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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TV.com消息(面對面7月9日):
他是一個資深外交官,42個春秋獻給了新中國的外交事業。
吳建民:外交資源是不可替代的,外國資源是四兩撥千斤的。
作為中國駐法大使,他促成兩國元首互訪家鄉,法國總統親自為他頒受勳章。
吳建民:後來他們告訴我,希拉克對我的第一印象相當好。
退出一線外交之後,他又身兼數職,一個67歲的老人,忙碌在不同的舞臺上。
吳建民:盡我最大的力量,做我能夠為國家人民做的事。
一位67歲的老人,外交給他最大的感悟是什麼?《面對面》王志專訪資深外交官吳建民。
吳建民,1939年生於重慶,畢業于北京外國語學院。1961年至2003年42年間,擔任外交部新聞發言人、中國常駐聯合國日內瓦辦事處大使、中國駐法國大使等職務。2003年至今,擔任外交學院院長、全國政協外事委員會副主任、政協新聞發言人、國際展覽局主席等職務。
這是吳建民在外交學院講課的場景,67歲的吳建民依然顯得精神矍鑠。自從2003年結束中國駐法大使任期之後,吳建民一點也沒有退休養老的意思,他頭上反而多了四個頭銜,分別是外交學院院長、國際展覽局主席、全國政協外事委員會副主任、政協新聞發言人。身兼四個要職,吳建民在退出一線外交工作之後,變得更加繁忙。
記者:那您忙得過來嗎?如果我沒有記錯的話,您今年應該是67了。
吳建民:忙不過來怎麼樣,就是時間安排的問題。你説一個人就24小時,那時間得放在刀口上吧,什麼叫刀口上?就是對國家的利益、對促進兩國關係最有用的地方去吧。
記者:四個職位擺在一起,你給我排下序,在你的心目中間,哪個對你最重要?
吳建民:外交學院,外交學院最重要。為什麼?就是要培養人。中國,我們觀察了那麼久,中國我們各方面有很多人才,但是中國缺乏懂得世界的人才。中國人不會用外交資源,我現在還在為這個吶喊,為什麼?中國的企業要走出去,不懂得外部世界,外交資源是不可替代的,外國資源是四兩撥千斤的,中國人懂得太少,我們能講的也太少。
42年的外交生涯,吳建民深深感受到外交作為一種資源對國家的重要。退出一線外交之後,吳建民把主要的精力放在了外交學院的管理和教學上,外交學院號稱中國外交官的搖籃,吳建民希望通過這個平臺培養出更多出色的外交官。
記者:那您當時是以什麼樣的心態來接受外交學院院長這個位置?
吳建民:當時我開始猶豫,後來領導説,我説這不好幹啊,回了我一句話:不好幹才讓你去的。你怎麼回答?不好回答了,這句話回答裏麵包含著信任,包含著對中國未來的,懂得一定世界人才的期望,讓我來,不好拒絕。
記者:不但當院長,而且你還親自給學生上課。
吳建民:對,對。
記者:這是外交學院的規矩呢?還是從你這兒開始,你自己創造的?
吳建民:我是這樣想的,一個學院最重要的是什麼?是教學,我作為學院一把手,我應當通過教學,和學生有直接接觸。
記者:同學的反映呢?
吳建民:好像他們還是歡迎的。他們説,哎呀,最好吳院長多教幾堂課就好了。
吳建民42年外交生涯的最後一站是擔任中國駐法大使,在他擔任駐法大使的四年多時間裏,中法關係進入了全新的發展階段。
記者:當時我們跟法國的關係,或者更往前推一點,並不像今天這樣,你當時心裏有負擔嗎?
吳建民:我去的時候,去的時候關係正在回升。我到那兒之後,我發表了一個講話,把全館的人員集中到一起,我説大家都有追求,我也有追求,我説我到這兒來不是養老的,也不是來坐末班車,我是想做一點事的,我給大家一個這樣的信息。
記者:但是當時您的年齡就很容易讓人想起了坐末班車。
吳建民:對。1998年我59歲了。但是這個人他是觀察的,他一看你這麼幹法,不像坐末班車的樣子。
記者:從您的心態來説呢?
