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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聞會客廳]特別節目:記錄中國


央視國際 www.cctv.com  2006年11月09日 08:04 來源:CCTV.com
專題:第七屆中國記者節──《記錄中國》見證中國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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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CTV.com消息(新聞會客廳):

    崔永元:現場的觀眾朋友們,電視機前的觀眾朋友們,大家晚上好。

    敬一丹:今天是一個節日,記者節,今天在這裡的臺上台下都是記者,有老記者,還有新聞院校的學生,也是未來的記者,觀眾是記者,接受採訪的也是記者,我和小崔我們兩個人和大家一樣,也是記者。

    崔永元:我聽到過一個數字,説中國新聞界的從業人員有70萬人,如果從廣義上講,這70萬人就都是記者,應該説記者是一個非常龐大的群體。

    敬一丹:那你當記者有多少年了?

    崔永元:我是1985年開始做記者的。

    敬一丹:剛發你記者證的時候先給誰看看這記者證?

    崔永元:一分鐘都沒有停,就跑回家給我媽看,我媽看了這個記者證特別高興,她説從今天開始,看誰還敢欺負我兒子。

    敬一丹:看樣子大家有共鳴,拿到記者證開始真的當記者了,這麼多年來,你當記者所經歷的一切都如實地向老媽彙報嗎?

    崔永元:差不多吧,基本説都跟她説。

    敬一丹:有沒有什麼瞞著的,騙她的。

    崔永元:有一件事兒就是經常跟她撒謊,就是到底我掙多少錢。

    敬一丹:這為什麼不能實話實説呢?

    崔永元:因為實話實説,我怕我媽覺得掙得太少,這麼艱苦的一個工作,掙錢掙得太少。

    敬一丹:其實跟老媽撒謊的不光是小崔一個人,我們就認識這樣一個記者,他跟他媽媽撒謊不是一次、兩次,而是三番五次,為什麼呢?我們來認識他。

    這組鏡頭記錄了中國維和部隊在非洲動亂最為頻繁的剛果金維持治安與和平的場景,那裏槍支氾濫,流血事件頻繁發生,這些鏡頭一部分的拍攝者就是中央電視臺軍事部記者冀惠彥。但是沒有人知道就在排完這組鏡頭的當天,冀惠彥就感染上了非洲最為肆虐的疾病─致死性虐疾。

    國慶五十週年宏大慶典、神五、神六成功飛天、伊拉克的炮火、邊海巡防、抗擊非典時的隔離與守望,冀惠彥拍攝過許多人們耳熟能詳的經典鏡頭,記錄變換的國際風雲與社會風貌,透過他的鏡頭,觀眾們看到的是一個時代淺顯的印記。

    (採訪冀惠彥的父母)

    記者:那個虐疾你知道它的嚴重性嗎?

    母親:我不知道。

    記者:他沒跟你説過?

    母親:沒有説過。

    這時我們才得知,原來母親居然不知道冀惠彥患上瘧疾的事情,我們更為意外地發現在母親與冀惠彥的相處中,有太多的情景母親都是未知的。

    記者:他經常對您撒謊?

    母親:對,他撒什麼謊阿,他就跟我説沒事,挺好的。就這些話,或者是上哪兒去,過去不這麼説,因為我老是不放心。

    因為害怕母親擔心,冀惠彥選擇了謊言,2003年2月10日,大年初七,冀惠彥與中央電視臺記者和水均益等人悄然啟程,奔赴當時被戰爭的陰雲籠罩著的伊拉克。

    母親:他説他上新疆,那兒有個典型,咱們也挺傻,就沒懷疑他是不是又出國了,因為大過年的,誰也沒往那方面想。

    一個月後,伊拉克戰爭正式爆發,在這之前冀惠彥等人已經奉命提前撤離至科威特境內,聽到戰火驟然的消息,冀惠彥和另外的兩個同事一起重新返回了伊拉克首都巴格達,而此時的巴格達炮火紛飛,槍林彈雨,早已經是危險重重。在重返巴格達後的48小時內,冀惠彥冒著生命危險,用鏡頭記錄戰爭場景,為觀眾傳遞最前沿的戰爭信息。2003年的伊拉克戰爭,中國記者的表現在國際上樹立了良好的媒體形象,這個由冀惠彥拍攝的鏡頭始終打著CCTV的臺標,在伊拉克戰爭中被許多家國外知名媒體所引用,它成為了中央電視臺在記錄伊拉克戰爭中的標誌性鏡頭,而幾小時後,冀惠彥拍攝時所在的新聞部大樓就被摧毀,成為一片廢墟。

    (直通巴格達節目中白岩松電話連線冀惠彥)

    白岩松:老冀,從正月初五,你們五個人就已經離開中央電視臺,去了伊拉克,我想這個時候,能不能也對家裏人説幾句話?

    冀惠彥:要説對家裏人講話,最對不起的就是我媽媽,1998年我來的時候,即使瞞著我媽媽來的,這一次又是瞞著她來的,她老人家身體也不好,她説雖然你已經五十多歲了,但是在我眼裏你還是一個兒子,所以我就想,跟我媽媽説一句,媽媽你放心,我們在這兒一定會注意安全,好好工作。

    敬一丹:我們有請冀惠彥。我一直想問你,很多家電視臺都引用並且多次引用你拍攝的那個鏡頭,當你在屏幕上看到這個鏡頭的時候,你會回想起什麼呢?

    冀惠彥:回想起當時那种經歷,雖然背著母親到了戰地去採訪,但是我覺得可以告慰老人家的是,我在戰地盡到了一個記者的職責,沒有給老人家丟臉。作為一個記者的職責,離新聞越近,對我們來講也是一種榮幸,像神五楊利偉返回的時候,我倒退著在拍,因為當時現場的人比較多,所以人擠來擠去把我擠倒了,抬著楊利偉的人就從我身上踩著就過去了,我從人的腳底下把攝像機掏出來之後,吹了吹土,看了看攝像機還能用,又追上去拍。其實當時我心裏還挺美滋滋的,能夠為我們國家的航天事業當個鋪路石,別人想有這樣的機會還沒有呢。

    敬一丹:覺得你好像一直在挺享受這個過程,這個職業給你什麼樂呢?

