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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紀念中國共産主義青年團成立85週年,本期《新聞調查》播出反映各個時期青年奮鬥成長歷程的專題節目──《青春?記憶》。這是一次有關青春的聚會;這是對建國58年間青年奮鬥歷程的盤點;共同的青春歲月,不同的人生選擇,不同的人生機遇,相似的青春火熱,各個時代的青年楷模展現了不同的精神面貌:
楊華,50年代北京墾荒隊的隊長,前往黑龍江墾荒,開創了墾荒的先河。
侯雋,60年代知識青年的代表,知識青年改變農村面貌的典型。
鄭奇寶,80年代技術革新的能手,擁有20多項發明。
許海峰,23屆奧運會射擊金牌獲得者,實現中國在奧運會上零的突破。
劉寶平,2006年十大傑出農民之一,從一個來北京的打工仔成為蔬菜大王。
徐強,瀋陽鼓風機廠的産業工人,立足本職,創造出了齒輪生産當中的“徐強精度”,每年為企業創作效益4000多萬。
詳細內容:
五四青年節這天 ,人民大會堂迎來了建國以來,各個歷史時期的青年榜樣。他們當中很多人都已經不再是年輕的面孔,但每個人都曾經擁有一段火熱的青春。這位步履匆匆的老人叫楊華,其實,他此時只能依靠助聽器才能聽到少先隊員的鼓聲,但講起青春歲月他依然是充滿豪情。
楊華:我是楊華,是北京青年志願墾荒隊的發起人…… |
楊華:我是楊華,是北京青年志願墾荒隊的發起人……
52年前,楊華和他的夥伴們引領了一項事業的開端。2007年4月,楊華老人的在家裏,給我們展示了當年墾荒出發時的隊旗。
楊華:這是在我們墾荒隊出發的歡送大會上,胡耀邦同志親自把這面旗交給我,我們打著這面旗向荒地進軍的。
多年來,楊華一直把這面的隊旗珍藏在身旁,而對於他來説,那段歲月也留給他太多無法抹去的記憶。
記者:我看您這個手,現在很多都裂開了,這個是那個時候……
楊華:這個是刷房子,刷墻,因為那兒的氣候,完了以後,讓石灰燒了,從那兒以後,就這樣,特別是一到冬天,就裂。
記者:這都多少年了呀?
楊華:這些在我身上,説實在的,無所謂的事。
歲月流轉,對於楊華來説,他的青春、汗水都留在了黑龍江那個叫共青農場的地方。
記者:當年墾荒的時候,為什麼有這個想法呢?
楊華:就是糧食短缺呀,挨餓,沒糧食啊。
出生於1932年的楊華,曾歷經苦難也已感受新生,墾荒前,他是北京市石景山黃村鄉的鄉長,新生的共和國面臨的困難讓他有了願望。
楊華: 1954年,北京市第四次農村工作會議召開,傳達了黑龍江省,有大片土地沒有開發,在小組討論的時候,我就提出來了,我説能不能讓我去到黑龍江墾荒。
記者:是真的想去嗎?
楊華:我是真心的,因為我是共産黨員,我要為人民負責,想解決糧食問題。
當時的楊華不僅已經擔任了鄉里的行政職務,而且已經有了已經一歲多的兒子。
記者:家裏那時候願意讓你們去嗎?
楊華:我首先跟我愛人説,我説我要到黑龍江去墾荒了,我愛人當時就説,你上哪兒我上哪兒,所以説支持我去墾荒,首先第一個是我的老伴。
1953年新民主主義共青團二大召來,黨中央號召青年根據青年特點開展活動,面對國家糧食短缺的問題,團中央開始考慮組織青年墾荒隊。楊華為首的五名青年成了最初的墾荒隊員。
記者:那你們的力量有多大呢?