吳建民:我一點沒有坐末班車的思想,就是我原來的一個人生邏輯,做點事吧,而且到了這樣一個崗位做事,應該是一個很珍貴的機會,這個崗位上能夠為國家、為人民做點事情。
這是吳建民出任駐法大使,向法國總統希拉克遞交國書後的照片,拍照時,希拉克作出了一個令人意外的舉動,他把吳建民請到了他和法國外長的中間。
記者:這是一個特別的禮儀嗎?
吳建民:後來他們告訴我,希拉克對我的第一印象相當好。照相的時候,他一下把我推到中間去了,我説不行不行,總統您站中間,他説不行,您大使必須站中間,這樣一想,恭敬不如從命了。
記者:以前不是這樣。
吳建民:以前不是,以前是很多地方都是國家元首站中間,兩邊外長和大使,他把我推到中間去的。
記者:意味著什麼?
吳建民:當時我沒有仔細想,我想可能他反映出來對我們國家非常好,願意在我的任期內推動法中關係的發展,我當時一種下意識的感覺到,他這麼尊重我,是尊重我後面的國家啊。
從1999年到2000年兩年期間,在吳建民的建議和安排下,中法兩國領導人互訪了各自的故鄉,這在世界外交史上還是第一次。
記者:誰的創意?
吳建民:這個創意應該説逐漸摸索出來的,我的一個秘書,他上過法國的國立行政學院,那是高等學府。他曾在希拉克的故鄉實習過。他就建議我説,吳大使是不是到希拉克的故鄉去看看,我説好啊,我一去看了以後,受到非常好的接待,住在省長官邸裏面,省長把我帶進客房,説你這個房子,戴高樂總統夫婦住過,我們夫婦去的,希拉克總統在這兒住過,房子是一個很古老的房子,我們受到很好的接待。我去了一趟,他們以為1999年江澤民主席訪問法國要到那個地方去,他們以為這個東西,就很讚賞這個東西,就跟我講,如果江澤民1999年的時候訪問法國的時候去克立茲省,那麼2000年希拉克訪華的時候去揚州。我就把這個事情向國內傳達,這很好啊。後來1999年5月份回國述職的時候,江澤民主席召見我,一對一跟我談,我講了思想,他很贊成。
2003年1月24日,法國政府用中國人民喜愛的紅色將埃菲爾鐵塔裝扮起來,以慶祝中國農曆新年的到來。這是吳建民任駐法大使期間,策劃的中法文化交流活動的一個內容。
記者:埃菲爾鐵塔應該説是巴黎的一個標誌,但紅色的埃非爾鐵塔也是僅此一次。吳建民:僅此一次。
記者:我聽説您當時表示擔憂,並不是十分贊同。
吳建民:對。
記者:為什麼?
吳建民:這個點子是法國人牽出來的,我還有一點猶豫。我説中國人來法國把鐵塔搞紅了,是要赤化法國啊,還有這個顧慮。後來我見到總統的文化顧問,她説有什麼關係啊?你們故宮的城墻不也是紅的嗎?你們中國人結婚不也是紅的嗎?我們法國國旗上也有紅的,有什麼關係啊,然後她講一句話,給我印象太深了,她説中法文化是第一次,我們一定要做一件事情讓世人忘不了的,讓世人震驚的。
就在巴黎的埃菲爾鐵塔皮上紅裝後的3個月之後,中國爆發了非典疫情,許多國家都取消了對中國的訪問計劃,中國的外交受到了嚴峻的考驗。也就是在這種形勢下,吳建民促成了法國總理拉法蘭的中國之行,法國總理拉法蘭成為非典期間到中國訪問的第一位外國官員。
記者: 非典肆虐的時候,你把法國的總理請到了北京。
吳建民:是這樣的,這個創意應當説不是我的,因為原來計劃就是拉法蘭這個時候要訪華,可是呢,在這之前,很多對華的訪問都取消了,因為非典的原因,你們知道,包括英國首相布萊爾,這一系列的全都取消了。這個時候,國內給我傳來一個信息,就是希望拉法蘭總理如期訪華,這個是一個很重要的任務啊。
記者:但是吳建民有什麼能量讓他不取消呢?