    冀惠彥:職業給我的樂趣非常多,像我們今年到蘇丹去採訪維和部隊,我們在那兒住了八九天,就在帳篷裏,溫度白天55度,帳篷裏的溫度可以達到60多度,喝的水就是一天一瓶聯合供應的一公斤的礦泉水,洗澡就沒有水了,當地有水,但是不允許我們用,因為當地的水裏邊有一種蟲子卵,進入皮膚之後容易導致永久性失明,叫河盲症。但是我近距離地接觸了維和的官兵,我拍到了他們,讓更多的人了解我們維護國際和平這樣一個重大決策的事實,看到了我們中國的能力和力量。我覺得我能在離新聞最近的地方,我在品味甘苦,我在享受我自己的快樂。

    敬一丹:謝謝冀惠彥。

    崔永元:歡迎大家繼續收看中國記者節的特別節目──記錄中國,剛才大家在短片裏看到冀惠彥的母親有一些抱怨,但是大家不要擔心,我想如果母親有一次重新選擇的機會,她還會選擇冀惠彥當她的兒子,如果冀惠彥有一次重新選擇工作的機會,他還會選擇當記者,因為疼愛兒子是一個母親的本能,親臨現場是一個記者的責任。我們剛才聽到的是一個母親對兒子的抱怨,下面我們會聽到一個妻子對丈夫的誇獎。她是《重慶日報》首席記者羅成友的妻子,我們聽聽她是怎麼誇自己丈夫的。

    採訪羅成友的妻子王淑娟:鳳凰鄉的副書記來説看見你老公擠車了一段。但是把記者的身份忽略掉。

    這就是王淑娟的丈夫羅成友。王淑娟和羅成友結婚已經三十年了,不過,許多人直到今天還不知道羅成友的身份。

    羅成友在農村土生土長,當過十幾年的鄉鎮幹部。13年前,羅成友被調入重慶日報社當記者。但是,或許因為本來就是農民出身,或許,當記者的十幾年裏,羅成友仍然每年會有300天以上的時間在農村採訪,或許為了與農民打交道更加便利,羅成友至今不肯搬到城裏居住。總之,這個記者羅成友和妻子的期望值是有著巨大的反差的。

    王淑娟覺得,羅成友無論怎麼看都不像個記者,不僅如此,在妻子看來,羅成友的性情中,仿佛集中了男人身上的一切缺點。

    妻子還不能容忍的就是羅成友的膽小,儘管這還是當年她選擇他做老公的理由。

    王淑娟:別的女的打他,他都不還手。

    王淑娟:不理解,農民都喜歡他去家裏,來找他寫,什麼事都找,説他會寫。

    崔永元:好,讓我們歡迎《重慶日報》的首席記者羅成友,歡迎他。在掌聲當中走,是不是覺得特別漫長?

    羅成友:有點不習慣。

    崔永元:有點緊張嗎?

    羅成友:有一點。

    崔永元:我告訴你一個放鬆的好辦法,再走一遍。

    崔永元:你為什麼老跑農村?

    羅成友:除了我生活在農村以外,可能跟我當記者過後第一次採訪,第一個春節去採訪的時候,一件事情讓我對農村産生了,離不開農村的想法。

    崔永元:一個什麼樣的事情?

    羅成友:那是第一次,1993年底調到《重慶日報》,1994年春節前我們報社裏安排我去看農村農民怎麼過年,寫這樣一篇報道,去那個地方,隔城鎮有三十多裏路,到了一座山下,再爬了一個多小時的山,到那個山上,到那個農民家裏看,太窮了。當時在一戶農民家裏門檻上坐著一個小女孩,我當時就問她,我説小妹妹,要過年了,你想不想吃湯圓,這個小妹妹把眼光盯了我好一會兒,盯著我,開始她説不出話,盯了好一會兒她説,叔叔,啥子叫湯圓,那種眼光我現在也形容不出,看起來就是很震動人心的。當時我就想,一個15歲的農村小孩還沒有吃過一頓湯圓,還不知道湯圓是什麼,這説明她從來沒吃過,從這個小妹妹的眼光,直到現在,一直在我的腦海裏抹不去。

    崔永元:我知道你的報道裏經常很真實地反映這個農村的生活情況、生産情況,也會批評一些基層幹部的不作為,有一個人叫唐芳龍,你還記得你批過他嗎?他幹什麼事兒了?

    羅成友:好像是2003年春耕生産的時候,我就跑到鄉鎮去,有一間辦公室裏面有聲音,有笑聲,我就把門推開,推開看見裏面幾個人在裏面好像是在打牌,外面是春耕大忙,裏面是在打牌,所以我當時回來過後就寫了一篇批評稿件。

    崔永元:叫什麼題目還記得嗎?

    羅成友:這個題目記不得了。

    崔永元:其實這件事兒到現在也沒有過去,唐芳龍還是有話要説,他聽説你要到北京接受我們的採訪,就追過來了,現在我們歡迎唐芳龍。您好。你別挨著他坐,坐這兒。當時他批評你那篇文章題目叫什麼?

    唐芳龍:那篇題目是批評幾個單位吧,好像是舉了幾個單位,他寫的總的是一個題目,是農技幹部上哪兒去了。

    崔永元:你當時什麼心情,有什麼想法,準備怎麼報復?

    唐芳龍:當時確實氣憤,單位領導當時就找我談話,同事也取笑我,當時開玩笑,回家老婆也跟我鬧離婚,慘得很。所以當時特氣憤,恨不得一刀把他殺了算了,當時是這個情況,説實在的。

    崔永元:沒帶刀吧今天。他的報道失實了嗎,是真實的情況嗎?

    唐芳龍:情況是屬實的。

    崔永元:你們當時是在打麻將是嗎?

    羅成友:不是打麻將,撲克。

    崔永元:鬥地主。反正是在玩牌呢。

    唐芳龍:自從發生那個事情過後,我每天在《重慶日報》上搜索羅成友的名字。

    崔永元:每天第一件事兒就是要看《重慶日報》,然後看看有沒有羅成友的文章,是不是又批評自己了。

    唐芳龍:看他寫的文章確實反映了很多基層的農民還有不平事,很多好事也反映,但確實是感動了我。

    崔永元:你現在是真的佩服他了,還是配合我們做節目呢?

