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華網北京７月１日電 新華社記者曲志紅、周婷玉、周瑋
在８５年的發展歷程中，中國共産黨始終像太陽吸引行星一樣吸引著千千萬萬有志於民族解放、國家強大、人民幸福的人加入自己的行列。無論是血雨腥風的黑暗，還是硝煙瀰漫的戰火；無論路途的險峻曲折，還是負重前行的甘苦艱辛，都擋不住一代代中華民族的優秀分子，嚮往她，追隨她，將自己的人生融于她的事業，將自己的忠誠獻給她的理想，將自己的青春才華甚至生命，奉獻于她的光榮與夢想！
那是一種什麼樣的力量──在中國共産黨建黨８５週年的日子裏，聽幾位不同年代入黨的黨員講述他們入黨的故事，心中有所感悟……
李運昌（入黨８１年）：馬克思主義是我人生的啟蒙
他經歷過烽火連天的歲月，也有過叱吒風雲的輝煌。９８歲高齡的李運昌老人，將自己所有的赫赫功績，視為靜靜流淌過去的歷史。
但如果你提到李大釗，提到李大釗將他引向“為共産主義奮鬥”的道路，老人的眼睛就會忽然一亮：“李大釗，那是我從小崇拜的偶像。”
１９０８年，李運昌出生在河北省樂亭縣胡家坨鎮木瓜口村。往東南４公里的大黑坨村，就是中國共産黨創始人之一李大釗的故鄉。
１９２３年，１５歲的李運昌因學業優秀被保送到樂亭中學。當時的校長王岑伯和英語教師王佩環，都是共産黨員。經由老師們的介紹，李運昌看到了李大釗的《我的馬克思主義觀》、魯迅的《吶喊》《狂人日記》以及《唯物史觀》《社會主義淺説》《嚮導》週刊等各種進步書刊、文章。
回憶當年的情景，老人説自己那時“讀書入了迷，到了廢寢忘食的地步”，感覺“先前心中的迷惘、困惑，漸漸地都被澄清了”，以前憂國憂民卻不知光明何在的他，頓覺“撥開雲霧見太陽”似的豁然開朗。
１９２４年７月，李運昌在樂亭中學加入了社會主義青年團（後改為共産主義青年團），成為當時京東地區第一批團員的一個。１９２５年１０月，李運昌轉為中共黨員，由此掀開了生命中鮮紅的一頁。而他的經歷，幾乎見證了中國革命的整個歷程。
戰場上他遇到過一次次危難；他也曾在國民黨的監獄中死裏逃生；文化大革命他又遭到迫害身陷囹圄……
他無怨無悔。和很多早期加入共産黨的人一樣，馬克思主義理論啟蒙了他的思想，對共産主義信仰，讓他選擇了將馬克思主義作為指導思想、將共産主義作為最終目標的中國共産黨。“從那時起，我已經決心把自己的一生投入到實現共産主義理想的偉大事業中去，我要為這個事業貢獻自己的一切。”
侯祥麟（入黨６８年）：只有共産黨是真正抗日救國，真正救民于水火的
這位９３歲的老人，有很多耀眼的身份──兩院院士、世界著名石油化工科學家、我國石化工業技術的開拓者和奠基人、世界石油大會中國國家委員會名譽主席……
無論哪一個頭銜，都沉甸甸，光燦燦。但，只有一個，是真正影響和決定了他人生道路的方向，也是唯一讓他經常挂在嘴上的：我是個共産黨員。
“我一生有幾個最大的心願，都實現了！”而這幾個“最大的心願”中，第一個就是加入中國共産黨。
當侯祥麟懷著“科學救國”的滿腔熱情剛剛走進燕京大學時，“九一八”事變震驚了整個中國。他和同學們一起遊行、抗議，甚至不惜臥軌以求南下請願。侯祥麟親耳聽到蔣介石信誓旦旦地表示一定要抗日，但最終他們等來的卻是一紙空話。