吳建民:我向總統的大顧問就講這個道理,我説是,非典是中國人經歷的前所未有的考驗,但是法國是敢為天下先的國家啊。建交是你第一個,很多活動你法國人都是第一個啊,在日內瓦要跟中國就人權問題對話而不要對抗的,你法國也是第一個啊。我説你在中國人困難的時候去,我想對你法國,中法關係的發展是有好處的呀;第二不就是安全的問題嘛,健康安全的問題嘛,我相信中國政府是有能力控制這個局面的。
記者:那怎麼考慮風險呢?萬一呢?
吳建民:世界上的事情都有萬一,但是我想,政治家他所敏感的神經是什麼?他考慮的是政治後果、政治效果,法國人是有政治遠見的,他考慮到中國確實有困難。後來拉法蘭見胡錦濤主席和溫家寶總理講了這句話,他説就是中國人現在困難的時候,需要法國人支持,我們就來了。這話講的多好啊。
2003年6月27日,吳建民任職駐法大使期滿告即將別法國,這一天,法國總統希拉克在總統府為吳建民送行,並向他頒授“法國榮譽勳位團大騎士勳章”,以表彰吳建民為發展中法關係所做的貢獻。給一位離任大使頒授這樣的勳章,這是法國的外交史上的第一回。
記者:大家對你在為駐法大使來説,評價是您是過往以來最傑出的一位駐法大使。
吳建民:不能説是最,我們歷任有非常優秀的大使。我趕上一個好時候,趕上一個好時候是什麼?中法關係在發展,我作為大使,我了解雙方的一些情況,我這個時候,大使的權力什麼?是建議權,哪些事可做,哪些事不可做,大使主要是這個權力啊,我就把這個權力用好,建議權,這個時候得到兩國雙方的認可,這個有些事情就做成了。
記者:那對於你自己42年的外交生涯來説呢?駐法大使這一段是不是最輝煌?
吳建民:輝煌我不敢用這個字,我覺得做了一點事情吧。
吳建民于1939年出生於重慶,父親做過司機,母親做炊事員,那麼,一個出生於普通家庭的孩子是如何走上外交道路的呢?
記者:您在大家心目中間已經是一個非常出色的一個外交官了,但是翻開你的履歷一看,好像是個誤會。
吳建民:是啊,這就是時代造成的。我原來想學物理,特別喜歡物理。考大學之前班主任找我談話,説北京外國語學院來招生,我看你文科也不錯、數理化也蠻好,我沒想到我將來搞外交,他説你去報考這個吧。當時班主任講話是聖旨啊!那麼就是這樣子。開始的時候到外國語學院,心裏面還有一點情緒。
記者:那現在回過頭看,大學四年,到底給了你什麼?對你這42年的外交生涯,起了一個什麼作用?
吳建民:大學四年的作用,第一它給我打了基礎。我學法文,我的基礎就是在這個時候打的;第二,我想大學基礎教育還是做人,16歲到20歲這段時間,正好是人生觀形成的時候。那個時候我們國家的教育就是覺得好象應該為國家做點事情,一個人來到世界上為國家做點事情,這個觀念是慢慢在大學裏形成的。
在北京外國語學院,吳建民完成了法語本科、研究生的學歷教育,畢業後被選進外交部。從1965年到1971年六年時間裏,吳建民在外交部從事翻譯工作,這是他最初的外交經歷。
記者:外交官在人們心目當中是過一種非常精英,或者非常貴族的一種生活,您的這個背景好象離這個是比較遠的,您自己也不避諱,您當時沒有猶豫嗎?
吳建民:從自己來講呢,因為家裏面我父親母親生了八個孩子,我是老二,生活也是相當一般的,所以對這些東西還是很不了解的。從,那種高雅的場面、外交的場面是慢慢學的,怎麼學?觀察啊,哦,一看人家是這樣子的。年輕的時候有心。
記者:這6年實際上你是做了一件很普通的工作,也是很辛苦的工作。
吳建民:對,就是做翻譯。
記者:你自己的感受呢?長嗎?