    唐芳龍:自從發生了這個事,當時特氣憤,後來倒理解他,因為鄉村裏確實有很多情況,有很多問題,以後如果村裏邊有什麼問題,我主動與我們羅記者聯絡,有不平事不好事都反映上來。

    崔永元:其實我再説一件事兒你心裏會更寬,就是他批評你以後,你妻子不是對你有意見嗎,實際上他寫批評稿,他妻子對他也有意見,就扯平了。如果你們真的好了,我覺得你跟羅記者握握手吧。有一件事兒其實已經被我看穿了,你看你妻子好像一直在抱怨你,好像一直在埋怨你,實際上那是愛你,她不斷地在誇你,聽完了你仔細反應反應,沒有什麼對你不利的,全是説你好,你自己聽出來了嗎?

    羅成友:但是她沒有正面説我好啊。

    崔永元:其實我覺得當一個記者,重要的是讀者能夠説自己好,觀眾能説自己好,當然,如果自己的老婆是自己忠實的讀者和忠實的觀眾,那就更好,讓我們謝謝羅成友。

    崔永元:下面我們要介紹的一位朋友是來自青島日報的記者,辛梅,她採訪的是青島港這個行業,有人説她是採訪港口方面的專家,到底是不是呢?我們先來看一看。

    在青島市台東路人潮喧鬧的步行街上,我們做了這樣一次隨機採訪。

    記者:你認識許振超嗎?

    在青島,許振超是一位家喻戶曉的人物。許振超,青島港的一位碼頭工人,當代産業工人的傑出代表,與任長霞、牛玉儒、馬祖光等人齊名的時代先鋒人物,他只有初中文化水平,卻通過自學創新成為了一名港口吊車專家。那麼,最初發現並報道了許振超事跡的記者又是誰呢?

    記者:誰是辛梅?

    辛梅,《青島日報》記者,她偶然得知,青島港在用許振超的名字命名一組集裝箱的服務名牌,根據這一線索,辛梅發掘出了許振超的事跡,並將之推向全國。在青島港,辛梅的名字是和許振超一樣人人皆知的。

    採訪青島港職工:認識辛梅,很熟。

    這個年輕的女記者,在青島港職工的心目中,有一份特殊的重量。

    記者:她是怎樣的專家?

    辛梅,用一千多個日子的深入走近了許振超,在發掘許振超這個吊車專家的同時,自己首先成為了港口專家。

    辛梅,用自己的感同身受走近了工人的世界,她與他們相融在一起,彼此溝通,彼此感動。

    崔永元:好,讓我們歡迎本報記者辛梅。您好。許振超其實作為一個優秀的港口工人,可能一直是默默無聞,通過你的報道,讓大家都知道了,全國都知道了,他現在是聞名全國的勞模,但是沒有幾個人知道辛梅,私下裏會不會覺得有點失落?

    辛 梅:沒有,我特別想糾正一下崔永元老師的一個觀點,就是是我把許振超推向全國,因為我能做的工作就是讓許振超這個典型在我們青島家喻戶曉,但是許振超為什麼能走向全國,我覺得有好幾層原因,我後來自己在想這個問題,第一個原因是我們這個時代太需要許振超這樣的人物典型了,第二很重要的原因是什麼呢?我覺得許振超這個典型的推出,他碰到了一個很好的契機,就是我們國家,特別是我們中宣部領導,在搞這個典型人物報道的創新改革,許振超這個報道其實是我們搞典型人物報道的第一塊試驗田,當時中宣部的很多領導帶著我們重要的媒體記者,我2003年寫許振超,2004年一年之後,中宣部領導帶著我們這麼多重磅的記者到青島再去寫許振超,這更給了我一種信心,知道這個典型,我當時我這樣去寫,這樣走是對的。

    崔永元:你覺得他特殊是因為你筆下的許振超不是過去的高大全那樣的人物,是一個熱愛自己的工作,熱愛生活的這麼一個工人。

    辛 梅:許振超這個人給我感覺最深就是他活得很本色,在家裏他是一個好丈夫、好父親,在碼頭上他是一個好隊長、好師傅、好領導、好工友,那個人做人做得特別簡單,又特別真,讓你覺得生活的本質的那種東西。

    崔永元:你知道許振超怎麼説你嗎?

    辛 梅:我不知道。

    崔永元:他説煩死了。説你採訪他的時候,問起來沒完沒了,刨根問底的,問得他腦袋都大了。

    崔永元:許振超一聽説我們今天採訪你,他説報仇的機會終於到了,今天他要坐在這兒做這個採訪者,他來採訪你,他要煩死你今天,歡迎全國勞模許振超。您好。

    辛 梅:您好。

    崔永元:我把這個位置讓給您了。

    許振超:您坐。

    崔永元:這是採訪者的位置。

    許振超:好。

    崔永元:我坐在這兒聽,您也採訪採訪辛梅,就像她採訪您那樣,她要不説煩,今天這個採訪就不算完。

    許振超:好。我們兩個人有兩年沒見面了。

    辛 梅:2003年3月6號,我們第一次寫振超效率刷新中國大陸港口的裝卸效率。

    許振超:我記得這個事兒三年多了,坦率地説,那段時間您那段採訪確實也給我們那種感覺,有點是巾幗不讓鬚眉,那麼一種感覺。

    崔永元:這個採訪是這樣嗎?倆人坐一起互相誇,是要問問題,問很尖銳的問題。

    許振超:下邊我就得問問題了,我聽説後來您離開了交通口,因為好長時間沒見你了,後來一問説辛梅到農村口了。

    辛 梅:對,我現在是跑農村的記者。

    許振超:我覺得到了農村口現在也趕上了一個好機會,就是國家正在搞新農村建設,我們第一個有個願望,希望你能在這方面寫出好的新聞來,但是同時我們也希望你能有時間到我們港口來,給我們講一講新農村建設的一些故事,讓我們在這方面也高興高興,也學習學習,不知道你什麼時間能去。

    崔永元:這是第一個問題,你什麼時候能去。

    辛 梅:做完了節目就去,回到青島第一時間就去。

    崔永元:還有什麼問題嗎?