楊華:胡耀邦接見我們,當時胡耀邦就問我説,你需要多少人,我説我們的能力有限,你是不是先給我們60人,胡耀邦同意了。
1955年的8月30日,團中央為楊華帶領的第一批墾荒隊員召開了場面宏大的歡送會。
楊華:就是歡送我們的時候,我就説我們的決心,有一條困難我們克服一條,有兩條克服兩條,有一千條克服一千條,有一萬條克服一萬條,就是這樣表的態。我們有一支歌,就是墾荒隊之歌,告別了母親,背起行裝,踏上征途,遠離故鄉,穿過那無邊的原野,越過那重重的山岡,高舉起墾荒的旗幟,奔向遙遠的地方。
楊華帶著北京的名青年奔赴東北墾荒,他們也向全國的青年發出了倡議,在向荒原要糧食的日子裏,墾荒隊員付出了血的代價和滿腔的激情。
記者:當時到了蘿北是個什麼情況啊?
楊華:到黑龍江江沿上,我們使溫度表一試,零下44度,一個叫周俊的,他把腳丫子凍疼了,凍僵了,已經凍白了。完了以後呢,放在那兒那個大鐵爐子上烤,這一烤不要緊吶,這麼一脫鞋,這麼一脫襪子,把十個腳趾頭蓋兒全脫掉了。我就跟周俊説,我説周俊,今天你把鞭子交給我,我趕著車,你把腳包上,拿皮襖包上。你坐著車,站在那兒看著我,看了我半天,完了以後問我説,楊華你説話算數不算數,我説算數,他説你在團中央的歡送大會上你替我們怎麼表示的決心。我説記得,我説有一條克服一條,有一千條克服一千條,有一萬條克服一萬條。他告訴我楊華,我這不是才一條嗎。拿鞭子一搖,把車趕走了。
記者:為什麼當時大家這麼大的決心啊?
楊華:為人民解決糧食短缺問題,這種指導思想。
在楊華帶領下的北京墾荒隊,第一年就開墾農田30多公頃,後來又陸續有青年從四面八方趕來加入墾荒隊伍,共青農場的事業越來越壯大。在北京墾荒隊的倡議下,上海、溫州等全國的很多地方的青年都走向了荒原的戰場。青年墾荒隊為國家建國初期緩解糧食短缺的壓力做出了突出貢獻。同時,城市的青年也在用火熱的才情參與新中國的建設,“青年突擊隊”成為那個時代與“青年墾荒隊”同樣閃亮的群體,在新中國的初期建設中,那個時代的青年勇敢挑起了對於國家責任和擔當。
這是1963年,演員黃宗英發表的一篇報告文學,《特別的姑娘》,説的是北京姑娘侯雋得故事,這篇文章讓她成為60年代家喻戶曉的人物。
特別的姑娘侯雋 |
記者:為什麼叫您特別的姑娘呢?
侯雋:那一代人呢,我覺得都是非常有理想的那麼一代人,但是畢竟城市的青年能夠到農村去當農民的還是很少很少的,所以還是在那時候也是比較特別的。
侯雋是知識青年的代表, 60年代,廣大知識青年響應組織號召,到祖國最需要的地方去,不僅參與農業生産,還用知識改變了農村的面貌。下鄉前,侯雋原本是北京良鄉中學的高材生。
侯雋:我一直是想考大學的,而且我挺狂.除了北大呀,人大呀,別處我還不念呢,但就是我畢業,復習功課準備高考的時候,我們校長給我們做了一次形勢報告。
侯雋高中畢業時,國家還處在三年自然災害時期。畢業前,校長作的國民經濟形勢的報告讓侯雋放棄了原本要考大學的想法。
侯雋:並沒有動員城市的青年去下鄉,但是我覺得農村青年有責任,我們城市青年一樣有責任,我説他們可以回鄉,我也可以下鄉。
記者:心裏當時就沒有一點動搖啊?
侯雋:後來有的人説你可以考啊,我們老師也説你該考考嘛,你考上了你也可以不念嘛,我説我要考上了,也沒準兒就捨不得不念了,所以就是不考了。
放棄了大學夢想的侯雋來到天津寶坻的竇家橋村,當上了一個地道的農民。從一個單純的學生,到一個決心改天換地的農民,侯雋開始了不一樣的人生。
記者:到農村來就需要真真正正幹農活了。
侯雋:那是啊。
記者:您可以嗎?
