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好，代表｜鄭功成：社保要讓高齡農民共享發展成果

央視網消息（記者/闞純裕 製作/姚抒廷 宋昱辰 劉姿萱 盧洋 海報/宮宇）：2026年全國兩會，民生保障再次成為會場內外的熱議焦點。對全國人大代表、中國社會保障學會會長鄭功成來説，社會保障、勞動就業、社會分配依然是他關注的核心。在中國“超常規”的老齡化挑戰和人民群眾懷有對美好生活嚮往的背景下，鄭功成代表今年帶來了多個關乎“一老一小”及弱勢群體的議案建議，呼籲社會保障制度要回歸公平本源，為紮實推進共同富裕奠定堅實基礎。以下是央視網記者專訪鄭功成代表的實錄。

央視網記者：代表您好，首先想問問您今年主要帶來了哪些議案建議？

鄭功成：我每年關注的都是勞動就業、社會保障和收入分配這三大領域。今年，我重點提出了關於加快《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法典》編纂、推動《養老服務法》立法，以及普遍提高居民養老金待遇的建議。特別是對於高齡農民，我建議要大幅度提升其基礎養老金標準。

老年人的福利和兒童的福利應當引起更高重視。國家宏觀的“投資於人”的政策取向要具體落實到“一老一小”身上，落實到弱勢群體身上，落實到當前社會保障待遇較低的群體身上。這才是社會保障應有的溫度。

央視網記者：您特別提到了《養老服務法》的立法，您可以介紹一下嗎？

鄭功成：中國的老齡化是“超常規”的。首先是規模超大，60歲以上人口已超3億；其次是速度超快，短短20年，我們就從輕度老齡化邁向了重度、深度老齡化；第三是伴隨高齡化，七、八十歲的老人已不再稀奇；第四是少子化，出生人口從十年前的1780多萬降至去年的790多萬，再加上家庭規模縮小、人口流動導致家庭保障功能式微，這就形成了巨大的養老壓力。在短短20年內，我們的老齡化疊加了這麼多的現象，社會確實面臨重大挑戰。

目前我們的養老服務供給總量不足，結構也不合理，急需的護理型床位短缺。比如很多家庭面臨“一人失能、全家失衡”的問題，一個年輕人上有父母，他的爺爺奶奶、外公外婆都在，需要贍養五六個老人，你説他們能不焦慮嗎？

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就強調了護理型床位，在“十五五”規劃裏也把它作為一個約束性的指標，護理型床位佔養老機構床位的比例要達到73%。作出這樣規定的核心作用是給老百姓吃下一個“定心丸”，給他們提供清晰的穩定預期。我們要告訴百姓：政府的責任邊界在哪？哪些服務是由政府兜底的，哪些是需要市場和社會共同參與的？比如，對於失能失智老人，政府能提供多少幫助？哪怕不能把問題全部解決，也要明確比例，讓百姓心裏有底。同時，要加快建立長期護理保險制度，解決失能失智老人的照護成本問題，讓老人活得有尊嚴，減輕子女的負擔。

央視網記者：在養老服務中，您認為政府應該承擔怎樣的責任？

鄭功成：實際上，我們需要的是一套老年保障制度：養老金解決老年人的基本生活來源問題；護理保險解決失能失智老人需要照護的成本問題；醫療保障解決老年人的慢性病怎麼治療、怎麼管理的問題。我們還有很大的提升空間。

政府要扮演主導者的角色，但不是“包辦者”。在財力有限的情況下，政府首先要兜住底線。這個底線指的就是失能失智、高齡空巢的老人缺乏照料就會面臨的最基本的生存危機。政府必須有計劃地建設護理型機構和足夠的護理型床位，將服務延伸至社區和家庭。有一部分是由政府買單，一部分是由政府主導，一部分是需要調動市場資源和社會資源共同參與的，從而是一個共建共享的格局。

同時，我們要發揮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制度優勢。我們有公有制基礎，土地國有，可以降低養老産業投資成本；我們所擁有的強大的國有經濟，可以參與基本養老服務；我們有嚴密的基層組織體系，村居委會和黨組織能有效動員資源。只要理念先進、制度安排合理，我們就有能力解決好養老問題。