    許振超:再一個就是,在我的印象當中,我就説辛梅是跑我們交通行業的,她應該説是一個資深記者,因為我們以前好多東西,看了她的文章以後,確實受到不少啟發,現在我就想問你一個,咱們國家環渤海最近興起新的一輪港口建設高潮,你對這種建設前景有什麼建議沒有?我們非常關心這個問題。

    辛 梅:我覺得這個問題太尖銳了。

    崔永元:這應該是溫總理回答的問題,但是你可以有自己的見解。

    辛 梅:在宏觀的範圍內,我覺得我們國家對碼頭建設的整個大的佈局是非常有前瞻性的,也是非常正確的,但是在局部地區有可能會出現重復建設,這就涉及到我們宏觀調控和微觀調控怎麼處理好的問題。

    崔永元:其實辛梅的經歷告訴我們一個道理,要想採訪專家,自己至少先成為一個有點像專家的專家,也感謝你們到這個現場來接受我們的採訪,謝謝你們。

    敬一丹:剛才我們聽到的故事來自報紙記者,接下來的故事我們講一個廣播記者的故事,對於廣播人,我們通常都是只能聽見聲,看不見人,而今天我們是既能聽見聲,也能看見人,現在有請中央人民廣播電臺節目主持人向菲。向菲大家都知道你是一個有故事的人,向菲的故事都能寫電視連續劇了,能寫很長很長的電視連續劇,

    敬一丹:接下來我們就走進向菲的故事,我們看一下。

    向菲,中央人民廣播電臺夜間節目主持人。在全國近千家電臺的同類節目中,她的主持以特有的理性吸引著固定的人群,收穫著特殊的信任。

    採訪老余:沒事打開她的聲音覺得心裏舒服,她的聲音有親切感,每次煩的時候就想聽,聽一聽。

    收聽向菲節目的,來自全國各地不同的行業,不同的年齡,不同的身份。不過,對於向菲,他們卻有著同樣的感動。

    向菲播音:人的一生總是一個選擇接著一個選擇,每當你遇到一道人生的選擇題的時候,都有好幾個答案供你選,他們有可能殊途同歸,也有可能南轅北轍,有的選擇甚至會改變你的命運,改變你的一生。

    採訪老余:她説話都是開導你,腦袋沒開通,給她開通一下。

    向菲播音:走好人生路,關鍵就幾步,不同的選擇不同的路,人生即選擇。

    2005年2月的一個夜晚,直播間的電腦平臺上,向菲看到了這樣一條手機短信:我是一個罪犯,因過失傷人,現在四處逃亡,我現在正是個十字路口,無從選擇望提醒一下。

    發短信的人説自己叫辜三,希望和向菲保持聯絡。儘管無法確定短信內容的真實性,向菲還是將自己的手機號碼留給了對方。此後每隔兩天,辜三就會打電話給向菲,和她交流,向她傾訴。

    在數次的電話交談與溝通之後,向菲收到了辜三的短信,在逃亡了12年之後,辜三決定投案自首。

    採訪老余:最近這麼多年,畢竟也沒有跟任何人真正地掏心窩地聊過,説實在的,煩的時候我就發短信來,就煩她。

    辜三向公安機關自首的時候,向菲陪他一起去了。後來,又陸續有四個人找到了向菲,傾訴自己和辜三同樣的境遇,他們都是和辜三一樣犯罪後在逃的人。通過與向菲的交流,這些人陸續做出了投案自首的選擇。

    老余給向菲打電話:

    向菲:喂,你好!你怎麼又換了一部手機呀!你樂什麼呀?

    此刻給向菲打電話的聽眾老余叫余昭明,他因過失傷人在逃過六年,是五個通過向菲而向公安機關自首的人之一。

    敬一丹:剛才我們短片最後一個鏡頭那種笑容特別讓人動心,老余的笑容,有請老余。老余來了,還帶了禮物來了,請坐。你們是熟人見面了。

    向 菲:是。

    敬一丹:我是覺得咱們生活在這個世界裏,茫茫人海,誰和誰都可能擦肩而過,但是不一定誰都能聽見人家想説什麼,你説的時候,你怎麼能判斷出,聽的人是不是真心地在聽呢?

    余昭明:聽得到。

    敬一丹:你怎麼能看得出來,你怎麼能感覺出來向菲在聽?

    余昭明:從她的聲音裏面可以感覺到。

    余昭明:以前我跟別人打電話,從來沒有這樣的聲音,我一聽到她的聲音,比較心裏舒坦,我也弄不清楚怎麼回事。

    敬一丹:這次是過節了,記者節,這個我們可以理解成是節日禮物嗎?

    余昭明:我的意思,我借著這個機會幫她過個生日,因為她是9月17日那天生日。

    敬一丹:你怎麼知道她的生日?

    余昭明:去年投案的時候是9月18號來的,她提前一天生日,我不知道,那時候她説我昨天生日,你今天來了,我就注意了,記住了。

    敬一丹:你就記住了。今年她的生日其實已經過去了。

    余昭明:過了,以前我説來,她説不用我,不方便,不用來,以後吧,借這個機會我就補一個吧。

    向 菲:謝謝,是一個蛋糕。謝謝。我覺得真的特別特別巧合,就在2005年9月18號,那時候我還在北京的郊外,説實在話,那個生日過得不太好,雖然在這之前和家人策劃了一個很浪漫的生日,但是那一段時間,因為老余,讓我的心裏沒有這樣一個心思再去過生日了,9月18號那天中秋節,他來到北京投案自首的時候,是在做筆錄的時候,警察説,哎呀,昨天是你的生日啊,我説是,當時老余跟我講,你為什麼不告訴我是你的生日呢,如果是的話我改個日子再來,所以其實與其説這是我的生日,倒不如説這是老余重生的那一天,我們一起記住了那一天,9月18號。