失望、苦悶的侯祥麟，這時候從一位江西同學那裏第一次聽到了紅軍的故事。他開始關注這個似乎很遙遠的黨和軍隊，經常在圖書館的英文雜誌中尋找有關中國共産黨和紅軍的報道。
１９３５年到１９３７年侯祥麟在上海期間，白天在研究所作研究，晚上則大量閱讀借來的馬列英文原著。《資本論》《反杜林論》和《大眾哲學》等都曾讓他徹夜不眠。侯老説：“我完全被吸引住了。”他深切意識到“只有共産黨是真的抗日救國，真正救勞苦大眾于水火的。”
１９３８年４月，棄學到長沙全力投入抗日救亡的侯祥麟，在日軍飛機隆隆的轟炸聲中，在長沙一間小屋裏，面對列寧的畫像，莊嚴地舉起右手：“我志願加入中國共産黨……”
在抗日救國洪流中成為中流砥柱的中國共産黨，吸引了無數不甘受辱、立志報國的中華兒女。從１９３４年到１９４５年共有約８０萬人冒著連天烽火加入了共産黨。侯祥麟和他們一樣，把自己的人生理想與祖國的命運緊緊連在一起，一步步從一個愛國學子成長為我國最早的紅色科學家、新中國的科技中堅，及至今天還老驥伏櫪擔當著國家油氣資源戰略研究的重任。
“作為一個中國人，我為今天的中國感到驕傲；作為一個有６０多年黨齡的中國共産黨黨員，我對自己的政治信仰終生不悔；作為一名新中國的科學家，我對科學的力量從不懷疑。”
吳仁寶（入黨５２年）：人民幸福就是社會主義
吳仁寶的大名，在今天的中國可謂“天下誰人不識君”了！
這個地道的鄉村老人，到底有何非凡之處？問問華西村的村民，聽到最多的是這樣一句話：帶著我們共同致富唄！
他幹了４８年村黨支書，華西村從昔日人人窮得沒飯吃，發展到今天戶戶住別墅，家家有汽車，人均存款超過百萬，創造了當代中國農民的“神話”。
對這一切，吳仁寶覺得很自然：“當年我鐵了心聽黨的話、跟黨走，為的就是這個！”
解放前，華西人缺吃少穿，貧窮落後，住的是“竹閣閣，泥垛垛”的茅草棚，遮不住風，擋不住雨。全村１３８戶人家，有１２５人當長工、做童養媳、去討飯。
吳仁寶永遠不會忘記，共産黨解放了中國，華西從此換了人間。“當時，我家分到了兩畝四分耕地，這可是世世代代、祖祖輩輩沒有實現的夢想呀！”
農民吳仁寶得到了夢想中的土地，他像千百萬勞苦大眾一樣，萬分擁戴給他們土地、讓他們翻身做主人的共産黨。“從那以後，我就鐵了心地聽黨話、跟黨走，把黨的號召當成堅決的命令，把黨的需要當成自己的選擇。”
吳仁寶清楚地記得，１９５４年１０月８日，他光榮地加入了中國共産黨，並擔任當時的村長、民兵營長。
面對貧瘠的土地、渴望的村民，身為一名共産黨員的他，萌發了一個強烈的願望，就是要發展集體經濟，改變落後面貌，讓全村百姓都過上幸福的生活。
他從１９６１年１０月起擔任村黨支部書記，為了改變全村的貧窮落後面貌，他與村民們一起，研究制定了華西村的１５年發展藍圖，在十分艱苦的條件下，和村幹部一起率領群眾起早貪黑，冒嚴寒、戰酷暑，肩扛手推，白天搞田間管理，晚上平整土地、興修水利，大力發展農業生産，改善華西環境。只花了７年時間，硬是用人工重造了山河，實現了畝産一噸糧，由此邁出了共同致富的第一步。
當然，他們也曾有過很多次困惑，經歷過不少次反復和震蕩，他自己也被打成“走資派”吃了不少苦，但他卻從沒有改變過自己的想法：“社會主義不就是讓老百姓都過好日子嘛！”
