生認識升旗典禮，升旗的意義。
回歸之初，多數港人對國旗、國歌並無概念
何志平：回歸之前，很多人都不知道這是我們的國歌，國歌怎麼唱，他們還不了解。但是我們在電視上面，每天晚上在晚間新聞之前，我們都播一次國歌。
何志平：社會上也有不同的意見，説我們太過強硬，硬銷，對畫面、歌詞和音樂有不同的看法，給了我們不少意見。我們也根據他們的意見，做出調整。所以每一年我們都有不同的顯示方式，把國歌背後的意義帶出來。
中國國力的增強、內地經濟的高速增長、中國體育健兒在國際賽場上摘金奪銀的場面，都催化著港人的國家意識，越來越多的港人開始喜歡看升旗，喜歡唱國歌。
張永雄：7月1日香港回歸紀念日，早上八點整，金紫荊廣場有升旗儀式。我的兒子跟我説，學校教過看升國旗時要肅立。他説爸爸，你在電視機前看升旗也要肅立。那個電視裏要播三次升旗儀式，早上八點鐘直播一次，中午一點鐘重播，晚上六點又重播。所以每次兒子看到電視裏播升旗儀式的時候就説，爸爸快來看升國旗。
張永雄：我覺得隨著心態上的融合，接觸機會多了以後，一個這樣的氣氛，疏離的氣氛，我覺得是好了很多。
回歸後，作為國情教育的一部分，香港越來越多的社會團體、政府機構、學校，開始組織香港年輕人北上考察。但在行程中，港人對內地的陌生感仍表現得十分明顯。
李娥珍：我們帶學生去內地的時候，有一個學生背囊特別沉。老師説，你帶什麼東西這麼沉。一看是礦泉水，就問你去北京為什麼帶礦泉水。他就説，那邊有水喝嗎？
梁振英：我在街上碰到一個朋友，應該算是一個知識分子，他是行政人員，不是沒念過書的人。我問他，大包小包的，到哪去？出門嗎？他説，我到中國去。他的意思可能是要去廣州、上海、北京，他説我到中國去。我説，你現在就在中國。
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 對於經歷了一百五十多年殖民統治的香港而言，要真正地消除文化上的陌生感，還有很長的路要走，而對於香港的教育工作者來説，還有很多工作要做。
張永雄説自己永遠不會忘記第一次到內地的情景。因為馬路的高低不平，他不小心磕破了嘴。但他還是特意從深圳買了一口砂鍋帶回香港。因為他希望以這種特別的方式紀念自己的第一次內地行。此後，每次北上，他都能發現內地巨大的變化。他意識到，要做國情教育工作，最好的辦法莫過於讓學生自己去親身體驗。有一次，他特意安排香港學生去參觀北京的圓明園。
張永雄：我們為什麼設計一個課程，讓香港學生去看圓明園呢？其中的原因就是，圓明園被火燒，被搶掠，才真正看到國家需要強大的必要性和歷史意義。
張永雄：我記得在圓明園，其中有一個地方，有一個很大的雪松木，是當時圓明園裏的一塊梁木。看到那個説明裏寫，當時燒了很長時間，燒得整個京城都聞到了雪松木的香味。那個時候，我覺得熱血沸騰。看到這麼鮮活的歷史，我就有一種想法，你對自己國家的情感，你去求知求真，就會顯出來。
我可以告訴你，去圓明園那天我都哭了。因為我覺得做身份認同教育會觸動你的心靈，你自己認同地去做，你會覺得很投入，而不是僅僅把它當成一個工作。
我做國民教育工作的願望就是兩句話，你以國家為榮，國家能夠以你為榮。如果你能做得很好，當你和外國人接觸，他們都會感受到，中國人的素質非常好。
北上的參觀實踐不僅教育了香港學生，也教育了張永雄本人。
張永雄：我到內地交流時，有一次帶國情班，有機會去天安門看升旗。我很開心，那天淩晨兩點半就起床了。給我最大的震撼是，那時天安門廣場黑濛濛，但是已經站了很多人。我問他們為什麼來看升旗，他們跟我講，有一句話給我印象很深，他説他人生有一個夢想，一生起碼要有一次在天安門廣場看升旗。他的話給我印象很深，每個人有一個願景，國旗代表國家的一種凝聚力和對國家的一分子的感染力。