    敬一丹:我覺得在這樣一個日子,我們也可以把它理解為我們記者的記者節,我們自己的節日,我們也把它看成像生日一樣,就讓我們分享這份心意,分享這份特殊的禮物。

    向 菲:謝謝。

    崔永元:各位朋友,這裡是中國記者節特別節目──記錄中國,歡迎您繼續收看。

    敬一丹:剛才在廣播人向菲的故事裏,我們看到了一種力量,這種力量是由傾聽産生的,是由信任産生的,這個故事還在繼續,我想我們大家都會沉浸在她持續的故事裏。

    崔永元:接下來我們要認識的是一位文字記者,她特別擅長採訪人物,因為她是在用心採訪,用心交流,很多采訪對象跟她成了朋友,成了莫逆之交,我們一起來看一下。

    這是一條特殊的郵路,它的全長為360公里,沒有任何現代化的交通工具,只能依靠人和馬來送達郵件,往返一次需要整整兩周。

    王順友是這條特殊郵路的郵遞員。從21年前開始,他每個月都要往返兩次,這意味著,一年365天中,王順友330天走在郵路上。一個人、一匹馬、一條路,這21年中,王順友一共走了27萬公里,相當於重走了21次長征路。

    王順友習慣了這樣的行走。他自己編了許多山歌,解除路途的單調與寂寞。在王順友的心裏,也的確有一個朋友,他始終惦記。

    採訪王順友:我一直都叫她張大姐。

    王順友所説的張大姐叫張嚴平,是新華社國內部的記者。

    張嚴平,一個有著24年職業生涯的女記者,被認為是最擅長做人物報道的記者之一。新華社對張雲泉、楊業功、白芳禮等眾多典型人物的報道,都是由張嚴平完成的。

    張嚴平認識王順友是在2005年5月,她隨中央新聞採訪團來到木裏縣採訪王順友。當時,記者們跟隨王順友走了一段極為危險的郵路,那裏只能容一個人通過,旁邊就是萬丈懸崖。有的記者因為高原反應病倒了,還有記者從馬上摔了下來。採訪團決定取消採訪,張嚴平卻留了下來。這個選擇在一瞬間打動了王順友。

    採訪王順友:我當時想這個女人不怕死,這麼高的山,如果翻上去的話,要出什麼事兒。

    採訪張嚴平:當時我説句實在話,就覺得這條路,像個鉤子一樣鉤著我,我就想知道是個什麼樣的路?

    張嚴平:就在這條路上,走過這段最險的路,我開始對他有感覺了,我覺得一個人能在這條路走了20年,他靠什麼,他為了什麼,他憑什麼,我就在無數的,其實又是問號,也是一種答案。後來我就流淚了,我就在馬上控制不住,我覺得我當時不是為自己流淚,我覺得我真的是為王順友流淚。

    張嚴平在採訪中第一次流淚,是王順友講起了自己和馬的故事。

    採訪王順友:非常想講馬的故事,因為我對馬的情太深,馬和我,我就覺得馬是一個好戰友,一個好夥伴,一個好助手。

    在這條郵路上,張嚴平和王順友一起走了三天,王順友給張嚴平講了許多從未提及的故事,自己和馬的感情,郵路上的艱辛和孤獨,對家人的愧疚。三天的經歷,讓他們建立了深厚的友誼,讓他們從記者與採訪對象的關係,變換為無話不談的朋友。

    王順友山歌的詞都出自他的內心世界,是他所有喜怒哀樂的表達。自從認識了張嚴平,王順友的山歌中唱的總是關於朋友的感受。

    敬一丹:我們有請新華社記者張嚴平。您好。去年感動中國的時候,我採訪王順友,我那時候真想向你求助,因為他是那麼寡言的一個人,你是怎麼樣就讓這樣一個人,能夠主動、很願意地講出他心裏想説的話?

    敬一丹:接下來他怎麼樣漸漸地把心裏話談出來呢?

    張嚴平:王順友是個很不會説話的人,比如你和他這樣談根本沒辦法談,而且他聽不懂,比如你要問的問題,實際上他不知道採訪是一種什麼東西,所以後來我就覺得,要走近他,要採訪他,最好的辦法就是走他的郵路,特別是走過我們最險那段郵路的時候,當時我坐在馬上,因為後面也沒人看見我,我就自己偷偷地流淚了,因為我真是想象不到一個人二十年是在這樣一條充滿了危險、充滿了艱難這樣走過來的,我當時真是覺得很震撼,所以我就覺得在我的感情上和他一下就拉近了。後來稿子出來以後他曾經説過這樣一句話,他説稿子我看了,他説你最懂我心頭,我覺得就是這樣一種交融,他就能拿我當一個朋友,把他很多很多心裏的話講給我聽。

    敬一丹:怎麼努力呢?用什麼辦法在最短的時間裏走進人家的心裏?

    張嚴平:如果説我唯一我自己心裏想的就是,首先我非常平等地對待我的採訪這些對象;另外我是非常真誠的,他無論是痛苦或者喜怒哀樂,都會牽著我的很多神經,所以我想這一點可能是讓他們願意拿我當朋友的一個原因吧。

    敬一丹:可能很多新記者在剛幹這行的時候總是想向有經驗的記者討教一個訣竅,怎麼能又快,又近地走近一個人。

    張嚴平:我就這樣,我説我真的沒有什麼訣竅,我覺得還是笨工夫。

    敬一丹:這個職業給你帶來的享受在什麼地方?