吳建民:六年應當説,因為翻譯總是有很多需要改進之處,做完一場翻譯回來就查,這個不懂、那個不懂。因為那個時候我們大學的教育,基礎知識是很有限的。所以有時候周恩來總理問我:吳建民,諾曼底登陸是1944年幾月幾號?我答不上來啊,回去查,1944年6月6號。他這些東西一問就知道了,開始不懂,後來就慢慢知道了,搞外交工作,這些事情,你腦子裏要清清楚楚。
在最初六年的翻譯工作中,吳建民有幸接觸了毛澤東、周恩來、陳毅等老一輩革命家,在給這些老一輩革命家做翻譯的過程中,吳建民得到了他們的言傳身教,其中,給吳建民影響最大的是周恩來總理。
記者:接觸過總理的人覺得總理這個人非常有魅力。
吳建民:對。他老人家服人,他不是壓你。魅力講的是讓你心悅誠服,覺得有道理啊。我給你舉一個例子。總理那個時候,見外賓的時候,他開始在人民大會堂,我們一起去見,總理來了,我們就在這兒等,一看總理不見了,年輕人好奇,我就打聽,總理哪去了?總理在旁邊小屋子裏刮鬍子呢。把鬍子刮一刮,然後總理出來就覺得更加精神了。
記者:那是一國的總理,那是很有權威的。
吳建民:對。
記者:魅力跟權利之間有必然的聯絡嗎?
吳建民:權利,權利我要命令你,你必須這麼做,你不這麼做,我撤了你。這個可以,誰有權利誰都能這麼做;魅力不是每個人都有的。總理總是中方的人都到齊了請外賓,有一天,禮賓司的人説,中方人到齊了,我現在叫外賓吧。我看總理眼睛一瞪,什麼叫?請,一字之差。現在懂了,他尊重人家,小國特別是小國,所以總理在全世界受到尊重不是偶然的。
記者:那總理成為一代外交官的典範,那不是偶然,您覺得最重要的一點是什麼?
吳建民:文化。總理的中國文化底蘊很深厚,中華文化的文化好東西,他繼承得非常多;另外一方面他懂得外國文化,他在國外留學過,他留學過歐洲,德國、法國都去過,也留學過日本,他對外國的文化很了解,所以這樣的話,使得他本身,人家都覺得周恩來總理,眼睛裏就閃爍著智慧的光芒,你給人家也這個印象,不是我想閃爍智慧的光芒就能閃爍出來的,他是文化底蘊這種外在的反映。
1971年,聯合國大會恢復了中國的合法席位,中國派出了以喬冠華為團長的中國駐聯合國代表團,當時32歲的吳建民是代表團成員之一。臨行前,周總理前往機場送行,當時的場景給吳建民留下了永遠難忘的記憶。
記者:那總理去機場送行的時候,很多地方提過這個細節,您當時跟總理説:總理保重。
吳建民:對對對。
記者:這個話可能在我們平常人來説可能是很普通的。
吳建民:對。
記者:但是作為你當時的位置,跟總理説這話,我想是要點勇氣的。
吳建民:是這樣子,當時我們小蘿蔔頭,總理代表全體在北京的政治委員和喬冠華一起繞場一週,首都工農兵的代表歡送,然後到這個專機的停機坪懸梯旁邊,禮賓司説:上,先上, 趕快上。我們這些小蘿蔔頭就咚咚咚上懸梯了。沒想到總理回頭一看,怎麼走了,我還沒跟你們握手呢,都下來,統統都下來,下來這個時候我跟總理握手不一樣,因為我1965年開始比較近的開始做翻譯,到1971年這六年,明顯老了,所以當時一看總理非常高興,精神很好,但是有一種蒼老,心裏面也辛酸,就蹦出一句話:總理你保重。總理回了我一句:謝謝。
記者:為什麼這些事情對你有那麼大的影響呢?記得那麼清楚?
吳建民:這些事情忘不了啊,他是什麼呢?總理是一個偉人,可是他對這些小蘿蔔頭很關心的。他這一點就説明呢,他不可能每一個人都能關心到,不可能,這麼多,那個時候八億人,他在身邊的人,小蘿蔔頭他關心,他反映出來一種什麼?他對人民的負責啊,他關心人民啊。所以後來外交部有人反映總理,從心裏不願意啊。
吳建民給人的印象總是溫文爾雅,不會輕易動感情,然而當回憶起周總理,他卻真情流露,竟無語哽咽。從周恩來總理身上,吳建民理解了外交魅力的真正含義。從1971年到1977年,吳建民在聯合國工作了六年時間,他在這個多邊外交的大舞臺上歷練著自己的外交才能。記者:從1971年開始第一次去聯合國,當時對於您來説呢?您覺得前面是什麼?
