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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智行基金會創始人兼主席杜聰先生在感動2005年頒獎盛典上 |
嘉賓：香港智行基金會創始人兼主席杜聰
時間：2009年11月24日10:00
簡介：據官方統計，中國大約有7.6萬名愛滋孤兒，他們的父母大多在上世紀90年代因賣血感染艾滋病亡故。到2010這一數字將攀升到26萬人。近年來，艾滋孤兒日益受到社會各界的關注，包括很多非政府組織，其中，香港智行基金就是這方面的一個代表，今天我們榮幸地邀請到智行基金會主席杜聰先生來到我們的節目現場，來講述他與這群特殊孩子的故事。
中國網:
您知道，中國網是中國媒體抗艾滋病聯盟成員之一，對於減少社會對艾滋病的歧視，您對我們中國網這樣的媒體有什麼好的建議嗎？
杜聰:
我希望能更全面得了解和報道艾滋病的情況，有很多人覺得艾滋病離他們很遙遠，我跟很多人説，他們都覺得這個不關我的事，其實，艾滋病就在我們身邊，我們第一要學會保護自己，不要被感染。第二，要學會關心艾滋病人，不要歧視他們，用一個平常心。第三，積極行動。積極地做義工啊，在艾滋病這個領域自己出一份力。我是希望這個三部曲每個人都能做到的。通過媒體，其實會有很具體的事情可以做。剛才我説，很多人覺得艾滋病很遙遠，如果我們能有更多更真實的個案可以放在網上，可以通過媒體去報道，比方説一些艾滋遺孤的生活、一些艾滋感染者的生活，通過一些他們自己寫的博客，或者一些訪談啊，讓他們更活生生的跟媒體的觀眾見面，我覺得比一些比較空泛的廣告，一些比較廉價的意見啊更能觸動人心，因為他們是更真實地反映了社會的情況。
中國網:
您從事慈善事業的這幾年對您未來的生活是不是會産生一些負面的影響？您對未來有什麼計劃？
杜聰:
這是也是我家人我父母最關心的事情，他們覺得我做的事情很有意義，但是你老了怎麼辦，沒有了收入，那怎麼辦。但是我覺得人的需要是很低的，而且我做了十幾年銀行的工作也積累了一些錢，所以我也不是太擔心我自己的情況，反而我更想思考的是持續的發展，智行以後怎麼走，我有兩個思路，一個是社會企業。因為我覺得每年都老是靠人捐助，不是一個長遠解決問題的辦法，我們的收入有更分散的資源，就是我希望我們每年的收入有一部分是應該來自於我們自己能賺錢的收入，比方説我們一直以來都有的，我們會賣聖誕卡，聖誕卡都是孩子畫的畫，我們製成一個年卡，聖誕卡。或者賣一些年曆、T恤、襯衣等等，都是可以為我們帶來一些收入，人家覺得不是純粹得捐錢給我們，我們也可以有一些收入的來源，但是我覺得我們可以把這個工作做得更好、更多，所以我會在社會企業上面花更做的時間。我另外一個思考的問題是貧窮的問題，聯合國前秘書長安南也曾經説過，艾滋病很大程度上是貧窮的問題。我在一兩年前定期去的一個家訪過程裏面，我到了一個農村，我去了一個孩子的家裏，看見一個孩子站在自己房子的前面，很無助得看著我們，他後面的家整個都沒有了，被炸成一堆瓦礫，他爸爸也在裏邊被炸死了，後來我就了解到，他爸爸是領了很多炸藥放在家裏，然後他在家裏做鞭炮，把炸藥放在鞭炮裏邊，不小心就爆炸了，就炸死了他，而且整個家沒毀掉了，沒有了。