此外，還要盤活公共資源。隨着出生人口減少，閒置的幼兒園、學校等公共設施，可以被改造為養老設施。這不僅能降低養老産業的投資成本，也能快速增加供給。

中國的老人還是比較節儉的，有時候寧願自己苦一點，也會少要點養老服務。但是我們一旦建立相關制度，老人就會知道這個制度能給他帶來什麼樣的養老服務，他們自然會是願意的。如果我們建立了覆蓋面廣泛的護理保險制度，假如一年支出5000億元的護理保險基金，它不光能解決失能失智老人的後顧之憂，也能成為支撐養老産業裏投資者信心的制度安排。

央視網記者：您曾提出社會保障要“雪中送炭”，幫扶弱勢人群，這一觀點的具體內涵是什麼？

鄭功成：如果社會保障制度不能促進公平，反而放大了差距，那就不是好制度；如果社會保障制度固化了階層差距，也不是一個好制度。所以社會保障的進步意義，就是促進公平，這是它的必由之路。

當前，我們的社會保障在公平性上還有提升空間，這其中有歷史原因。因為我國幅員遼闊，地區發展有快有慢，以養老金為例，目前城鄉居民基礎養老金水平較低，難以解決農村老人的基本生活。特別是高齡農民，早些年他們出義務工修水庫、建公路、修港口、修碼頭等，為共和國建設作出了巨大貢獻。現在大幅提高他們的基礎養老金水平，是制度公平的體現。我們也可以通過劃撥部分國有資産等方式，給予他們應有的補償。

在醫保方面，一個家庭成員生一場大病，可能把整個家庭壓垮，這種現象應該在“十五五”“十六五”時期有大的改觀，要逐步建立優質的制度機制，給予老百姓清晰的預期。

在福利方面，2025年，國家推出了育兒補貼和學前教育免費政策，這是大手筆的民生投入。我到一些地方調查的時候，老百姓很高興，他們説現在的孩子一齣生就能領“工資”了，這就發出了一個信號：只有消除了大家的後顧之憂，百姓才敢消費。消費是支撐我們經濟長久發展的戰略支點。

央視網記者：您連續多年呼籲提高農民養老金水平，今年的建議與往年相比有何不同？

鄭功成：我的建議是針對農村高齡老人群體，要大幅提高他們的養老金水平，讓養老金解決他們的基本生活來源問題，滿足這些最有需要的人。我到很多地方調查的時候發現，很多年輕人不願意當農民，種地的都是中老年人，尤其是老年人，但是農業是我們的基礎産業，我們總得有兩三億人生活在農村。如果解決不好他們的養老金、福利問題，這對我們國家是不利的。

央視網記者：今年是“十五五”開局之年，您對未來五年國家發展最核心的期待是什麼？

鄭功成：我最期待的是“紮實推動共同富裕取得更為明顯的實質性進展”。這是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也是我們黨的宗旨所在。這裡面最核心的就是“投資於物”與“投資於人”緊密結合，資源要更多地向民生傾斜，保障和改善老百姓的生活。我希望看到社會保障制度更加優化，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得到大力推進。無論身處北京還是四川大涼山，老百姓都能享受到優質的醫療和教育資源。

央視網記者：在就業和教育方面，您有什麼展望？

鄭功成：就業方面，要從“充分就業”轉向“高質量就業”。核心是消除就業歧視，比如年齡歧視、性別歧視和學歷歧視。很多人不見得有博士學位，也不見得是一流大學出來的。我們要承認“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狀元”，學歷當然代表着一個人受教育的高度，但是學歷跟能力之間不能畫等號。我們這個社會有醫生，也要有護士，要符合社會的結構性需要，這才是合理的。人人追求卓越沒有錯，但是從就業的環境上講，我們要不拘一格降人才。所以我們的法律要明確禁止歧視，同時也要有監督機制，將就業歧視現象納入勞動監察範圍，讓違規者付出代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