吳建民:當時對聯合國不了解啊,當時啊,真是,你看喬冠華都説,不摸底啊,心裏虛啊,像我們這些小蘿蔔頭更是不懂了,聯合國什麼玩意兒啊?但是我一到之後,1971年到了之後,聯合國可歡迎了,舉行了大會專門歡迎中國代表團,我沒記錯,四五十家代表一個一個上去講話,這個感覺好像中國人在世界上還是受到歡迎的。
記者:同樣是外交工作,在聯合國,在國外,跟在國內有什麼不同?
吳建民:你到聯合國全世界的外交官都在那兒,你在聯合國走廊裏面都可以接觸,想到什麼問題,叫他的朋友們問問他。國內哪有這個機會啊?在國內你就是接待一個國家代表團、接待一個國家元首、或者接待一個國家外長,都只是一個國家。在聯合國,你每年見多少國家元首啊?幾十個,外長100多個啊。 這是一個外交官的櫥窗,全世界優秀外交官派到那兒。心裏想,他們的發言,當時安理會裏面有全文記錄,全文記錄拿回去自己看看,當時怎麼説的,它好在什麼地方,這個就是對自己,應當説很有幫助。心裏想,如果有一天,當時沒有想我有一天會當大使,沒有這個想法,沒有想,我如果説有一天我能夠至少,我能夠接近他這樣一個水平,對國家很有好處
記者:就是當時中國在國際上的地位來説也是此一時彼一時。那對於你來説,在聯合國工作這段時間有沒有不愉快,或者尷尬的這種感受、這種情況?
吳建民:我舉一個例子,你像我們去聯合國之前規定,見了以色列人不能握手,見了南非人不能握手等等吧,一系列名單。後來到了聯合國之後,大家都很歡迎。他們競相請我們參加招待會,到了招待會去,你中國人一到之後,人家就把已經到的客人給你介紹,一見這是德國的參讚,這是以色列參讚,人家手伸來了,你能不握嗎?不能不握啊,握了。回去報告,我見了喬冠華,我説今天參加招待會,介紹以色列人,沒辦法不握手,紀律是不能握的。喬冠華説握了就握了吧。
當時中國重返聯合國的使團裏,還有吳建民的夫人施燕華。照片上這一位在台下進行翻譯的年輕姑娘就是施燕華,她祖籍是浙江鎮海,與吳建民同一年出生,同一所大學畢業,後來同樣走上了外交的道路。1994年,吳建民出任中國駐荷蘭大使,施燕華任中國駐盧森堡大使。他們成了名副其實的伉儷大使。
記者:就在外交戰線,外交夫妻外交伉儷不少,但是像您跟施燕華大使這樣被大家所知的,並不是非常多,能不能介紹一下,你們是怎麼走到一起的?
吳建民:走在一起也是命運啊,1965年我當時在團中央借調回到外交部,當時都是年輕人,1965年我26歲,她比我小大概9個月,她也很年輕。年輕人到一起成立團支部,當時我已經入黨了,黨支部就説你去當團支部書記吧,我當書記她當副書記,這麼就開始有接觸了。慢慢慢慢接觸就好像兩個人還談得來。
記者:就是您在形容你們關係的時候,都屬兔,那雙兔傍地走。
吳建民:傍地走是因為,當時一個去荷蘭去的,一個去盧森堡了,部領導對我們很客氣了,説你們什麼時候見面,你們自己定吧,當時外交部副部長萬永翔跟我講,説你們自己定吧。我們有時候兩三周見一次面,聊聊天啊。
記者:那這種聚少離多這種外交夫妻的生活,會不會影響到你們的感情?
吳建民:不大會,因為多年了解了。她這個人,她很有特點,她非常實在的一個人,而且還好學。所以她在工作上我們談了很多,她給我很多幫助。她出的點子,有的時候出了很好的點子,包括我到法國當大使的時候,本來她還可以再當一任大使的。我就問她,我説我去法國了,你跟我去嗎?她想了想,去吧,跟你去吧。因為到法國活動那麼多,她懂,搞外交懂,在官邸舉行晚宴,女主人非常重要,我這個女主人也不能借一個啊。她很理解我,她和我一起去了。
記者:那一個清閒,一個忙有時候會不會家庭關係會失去平衡?