    張嚴平:我覺得我非常感恩這個職業,它讓我有機會能接觸這麼多非常優秀的人,所謂的理想,所謂的非常崇高的東西,它不在我們看不見摸不著的地方,它就在我們身邊,所以讓我覺得生活很美好,他們的存在,我覺得對我所追求的東西是一種明證,所以他們也讓我熱愛我的工作,熱愛生活,所以我非常感激他們,非常感激他們,這是我的幸福。

    敬一丹:我想我們聽到這兒以後,都對延平有更深的期待,期待她給我們介紹更多的這樣的好人,在她的作品裏體現到更多的真善美,謝謝延平。

    張嚴平:謝謝一丹。

    崔永元:張嚴平對王順友的採訪讓我們感受到了溫暖,其實記者這個職業還能讓我們感到驕傲和自豪,尤其是那些做輿論監督報道的記者,我們下面要認識的這位記者做輿論監督報道已經十年了,我們一起來認識他。

    這是一支特殊的團隊。他們于上世紀的九十年代初期組建,在十餘年的時間裏,開創了一個屬於中國輿論監督新聞的新時代。這就是中央電視臺每天一套19:37播出的《焦點訪談》。對濫用公共權力和社會醜惡現象進行輿論監督,這是《焦點訪談》的定位和它區別其它欄目的個性與品質。在這份品質的後面,是一個個性格特徵鮮明的記者形象。

    曲長纓,加盟《焦點訪談》最早的記者,也是目前《焦點訪談》年紀最大的記者之一。當年,《經濟日報》一個揮斥方遒的資深記者,如何會將《焦點訪談》作為自己重新的選擇?

    作為《焦點訪談》的一名記者,在節目中,人們看到了曲長纓的犀利、他的敏銳,他的執著、他的堅韌。但是很少有人知道,在一期期節目的背後,他需要面對些什麼。

    儘管有礦主的百般阻撓,但是,根據礦工們提供的線索,曲長纓等人展開調查,迫使礦主不得不跟隨記者到縣裏去自首了。如果説,事件的結局是正義取得了勝利,但是對於曲長纓來説,在那樣一種特殊情形下,礦工們對焦點訪談的信任與支持卻成為了他長久堅持的最深厚的動力。

    崔永元:歡迎曲長纓。我聽説了一件事兒,跟你核實一下,有一段時間你在《焦點訪談》好像幹不下去了,不想幹了,想離開。

    曲長纓:這種想法是有的,為什麼呢?有些問題想做,但是實際去調查又做不下來,因為它比較複雜,而且難度特別大,好多線索也缺乏,所以這時候確實有過這樣的想法,這樣幹意義在什麼地方,價值在什麼地方。

    崔永元:你後來怎麼想通的?

    曲長纓:我上班每天都要從電視臺門口過,我們有一個接待處,好幾次説句實話,都是在走過接待處的時候,看到了很多觀眾來向我們反映一些情況,反映一些問題,那種急切的眼神和迫切的期望,所以這時候我的心確實被震撼,被打動了,所以這點困難和壓力真是不算什麼,要這麼想的話就能夠自己想開。看到這樣群眾和這些觀眾的熱情和期望、期盼,我們感到自己身上確實有這個責任。

    崔永元:曲長纓,受到賄賂的時候多不多?

    曲長纓:有,比如説礦難報道中,送錢的有,還有不送錢,給我們一些名畫,這個名畫,因為我不太懂,但是這個畫家的名字是非常如雷貫耳的,當然後來等到案子揭出來以後我到檢察機關去查筆錄的時候才發現,他們跟檢察機關交代説,當時為了堵我們的口,給我們送了價值多少多少錢的畫,這個錢是從這個礦工的安全基金中拿的,當時他們就是用這樣一些辦法。

    崔永元:其實我們焦點訪談記者出去採訪的時候還遇到過送現金,送金項鏈,送金錶,各種各樣的情況,跟年輕的學生們説説,怎麼抵禦住這種誘惑,真的金子,真的錢。

    曲長纓:你的心要是説能夠像金子一樣,把握住自己,發光的話,你就不會被外邊的金子所誘惑。而且説句實話,我們採訪的一些事情,是關係到礦工的生命,關係到人的最基本的一些生存的狀況,如果説我們為了這些利益而喪失了我們的原則,去接受這些東西,那我們自己不要説作為一個記者,我覺得作為一個普通人的良心都沒有了,所以拒絕這些東西這是我們最起碼,最底線的要求了。

    崔永元:謝謝曲長纓,謝謝他們的執著,謝謝。

    曲長纓:謝謝,謝謝大家的鼓勵。

    敬一丹:有這麼一句話,説一個人一生只能做一件事兒,我們接下來的故事就是這麼一個故事,但是我們的主人公不是一個人,而是一群人,我們説的是一個群體,這個群體的三代人用了半個世紀的時間做了一件事,這件事就是記錄三峽,現在我們有請湖北日報的記者。現在向我們走來的是《湖北日報》記者張其軍、周芳和鮮于小明。在這三代記者中間發生了什麼故事呢?我們還是先看一下短片。

    這是一個龐大的群體,他們一共有236人之多,年齡從78歲到21歲不等。這是一個特殊的群體,他們在歷時半個多世紀的時光裏,用眼睛、耳朵和心靈,用鋼筆、鏡頭,用便攜式電腦、數碼相機、電子遠程發佈系統,紀錄了一個偉大工程從設計到破土到逐漸屹立的過程。這,就是三峽工程。

    新中國最大的水利工程,從1953年毛澤東乘船視察長江、研究三峽工程開始,正式拉開帷幕。1993年三峽工程正式破土動工,將於2009年6月完工。三峽工程是迄今為止世界上最大的水利樞紐工程,它的建成將影響中國經濟發展的進程。

    這個媒體的聚焦之點,是湖北日報的200多位記者紀錄、見證、採訪、創作與身心投入之地:從勘測、鑽探、試驗、論證、設計到施工的全部過程,從開挖到截流、澆築、安裝、調試的每一個環節,他們共寫出稿件18358,總字數1468萬字,拍攝照片超過張。

    事實上,湖北日報歷任三峽站站長,都會從工地帶回一個新的名字,首任站長雷剛又名雷大壩,梁均貴又叫梁移民,大江截流期間當站長的許萬全成了許截流,混凝土大澆灌時期任站長的胡治平被稱為胡灌漿,鮮于小明又叫鮮于通航。

    而張其軍這位早已經年過古稀的老者,是湖北日報關注三峽時間最長的攝影記者。

    敬一丹:這是今天到達我們現場的最資深的記者,張老師,您記錄三峽的作品讓我們看一看。

    張其軍:我帶來了,我帶來第一幅作品,這上面好像也放了一個,這張照片是1956年,我航空測量隊去測量三峽的時候拍的,這是定向定高拍攝的,這是他們拍攝,戴的氧氣面罩拍攝的三峽,為三峽今後的建設積累資料,這個高度非得在四千公尺,平飛,大面積地照。

    敬一丹:這是最新的呢?