如今，這個最樸素的真理已經成為新時期共産黨帶領全國人民努力實現的目標。而華西村在黨的領導下，經過４０多年的艱苦奮鬥，成為一個擁有７０多億元固定資産、４０多項“全國第一”，年銷售超３５０億元的全國大型企業集團。
“如果沒有共産黨，我吳仁寶只能從當年的‘放牛娃’變成‘放牛翁’，‘窮華西’不可能變成‘富華西’。”７９歲的吳仁寶以他特有的率直告訴我們：“能讓更多的人過上好日子，就是我畢生的追求！”
丁蔭楠（入黨２０年）：我一直把自己作為黨員來要求
１９８６年，在２４年內交了１４份入黨申請書的丁蔭楠終於加入了中國共産黨。這一年，他４７歲。
丁蔭楠説：“作為在紅旗下成長的一代人，我１９５２年加入少先隊時就説過，一輩子要做三件事：入隊、入團、入黨。”積極要求進步的他入隊沒３年就入了團，但入黨卻讓他等了２０多年。
１９６１年丁蔭楠考入北京電影學院導演係。第二年他就交上了第一份入黨申請書。“當時的口號是又紅又專，可能我有些偏重業務學習了”，丁蔭楠連著３年交了３份入黨申請書，卻沒能入黨。
１９６９年他到廣東省話劇團工作，１９７４年調入珠江電影製片廠，期間丁蔭楠堅持不懈地在工作總結和彙報中提出入黨申請。到１９７９年他已提交了１３份入黨申請書。
這是我黨歷史上一個特殊的時期，隨著這個特殊時期的結束，丁蔭楠也迎來了自己人生和藝術道路上的轉捩點。
１９８６年，他執導的影片《孫中山》産生了轟動效應，獲得第７屆金雞獎最佳故事片和最佳導演等８個單項獎，還獲得了第１０屆電影百花獎最佳故事片獎，並自此奠定了他拍攝革命偉人題材影片的基礎。
也是這一年，他第１４次提交入黨申請，終於實現了長久以來的入黨願望。“１９８６年７月１５日”，６８歲的丁蔭楠説起這個日期沒有絲毫猶豫，那是他入黨的日子，“這麼多年我能堅持下來，主要在於我堅定的信仰，還有受周圍忠心耿耿為黨做事的人的影響”。
“我一直把自己看作黨員來要求。”丁蔭楠説。
入黨後，丁蔭楠在藝術創作上迎來了一個又一個高峰：《周恩來》《相伴永遠》《鄧小平》《魯迅》……一部部心血之作，再現了中國革命的歷程以及革命偉人的風采。丁蔭楠説：“我是在黨的教育下、培養下成長的導演，所有的成功無一不是黨和國家的支持。所以，沒有理由不拍好這些反映黨的艱苦歷程和光榮傳統的作品。”
聶秀紅（入黨３年）：許多共産黨員都在堅守著
２００３年春天，非典，讓和平時期的人們突然遭受極大的威脅。而就在這“白色恐怖”籠罩時期，勇敢地衝向抗擊非典一線的醫護人員，成了暖人心頭的一抹“紅色”。
北京宣武醫院呼吸科主任聶秀紅也在這場沒有硝煙的戰鬥中留下了鮮亮的一筆：在非典隔離區內，她重新思考了自己２０年前曾想過、最終卻沒做的一件大事──提交了入黨申請書並光榮地加入了中國共産黨。
今年４３歲的聶秀紅，在上大學時就有了入黨的願望。品學兼優的她，無論是在大學讀書，還是在醫院工作，都是黨組織積極發展的對象。但她卻因在學校看到一些並不十分優秀的同學也入了黨而在心裏有個疙瘩，她放下了爭取入黨的申請。
直到非典突如其來，整個醫院和每個醫護人員面臨嚴峻的考驗之時，她身邊一個個普通共産黨員的表現，極大地震撼了她，也感召著她。