侯雋:不僅真真正正地裏頭摔打。比人家農村的孩子還苦,人家畢竟有一家,下地勞動回來呢,到家裏頭有熱飯就吃,我呢還得自己做。
記者:面臨這種現實生活的時候,有沒有會覺得,自己的選擇有一點冒失?
侯雋:我倒是對自個兒的選擇我不後悔,但是碰到困難的時候也掉眼淚,但完了把這事過去,咱還是那麼幹,因為是自己的選擇。
記者:為什麼一定要這樣呢?
侯雋:因為我的選擇,我覺得是對的。到這兒以後我確實感到農村需要知識,需要人才。
侯雋堅決地在竇家橋住了下來,高中畢業的侯雋屬於這個村子的文化人,她開始用她的力量改變這個村莊的面貌。
侯雋:我們剛來的時候呢,這個村就是,可以説沒有什麼水澆地,也沒電,更甭談什麼機械化了,一切都是靠人力。
記者:你來了以後這個村子裏有什麼不同呢?
侯雋:就是想辦法推廣科學種田呀,另外像深翻、打井,特別是造海綿田,然後我們整個的竇家橋的地,全搞成水澆地了。
不久,侯雋當上了村裏的團支部書記,後來還當上了村的黨支部書記。村裏的面貌也大為改觀,到農村采風的黃宗英偶然得知了侯雋的事跡,報告文學刊出後,侯雋與邢燕子、董加耕等有為知識青年一樣,成為那個時代青年學習的榜樣。
記者:60年代您也是青年的榜樣,那時候您心裏有榜樣嗎?
侯雋:我有,下鄉前有榜樣,什麼徐建春了,什麼王培珍了,邢燕子,這不都是我的榜樣。等下了以後,我62年下鄉,63年開始學雷鋒,雷鋒是我們全國人民的榜樣,他更是我的榜樣。
這是一個影響幾代人的英雄般的榜樣,在雷鋒精神的感召下,60年代的青年更是將國家利益置於個人利益之上,奉獻成為一代青年的生活方向。
記者:很多年輕人會覺得,你們那代人當時的選擇在現在看來是那麼的不可理解,甚至可能有人説,太傻了做這種選擇。
侯雋:那時候也有人説傻,我覺得一個時代,不同的時代有不同的歷史使命,我們那個年代,都沒有飯吃,那時候好像愛説一句什麼呢,為了天下人民的幸福,我們願意吃盡人間所有的苦,我們覺得很自然的。
後來黃宗英到我這兒採訪,在我那門上,那是她寫的,“苦中自有樂,樂在吃苦中”,這也是我的生活寫照,也是當時我們反映了,我們那個年代人的苦樂觀。
侯雋在竇家橋村一直待了18年,而楊華和墾荒隊員在共青農場一待就是幾十年,直到退休,他才回到北京,而他的兩個兒子卻因為事故長眠在黑龍江的土地上。
記者:您現在怎麼看待年輕的這段歲月呀?
侯雋:對於我們這些人,這樣做,吃了很多苦,受了很多罪,但是我們認為是值得的,就是為人民做了這麼一點好事唄。
像楊華、侯雋他們一樣,在那個年代裏,千千萬萬青年,在與共和國共患難的歲月裏,奉獻出了青春甚至人生的全部。
60年代末,中國經過了動蕩的十年,風雨過後,新的歷史時期來臨,冷靜下來的青年人也重新開始自己的人生定位,在上海,一個剛剛走出校門的年輕人也在思索自己的人生道路。
鄭奇寶 |
鄭奇寶:那時候生活都很單調,人有很多空余的時間,大家很多思索。
記者:是指什麼呢?