    張其軍:最新的就是這個,最新的就是這個城市,這是三峽基本上快建成了,移民區裏面,庫區裏面的王昭君的家鄉興山縣,全部搬遷了,這是新建的縣城,我上個月去拍的,這是我們湖北省也可以説是全國的美麗的縣城,作為一個縣城來講。

    敬一丹:如果説張老師是記錄三峽最久的記者,離三峽最近的記者,從這個距離上離得最近的記者就是鮮于小明,小明是長年在大壩跟前生活。同事們叫你叫什麼?你們那兒有叫灌漿的,有叫大壩的,你叫通航是吧?

    鮮于小明:鮮于通航。因為通航的時候,前任的站長都走了,我在那兒當站長,是這樣取的這個名字。這些我們叫外號,實際上也有開玩笑的意思,要説從雷大壩開始,我可以講一下雷剛同志的事情,因為他駐站的時候,1992年,他的姑娘才剛剛上小學,她要自己坐公共汽車,一年級的學生,坐幾站路去上學,沒有人管,但是就是在這種情況下他還是堅持在三峽工地奔波。有一次一個電話打來,我當時在場,她坐車的時候,在等公共汽車的時候,被自行車把腳撞了,這個時候他接到這個電話半天沒有出聲,眼淚就在眼眶裏面轉,這時候你會體會到,作為一個新聞工作者,為了自己的事業,為了宣傳好三峽大壩,做出的犧牲。

    敬一丹:現在像周芳這樣的年輕記者可能一進報社就能感受到大家對三峽的感情, 你覺得現在你和和你一樣年輕的同事看三峽、寫三峽,和老記者,和我們最資深的記者有什麼不一樣呢?

    周 芳:可能我的著眼點更多是在於情感,因為我覺得三峽工程在我的眼裏不再是那種鋼筋水泥的這樣一種大壩,而是一種情感的載體,可能我去看它的時候,更多的是從一種感性的角度去看。

    敬一丹:我們在這兒看到了三代記者,其實還不止三代,我們已經看出來了,周芳已經是一個幸福的準媽媽了,我們在臺上其實是四個人,過不了多久就四代了。將來到孩子懂事了的時候,我想周芳可能會把歷年咱們出的《湖北日報》都拿來給孩子看,三峽就是這樣被記錄的。我覺得我們幾代人都在記錄,我們在這個故事裏面了解到的是記錄三峽,我們還有很多記者在記錄長江,在記錄黃河,記錄我們東南西北,我們所有的記者共同在完成著一個使命,這就是記錄中國。謝謝湖北日報的同行。

    敬一丹:觀眾朋友們,現在您收看的是中國記者節特別節目──記錄中國,讓我們繼續走進記者的故事。

    崔永元:關於記者,有很多稱呼,除了記者,還有人叫他無冕之王,最近網民搞了一個評選,評出了中國最美的女記者,是一位河南電視臺的記者,她美在何處?我們看一下。

    2006年7月10日下午,鄭州黃河岸邊,幾名兒童正在玩耍,意外發生了。

    河南電視臺記者曹愛文和攝像翟國鵬趕到現場進行報道。

    曹愛文現場報道:觀眾朋友,今天下午五點半有三個不到15歲的小孩來到花園口黃河遊覽區,就在這個黃河岸邊和另外一群小孩嬉戲打鬧,可是正在打鬧間突然發生了意外。

    曹愛文:頭放低,然後呢?按肚子往外擠水是嗎?擠擠她的肚子,不行了人工呼吸。誰有手機打打120,剛才佔線。誰的手有勁,擠擠肚子。

    曹愛文:由於大橋旁邊又發生了一起這樣的事故,所以説以至於120到現在還沒有來,我們也沒有辦法。

    落水兒童始終昏迷不醒。

    曹愛文:他説先把這個擦乾凈,一比五的比例。

    崔永元:歡迎中國最美的女記者曹愛文。我這個人喜歡實話實説,你確實長得特別漂亮。但是你覺得網友説你是中國最美的女記者,説的是你長得漂亮嗎?

    曹愛文:我覺得我起碼也算是好看吧,不過開玩笑。

    崔永元:尤其是我坐在這兒,你更顯得好看。

    曹愛文:但是説實在話,大家更多的是覺得我心裏美,然後才會給我這麼大一個帽子,我覺得太大了,真的太大了,因為我覺得沒有女孩不喜歡別人誇自己漂亮,但是一用“最”吧,我就覺得太誇張了吧,用“最”,比較美我還能接受,但是用最美我就覺得不行,我就覺得這個帽子蠻大的。

    崔永元:應該是中國最美的女記者之一。

    曹愛文:最帥的男記者和男主播之一,和我一起搭檔。

    崔永元:你把那個之一拿掉。我估計今天現場提的所有問題都會有人跟你提過,因為有那麼多人採訪過你,比如這樣的問題,在現場的時候你猶豫過沒有,是做一次新聞報道還是救一個孩子的命?

    曹愛文:我覺得這個問題其實大家如果靜下心,就會覺得這個問題其實蠻可笑的,首先咱做電視是給人看的,可是人如果沒有生命給誰看呢?所以在任何職業面前,生命都是最重要的,如果我們都沒有生命了,不尊重生命,不珍惜生命的話,任何一個職業,你做任何一個職業都會受到別人的鄙視。

    崔永元:現在你工作的這個單位就是河南電視臺,一進去就有一個向曹愛文學習,那個大標語放在那兒,你每天上班第一眼就能看見它。

    曹愛文:你就別説那個紅條幅了,看見,眩暈,一點都不誇張,一進門,我當時第一天看見,這向雷鋒叔叔學習,整個紅條幅,我整這規模,當時頭一下眩暈,我當時就跟領導提,我説海報吧,咱貼貼也就罷了,電視臺整天貼海報,貼這個明星,貼那個明星都行,但是整這紅條幅,我説別説眩暈,我承受不起,真的是承受不起。但是後來經過那麼多次採訪,經過那麼多次大家跟我聊天,老師還有前輩的交流,然後慢慢地讓我覺得真的是他們給予我的現在已經不是曹愛文本身這個人,他們覺得曹愛文是一種真善美的符號,一種代表,他們把這種好的渴望,這種對美好風尚的渴望全部都加在我身上,加在這個名字身上,然後我就覺得我可以理解大家為什麼那麼關注我。

    崔永元:你看你現在得到了一個稱號,叫中國最美的女記者,你能不能幫我們解決一個這個問題,就是説讓網民們説記者是中國最美的職業?