他母親有艾滋病，但幸好是沒有被炸死。這個事情給我一個很深的感受是，父母因為十幾年前貧窮，所以去賣血，所以感染了艾滋病，但是呢，國家有抗病毒的藥物給他，所以他死不去，但是他雖然沒有因為艾滋病而死亡，因為有藥物的幫助，但是他繼續貧窮，他還是貧窮，所以他還是繼續做高風險的事情，當年他沒有錢沒有選擇，所以去賣血，那他現在還是貧窮沒有選擇，所以他領了很多炸藥回家裏去做鞭炮。後來我了解到那個農村有很多人都做同樣的事情。艾滋病沒有把他弄死，但炸藥把他炸死了。但是我們想深一點，他不是被炸藥炸死，也不是因艾滋病而死，讓他死的是貧窮，如果我們不解決農村的貧窮問題，哪怕今天艾滋病問題解決了，鞭炮問題解決了，他的兒子可能長大還是沒有選擇，也要去一些黑礦廠做黑工，現在很多農村的礦都是非法的，安全問題很嚴重，可能他的女人沒有選擇，要去做高風險的事情。所以我的思考是，我可不可以把一些財富轉移到農村，讓他們有一些微薄的收入，讓他們不需要再去做一些危險的事情，因為當你很貧窮的時候你沒有別的選擇，你明知道這個礦是一個黑礦，你還是要去做，因為你缺錢。你明知道放那麼多炸藥在家很危險，但是你沒有選擇，你還是要做。我雖然是在美國和香港出生和長大，但是這十年我奔波在中國最貧窮的農村，讓我看見很多農村的事情，但是我每次都回來北京、上海啊，看見很多，一方面看見國家的發展，我很高興，一方面我看見貧富的不均，我覺得非常得擔憂，因為這十年，我覺得可能很多人更富裕了，城裏面的人更富裕了，但是在農村，相對來説，他們更貧窮了。
十年前，他們可能賺錢不多，但相對來説物價也比較便宜，比方説有人去醫院，有孩子要讀大學了，相對來説，物價沒那麼高，農民比較還負擔得起，十年後農民賺的錢跟十年前比漲的沒有很多，但是其他的物價漲得非常的多，有人要去醫院，有孩子要讀大學，他們負擔不起，所以這個貧窮的問題，我們一直的思考怎麼去解決。而且我們這個社會企業也希望把一些工序放在農村，讓他們不需要出來打工，如果他們能在家鄉也能有一點微薄的收入，我覺得也是非常好的。所以你問智行的方向，我覺得社會企業是一個，如何解決農村一般的貧窮問題也是我們一個新的方向。
中國網:
您提的問題確實很深入，這不僅僅是一個基金會所能承擔的一種責任，更多的是社會全體的責任。
杜聰:
是。但是如果我們在農村有一個好的模式出來，也是可以有利潤的，幫助農村的同時確實是有回報的，那就會啟動更多的人參與進來，也在他們的農村做同樣的事情。今年我們在北京前幾個禮拜就給一些大學生搞了一個六天的創業培訓班，我覺得他們讀完這個創業培訓班，會有一些新的想法。可能有一天他們大學畢業，不在城裏找工作，他們會回到自己的家鄉做一些小生意，我覺得也可以把財富資源重新投入到農村。
中國網:
在您工作的過程中有沒有遇到過失敗的例子，比如有些孩子不願意接受任何援助？
杜聰:
你説的情況不算太失敗，但是有一些更失敗的。不願意接受援助的也有一些案例，特別是在艾滋病的低發區，如果他們家裏不是很貧窮，沒有到山窮水盡的地步，他也不想暴露他們艾滋病的身份，特別是在一些低發的地區。所以也有一些我們找到的家庭，不願意接受我們的捐助，因為怕暴露之後被鄰居、家裏其他人歧視，有過這樣的事情。所以，我們的工作並不是一定要強迫他們接受我們的幫助，我們只是提供一個服務，但是，要不要還是他們自己決定。但是，對我來説，我個人也有很大的挫折感，因為在過去那麼多年，可能一般人看到的都是我們成功的一面，看到一些陽光的孩子，但其實也有失敗的例子。我覺得，就是當一個小眾的人群，被一個大眾普遍歧視的環境裏面，這個人群更容易走向兩個極端。我舉個例子，我以前在美國讀中學的時候，我們當時，二十幾年前華人在美國不是很多，我們作為新移民，華人在美國的一個中學，還是在一個白人主導的社會裏面，我們還是一個小眾，那華人的學生呢有一些很爭氣，知道自己是少數民族，然後就很爭氣地讀書，一定要考大學，比一般白人主流社會雙倍的努力，要證明自己，知道自己是弱勢的群體，更加的爭氣，但是也有一群華人的學生，他知道自己不能融入這個主流的社會，不被接受，他們會自暴自棄，分黨分派，去做壞人啊或者是放棄自己。我並不是説白人就不會有這樣的情況，但是小眾的圈子裏面，兩極化的問題更嚴重。就好像香港也有少數族人、新移民，也有同樣的情況，有一些人很爭氣的，現在香港每年高考頭幾名的很多都是新移民，但是也有一些自暴自棄做黑社會的。