鄭奇寶:我個人的想法就是説,一個人要有所作為。
鄭奇寶,80年代曾以科技發明聞名全國。文革過後,他剛剛從一所技校畢業。他的人生轉變是從電報設備生産車間的一個工人開始的 。
鄭奇寶:那時候就是做一個小工。
記者:那你對那種現狀自己怎麼看當時?
鄭奇寶:去了以後我就對這個工作挺感興趣,我不安心做裝配工,自己就深入進去,跟工程師們去討論,設計上有什麼問題。
記者:為什麼會有這種不安心?
鄭奇寶:我就是感覺就是對知識和技術的這種求知欲。
1977年,國家恢復實行高考,中止了10年正常讀書生活的青年人,終於可以通過考試來實現自己的夢想,這對於渴望讀書的鄭奇寶來説,無疑是一個夙願得償的良機。已經參加工作的他,利用業餘時間去學習函授的大學課程。
鄭奇寶:那時候我們年齡差別是很大的,有我們那個時候很年輕的,也有歲數很大的,去讀書的人大家都很努力。就是很簡單,我就想學知識,增加自己的才幹吧,能學到一些這樣的本領。
鄭奇寶一邊上函授課程,一邊把視線轉向改進生産設備上。
鄭奇寶:那個時候都非常非常落後,我們那個水平相當於美國的20、30年代的狀況,我感覺中國人很是一種侮辱。
記者:你想改變它?
鄭奇寶:對。那時候年紀輕,膽子都很大,有什麼不好做,什麼都能做。
記者:但是當時您就是一個技校的畢業生。
鄭奇寶:對。很多知識都是在實踐中去學。
記者:會想到,比如説我把這個發明搞出來,它可能更多是一種,個人價值的一種實現?
鄭奇寶:沒有,那個時候社會上的誘惑和利益的激勵機制都很少,從我的角度,就這麼簡單。就是説中國這麼落後,中國人可以幹一件事,而且技術工作我也很感興趣,我想把這個工作去做好。
自動發報機在80年代初還是高精尖的技術難題,苦於鑽研的鄭奇寶承擔了這一在當時看來似乎不可完成的任務。
鄭奇寶:我們做開發的時候技術太落後了,最早的,我記得很清楚,一個IBM的計算機,那是當做一個寶貝,買來的時候,廠長親自督陣、開箱,開出來,然後去用每一條指令都是靠ABCD12345這樣打進去,那個時候整個容量就只有兩K,按一下執行一條指令,按一下執行一條指令,這樣把一個很複雜的自動發報機的程序,一個系統調試出來,這個現在想像是不可思議的事。
一連幾個月的時間,鄭奇寶他度過了他科技攻關中最難熬的時期。
鄭奇寶:哎呀,那個時候是我一生當中印象最深的時刻。我跟你講,我讀兩個大學,我父親是癌症,而且是晚期,我母親也生病,我就家裏面一個人,就在醫院裏面,空下來就這麼寫程序,寫完以後回來再調試,所以那個人完全是處於,怎麼説呢,無法形容的緊張的這種狀態。
幾個月過後,鄭奇寶程控發報機的研製終於獲得成功。
鄭奇寶:把它那個調通以後做出來,按照我的想法能實現了,那是晚上還是11、12點鐘的時候,我記得,夜深人靜,車間裏沒人,我做完以後,好高興。就是一種成就感。
記者:這種成就感進一步激發下一個發明?
鄭奇寶:對 。後來我就是一發不可收拾了。
“程控發報機”參加了當年全國青工“五小”智慧杯競賽,並一舉獲得一等獎。而此後的時間內,鄭奇寶又先後做出了20多項發明,30歲時,它就成為了上海最年輕的工程師。在那個知識被重新尊重的年代,青年人盡情地揮灑著他們的激情和才幹。
鄭奇寶:那個時代的年紀輕的人,大家很講理想,追求,抱負。
記者:你個人也置身其中,你覺得這種社會基礎是什麼呢?
鄭奇寶:那個時候就是想你對崇高的某一個事業,對一個人來説,是最有價值的事,甚至為達到這個目標,就是每個人他有那種獻身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