    曹愛文:我覺得需要的很多,各個方面,各個層面。

    崔永元:咱倆還可以總結一些細的,你一條,我一條。

    曹愛文:行。

    崔永元:比如當記者別拿紅包。

    曹愛文:不要做那種有償新聞。

    崔永元:對,不要誤導讀者和觀眾。

    曹愛文:我這閱歷太淺。

    崔永元:你可能不像我這麼能説會道,你主要是做得好,我説得好。咱們就算是給同行提個醒吧,不管你説還是你做,希望你做這份工作的時候,能對得起職業這個稱號,對得起自己的良心,那樣大家就會認為我們的職業最美。謝謝曹愛文。

    敬一丹:觀眾朋友,我們今天在記者節裏給大家講了很多故事,最後一個故事來自不同的媒體,有的主人公是通訊社的,有的是報社的,有的是廣播電臺的,有的是電視臺的,然而他們共同的背景是世界最高峰。

    張景勇(新華社記者):作為一名新聞記者,我們有責任把新聞原原本本,準確全面地展現在世人面前。

    郎峰蔚(中央人民廣播電臺記者):只有衝到一線,把話筒伸到最前沿的地方,才可以真正的能夠成為一個記者。

    67天相濡以沫的高原生活,他們彼此信任,成就了一場絕處逢生的直播報道。

    王亞民(中央電視臺記者、副依隊):你選擇這個行業的話,你也選擇了這個危險,但是其實你也選擇了精彩。

    吳江(《中國測繪報》記者):這對一個新聞工作者來講,有這麼一個機會,誰都會努力往上。

    6700米,記者報道的最高點,一個世人瞠目與震動的高度;

    崔霞(中央電視臺記者):高度就是新聞。

    付雪松(中央電視臺領隊、直播導播):作為電視記者來説,他的生命應該是在現場。

    8848米,一個教科書上的標識,這一次,被他們改寫!

    徐永清(《中國測繪報》社長、珠峰報導負責協調人):到危險的地方艱苦的環境,有新聞價值吸引力的地方去工作,是記者的一種本能。

    趙亞輝(《人民日報》記者):因為新聞在那裏,現場在那裏,記者也應該在那裏。

    張萌(中央電視臺記者):你只有百折不撓,最後是咱們報紙上見電視上見。

    採訪王亞民:5200米的新聞已經報得差不多了,乾脆大夥都到6500營地去,而且那個地方新聞比較多。我們中央臺四個記者裏面,只有長青沒有上去。他的身體原來是最好的,後來他咽炎比較厲害,氣壓低的話,像咽炎這種病就會變得非常的重。當我們走到5400、5500米的地方我會發現,長青當時喘得特別厲害,我説長表行不行,長青説沒事沒事。從那一刻起,這一段路我們就開始拼了,用拼這個字特別的形象,用走的這種意義已經好像,包括爬都不準確了,大夥就用意志在拼。我們看過一個電影叫作《一個都不能少》等真正少一個的時候你會覺得非常的難受,在我們的5800米營地,離開長青的時候,上一個非常陡的坡,這個坡要爬半個小時,我們在爬的過程當中,一邊爬,一邊就和長青説你回去吧,因為那個地方風很大,也很冷,但是長青在那個地方一動不動,等一直爬到幾乎看不見他的時候,為成一個很小很小的點,你依然能看以衣服有一個點藍色的時候,那是長青地還在看著。

    敬一丹:現在我們有請從珠峰上下來的三位記者。他們是中央電視臺記者張萌,《人民日報》記者趙亞輝,《中國測繪報》記者吳江。剛才我看到咱們《人民日報》的記者手裏一直用雙手捧著珠峰的照片。

    趙亞輝:這張是準備送給敬大姐的,同時也希望給大家看一看,這張照片跟剛才大家看到的那個照片是不一樣的,因為這張照片是有雪的珠峰,你剛剛看到5月的珠峰是沒有雪的。剛才其實敬大姐講到了一句話,特別喜歡那句話,就是新聞在那裏,這句話來源就是因為是一個著名的登山家喬治瑪洛裏説的一句話,別人問,他的這句話我覺得其實對於記者來講也是一樣的,他為什麼要登山?是因為山在那裏,可能對於記者來説,就是因為新聞在那裏。謝謝。

    崔永元:熟悉電視製作的觀眾朋友都知道,在整個節目結束的時候會有一個結束語,這個結束語是兩個主持人説,你一段,我一段,但是剛才,我聽現場觀眾發言的時候,我覺得有一個未來的新聞人,一個小夥子,他説得特別好,所以我提議,讓他站在我們中間再説一遍,當作我們今天節目的結束語好不好?

    敬一丹:您説是哪個小夥子?

    崔永元:他。

    崔永元:今天在記者節這樣一個日子裏,我們認識了十幾位優秀的記者,我們為他們的勇氣、熱情、堅守、敬業而感到自豪。

    敬一丹:在記者節這個日子我就想,我們做了什麼?為什麼社會對我們這麼厚愛,要給這行一個節日呢?這個日子其實是為了提醒我們的,提醒我們該做什麼。

    同 學:在這個特殊的日子裏,我們這些未來的記者聽到了很多讓我們感動的故事,田檻教育告訴我們説,未來的記者應該關注民生,礦難記者告訴我們未來的記者應該不畏艱險,而這些從珠峰上面下來的記者告訴我們,未來記者應該不斷攀登人生新的高度,而救助小女生的中國最美的女記者告訴我們説,記者應該作為一個最有人性的職業,而我們將來就要做這樣的職業,做這樣的記者。

    崔永元:中國記者節特別節目到此結束,謝謝大家。

責編:趙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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