“我要求入黨受賈彥英護士長的影響最大”，聶秀紅説。
２００３年４月１８日，宣武醫院組隊支援當時的“非典”定點醫院──北京長辛店醫院，聶秀紅和宣武醫院醫務處副處長王曉安帶隊。
面對惡毒而又未知的疾病，大家都很恐懼。當時醫院的護工全部辭職回家，護士除常規的發藥打針、護理病人外，還要給病人喂飯、擦身，打掃病房衛生等等。她們成了離病人最近、最危險的人。
儘管條件艱苦，防護條件很不到位，儘管不是傳染專業的護士，但神經內科護士長賈彥英卻從來沒有埋怨過，只是一絲不茍地照顧病人。當長辛店醫院出現第一個死亡病例後，小護士們都很害怕。賈彥英挺身而出，處理包裹好遺體並抬到殯儀館的車上。
“她讓我看到了真正的共産黨員在危險時刻衝鋒陷陣，不計生死的精神風貌。”
無論在戰爭年代還是建設時期，面對危險、困難時，“共産黨員先上”這句話是我們耳熟能詳的經典。聶秀紅意識到，成為這樣一支隊伍中的一分子，是無上的榮光。
進病房後的第二個星期，聶秀紅遞交了入黨申請書，幾天后她被批准火線入黨。“當時真的很激動，沒有任何雜念。放下宣誓的拳頭，只想治好更多的病人。”她一走進病房就忘了時間，旁邊的醫護人員不得不經常提醒她：“聶主任，你是不是呆在病房的時間太長了？”
聶秀紅在長辛店醫院和宣武醫院的“抗非”一線工作了３個多月。她甚至連感到身心疲倦的空閒都沒有。她説：“病人太多，工作太緊張，也就顧不上累了。而且，身邊還有許多醫護人員、許多共産黨員都在堅守著。”
程宣輝（入黨１６天）：我想為老百姓做些實事
２００６年６月１５日剛剛成為一名預備黨員的程宣輝，此時離開了母校中國農業大學，就任北京平谷區馬坊鎮小屯村村委會主任助理。
“入黨是我大學４年中最大的收穫。”２２歲的程宣輝説，當他和同學們一起面對鮮紅的黨旗，舉起右手，握緊拳頭，莊嚴宣誓──“那時，我第一次真正體悟到一種感覺：‘神聖’。”
２００２年程宣輝進入大學後就遞交了入黨申請書。第一年他表現很好，同學評議、投票時都是第一。但因為積極參與學校的社會工作而沒有抓緊學習，大二時他的成績排到了全班的中等，同學的支持率明顯下降。但程宣輝並沒有因此放棄，而是積極調整自己，不但繼續做好社會工作，學習也更加刻苦，大三時成績明顯進步。在畢業前一次發展黨員的組織會議上，程宣輝被順利通過。
如今的程宣輝，滿心想的是如何能在基層有所作為。家鄉農村的艱難生活一直深深地刻在程宣輝的腦中，報考農業大學時他就想著將來要下到基層去，為老百姓做些實事。快畢業時，看到學校有去基層就業的機會，他毫不猶豫地報了名。
“我被錄取的最大原因在於我真心實意地想去農村做事。”程宣輝説。從他的借書記錄上可以看到他的決心和努力：《我國村民自治研究》《中國之重：３２位權威人士解説“三農”問題》……
人的生命只有一次，在這最寶貴的生命中，總有些記憶讓你刻骨銘心，總有些承諾讓你終生不渝，總有些信念讓你百折不撓，總有些事業讓你不惜一切地為之奮鬥，為之犧牲。
７０８０萬中共黨員，都有一個永志不忘、永遠鮮紅的日子：那一天，他們高舉右手，面對黨旗，立下生命中最神聖的誓言：為共産主義奮鬥終身！（完）
責編：楊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