回歸後，促進兩地青年交流的組織在香港越來越多，但並非所有的香港年輕人起初都喜歡到內地來。
龍子明：2001年的時候，我組織了一個團，我們先去井岡山，再去北京。去之前我兒子答應和我一起去。後來出發前幾天，他媽媽跟我説，兒子説他不想去了，他不想去的原因是什麼呢？他聽説內地不好，環境很差，他不願意去。但是我説不行，一定要去，最後他去了。去完內地回到香港，他就跟我説，爸爸，什麼時候再去，我也參加。他主動要求再去。
李娥珍：有一篇課文裏面，我設計了兩個人物的對話，男孩子叫國強，女孩子叫秀英。秀英就問國強：國強，很久沒見到你了，我給你打過兩次電話，你都不在家，你上哪去了？國強就回答：我去旅行了，我去了北京十天。每個班都要背。
李娥珍老師喜歡讓學生背課文，曾讓很多香港同學頗為反感，但現在，他們都已經適應了。
學生：在浩瀚無垠的沙漠裏，有一片美麗的綠洲，綠洲裏藏著一顆閃光的珍珠，這顆珍珠就是敦煌莫高窟。
西部是華夏文明的源頭，華夏祖先的腳步。
李娥珍：所以樹仁大學學生的暗號就是，你是樹仁的，國強，很久沒見到你，如果他聽不明白，他就是假的。
目前香港已有 25.3％的居民會説普通話。華語廣播負責人、專家學者同香港特區政府官員和廣播業同行一起，慶祝香港電臺普通話臺開播一週年。學校普通話廣播站對提高學生的普通話及中文寫作能力，起到了很大的幫助作用。香港老師赴京進修考察團一行27人，是在7月23日到達北京的。
2006年12月16日，香港樹仁大學和國家語言委員會簽署了“將樹仁大學作為香港普通話培訓測試中心”的合作協議。到訪的內地客人在會後談了他的感言。
許嘉璐：現在香港給我的感覺，和十年前真是鮮明的對比。二十多年前，我在九龍找一個地方，我問了三個人。第一個人是一位老人，我用普通話問他，他聽不明白，我用英語問他，他也聽不明白。第二個人我問的是一個中學生，雙方仍然無法溝通。最後見到一個香港大學的學生，他也聽不明白。現在無論是乘計程車，還是購物，還是開學術會議，都用普通話。這個變化的確讓人驚喜。所以進門的時候，我跟同學説，學會普通話，走遍全國都不怕。田教授馬上説，現在應該改了，我馬上心領神會，學會普通話走遍天下都不怕。”
李娥珍：我的學生，現在他們的孩子大了，他們的孩子又來找我學普通話。他媽媽就跟他説，這是媽媽的老師，媽媽的普通話就是這個老師教的，你必須好好跟她學
梁振英：1988年，內地的基本法起草委員來香港聽意見。開會時雙方都比較拘謹，比較嚴肅。但是我上來一講普通話，內地基本法起草委員就笑了，其他內容他們就坐在那兒聽。香港人説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這兩個字沒有説好。説成什麼呢，香港特別神經區。我一講這個，我們香港人聽不出這個分別，內地基本法起草委員就在笑。
如今，張永雄走在香港的街頭經常裝成內地遊客，他説，這樣服務員對他的態度會好一些。
張永雄：我問一問，我想找一條羊絨褲子，在哪有？
用人民幣和港幣買東西，有沒有區別？
對國家的認同，已經成為香港回歸後最大的變化和成就之一。如今，學好“兩文三語”，也就是“寫好中文、英文”，“説好廣東話、普通話和英語”已經成為香港教育的特色。隨著越來越多的港人開始掌握普通話，願意使用普通話，兩地的陌生感在減少，距離在拉近。
責編：嚴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