吳建民:不會,我們每天在一起散步。每天吃完晚飯,我們都要出去散步,再晚我們也要出去散步。很多事可以交流,包括我的工作,因為大家都是搞外交的,很多事情,我經歷什麼事她也幫我出點子,她講講她的看法,對我很有啟發。
跟隨代表團重返聯合國那一年,吳建民32歲,20年之後52歲的吳建民走馬上任中國外交部新聞司司長、發言人,此時,已經有著豐富外交經驗的吳建民成了媒體關注的焦點。
記者:就是外交部發言人這樣一個位置是一個非常特別的,對於這個位置的看法可能有兩種,一種覺得它可能是一個很難的工作,需要有自己的創造。
吳建民:對。
記者:另外一種看法可能正好相反,因為它是一個不需要創造,照本宣科就行。您是怎麼看這個問題?
吳建民:很難的工作,毫無疑問。因為發言人是奉命發言,不是他自己在這裡發揮,是有口徑我就照念,但是有的時候問到的問題,沒有準備,這個時候就是對你發言的考驗了。後來我到新聞司的時候,人家問我什麼心情,我説如履薄冰啊。當新聞司長,當發言人那不是如履薄冰嘛,你一句話講錯了,你收不回來的,你不能賴賬,十幾架攝像機對著你,你賴賬嗎?賴不了。
記者:講好了,可能就關乎國家的利益。
吳建民:對。
記者:但是講不好,很可能會關乎你個人的前程。
吳建民:這個事我想,這個人要幹點事可能還要有一點,就是有一點為了國家利益,自己確認這樣做是對的,這方面就少一點去考慮它。
1991年到1994年,吳建民任外交部新聞發言人期間,共主持了168場新聞發佈會,他機智而不失原則的發言贏得了中外媒體的讚賞,在新聞界,吳建民獲得了一個鐵嘴鋼牙的稱號。
記者:就是很接近吳大使的人,都覺得你是一個很和氣的人。但是您在發言人的位置上,卻得到了一個鐵嘴鋼牙,這樣剛性的一個稱呼,怎麼能在把它和諧統一到一起?
吳建民:關鍵我就是要講道理,並非聲色俱厲就能服人。我所以並不喜歡鐵嘴鋼牙這樣一些詞,我覺得是什麼?以理服人。中國有句話:有理走遍天下,無理寸步難行。就是你碰上什麼問題,得講出一些道理來。
記者:你靠什麼來保持這種媒體的良好關係呢?
吳建民:我想這兩條,第一條,我懂得他們的心理。記者是幹什麼的?找新聞的。每次參加記者招待會,我都讓他們得到幾條新聞;第二條,就是他們需要一些新的情況,在可能範圍內,就是用我們政策允許的範圍內,有的時候需要我們會下接觸,我給他做一點背景吹風。這個目的是為了幫助他更好的了解中國的一些政策,這個也是允許的。
1996年,吳建民卸任外交部新聞發言人之後,他再次走出國門,緊急出任中國駐聯合國日內瓦辦事處大使。當時,聯合國第52屆人權委員會開幕在即,一些西方國家第六次向人權委員會提出了反華提案。這次人權會議對於中國來説,依然是一場惡戰,這一段也是吳建民最難的外交經歷。
記者:當初為什麼會選到你?
吳建民:很突然啊,1995年8月份,突然領導讓我回國參加一個到北戴河去參加一次小型會議,開會了,知道讓我去日內瓦。
記者:能拒絕嗎?
吳建民:不能拒絕,搞外交跟當兵一樣,命令你去你能拒絕嗎?不能拒絕。
記者:您是從事過那麼多年外交工作的,雖然不能拒絕,但是心裏面不可能沒有想法。
吳建民:是是是。因為人權委員會我懂,五十幾個成員國,關鍵是拿到票。多邊外交,多邊外交人家手上有票,人家支持你的票,那你主動的很。
記者:但是對方不一定聽您的。
吳建民:是啊,這個就要做工作,發展中國家我就跟他講,講一些道理,然後這個慢慢的過程中我就發現,發展中國家給他講起人權委員會,一肚子氣,説吳大使你不了解,人權委員會都變成法庭了,我們這些發展中國家全是受審判的,發達國家他們是法官,他們來審判我們,哪是人權啊?一肚子氣。這種不滿是一種受到欺負的不滿,是一種正義的不滿。但是如果説你不組織起來,那是一盤散沙沒有用,所以我就推動組織起來。
在吳建民的推動下,中國代表團取得了發展中國家代表的支持。在後來聯合國人權委員會第52屆會議上,吳建民對西方國家對中國人權的攻擊進行了毫不留情的反擊,他的發言贏得了會場上熱烈的掌聲。最後,會議以絕對優勢的票數通過了中國的提案,決定對西方國家提出的”中國人權狀況”議案不予審議和表決。
記者:您在大會上的發言到底説了什麼呢?
吳建民:我就講了這樣一個道理,我説我們中國人就在想這個問題,為什麼你們一而再,再而三,三而四,四而五,五而六的搞反華提案?你們真的是關心中國人權嗎?我們從兩個事實裏面得到了啟示。第一個事實, 1990年以來你們批評我們人權最厲害的時候,恰恰是中國進步最快的時候; 第二,在人權裏,你現在罵我最厲害的國家,恰恰是在歷史上侵犯中國人的人權最厲害的國家,八國聯軍七國都在裏面啊,就俄羅斯不在裏面。我説這兩個事實告訴我們什麼,你們關心的不是人權,你們關心的是霸權!你們不喜歡中國人走自己的路。中國人走自己的路走了5000年了,我説你不要説你搞6個決議,你搞60個,中國人照樣走自己的路!這個道理講,我這一點沒有一點弄虛作假。
記者:需要跟國內請示嗎?
吳建民:這種發言稿,大使臨場處置。所以這個外交我覺得要創造,再根據當時的情況,也要琢磨出來,有些話過去講過,這次怎麼講?講的人家服。
退出一線外交,吳建民的身影並沒有離開國際大舞臺。從2003年至今,吳建民已經連任兩屆國際展覽局的主席職位。國際展覽局是協調和審批世界博覽會事務的國際組織,吳建民是國際展覽局第一位來自發展中國家的主席。至此,吳建民在退出一線外交工作之後,已經身兼外交學院院長、全國政協外事委員會副主任、政協新聞發言人、國際展覽局主席四個職位。
記者:四個職位,任何一個在我們任何人看來都是很顯赫的,為什麼?是因為吳先生特別強呢?還是因為太缺少像吳先生這麼能幹的人?
吳建民:我不能説我是能幹的人,這個很多事情他有一定的偶然因素,為什麼選我當國際展覽局主席?因為上海是世博會啊,中國歷史上從來沒有辦過,而且中國的申辦的時候非常認真。後來他們上任主席是摩納哥的,現在是摩納哥駐聯合國大使,他説鼓動秘書長出面,讓吳某人來當主席吧,就這麼一攛掇,大家都贊成,當時有一些國家的代表也要競選主席,一聽説吳某人競選,算了,就放棄了,我看這個是沾國家的光。
記者:但是你當時有一句話,選擇我就是選擇中國,聽起來特別外交辭令。
吳建民:不,這個是真話,他選你這個人是什麼?因為大家都要考慮自己的前途,都要考慮自己的發展。中國是一個正在發展起來的國家,一個上升的國家啊,中國的國際地位和威信都在上升,看了這個中國人,這個中國大使,大家還可以接受,就是讓這個人來當國際展覽局主席對國際展覽局有好處啊。
記者:是這些職務選擇的您,還是吳先生去追求這些職務?
吳建民:應當説都是找上門來的。
記者:你好像是永遠在被動的接受安排,就沒有你主動要求或者主動選擇的時候嗎?
吳建民:我覺得在當時的條件下面,我這個舞臺我自己挑不來。我不能向領導説,我想當駐法國大使,我要提出來不行的,人家不會同意的,這個人伸手要官,不行的。但是我想了,這個舞臺給了我之後,怎麼充分利用這個舞臺,盡我最大的力量,做我能夠為國家人民做的事,將來若干年之後,回頭一看,不感到懊悔,不吃後悔藥,我坦坦蕩蕩的,當年我能做的事情我做了,我無愧於國家,無愧於民族,我追求的就是這個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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