所以，你去了一個新的環境，或者是一個小眾的人群，更容易在一個大環境，如果被歧視的話、被邊緣化的話，更容易走向這兩個極端。艾滋遺孤的人群呢，我看見也是有同樣的問題，除了有很多孩子很爭氣，今年高考，我們贊助的學生有考636分的，在河南在農村，在那麼偏遠的地方，父母又有艾滋病，家裏又那麼窮，還有本事考636分，確實很了不起啊！但是同時，我們以前贊助的學生，現在有在坐牢的，現在有犯過法的。我也很擔心。我不知道，可能現在農村一般的風氣啊，輟學率是比以前高。可能他們覺得，以前，我真的覺得十八年前，很多農村，當時還要交公糧，就是農業稅，農村的很多人，當時艾滋病的影響更大，相對來説他們更需要幫助，但是他們當時的風氣，父母還是很想孩子上學的，現在可能農村的價值觀有很大的變化，可能不僅是受艾滋病影響的家庭，一般的農村家庭覺得孩子不讀書也沒什麼，以前農村家庭希望孩子讀書的意願是很高的，比現在高。現在呢孩子不讀書也沒什麼所謂，他們覺得讀完大學也不一定找到工作，可能他們不是從一個學習的角度考慮，就是孩子多讀幾年書，就可以做一個受教育的人是很好的，或者他做一個科學家，有知識是很好的，他並不是從追求知識的角度，他們從更現實一個回報的角度，讀完大學可能可以賺更多的錢。
但是現在這個可能也不一定了，因為大學生越來越多，有很多也找不到工作，他們覺得讀書多就一定賺錢多，這條路不一定很好。而且很多同學，看見他們的同學出去打工幾年呢，然後回來穿金戴銀的，都很羨慕，或者誘惑很大，我覺得這也不是一個很好的風氣，而且我也看見很多農村孩子初中還沒有畢業，就在農村白天睡覺，黑夜活動，偷雞摸狗的，我也很擔心，他們會更容易誤入歧途。所以我覺得德育的培訓和教育是非常重要的，他們可能就在一個十字路口，如果他們看見一些成功的讀書的例子，他們會更容易模倣，但是，他們同時也看見一些不用讀書在城裏面可以穿金戴銀回到家鄉的人，也看見一些偷雞摸狗，父母也沒有以前那麼想他們讀書，那麼這個情況確實是很值得思考的。剛才也説了犯法的事情，他們也有不同的原因走上這條路，我覺得其中另外一個原因就是他們從小沒有了父母的關愛，沒有了父母的管教，所以他們個人的價值觀，也比較模糊，他對什麼是對，什麼是錯，偷東西啊，可能真的沒有人跟他説這個是不對的，所以這個價值觀是在沒有父母沒有親人長大的孩子可能特別容易走向一條這樣的路。另外第四個成因，他們有艾滋病，因為身邊的歧視，鄰居，同學啊等等讓他們受了很多的委屈，很多的怨恨，很多的怨氣，可能你也看過有報道説，有一些孩子永遠的抓著拳頭做人，然後在手上寫著一個“仇”字，被廣泛的報道，可能他們因為真得失去了父母，我也見過不少這樣的孩子，説長大後要找血頭報仇，因為他覺得血頭把他們的父母帶走了，殺父之仇可能是很難舒緩的，也許他們在有很大的怨氣的情況底下長大的，所以這樣的心理怨恨也導致他們犯法啊，要報復社會啊這樣的一個心態，這個也是我很擔心的。
人物檔案 杜聰 :
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學士，哈佛大學東亞所碩士，儒學家杜維明學生。在美國居住了13年後，回港工作。在金融界任職多年：27歲，就任瑞士某銀行駐香港聯席董事，2年後，榮膺法國一家銀行副總裁。
1999 年至2003年間，杜聰任香港「關懷艾滋」董事會成員，2003年擔任該會的主席；
1999 年起，被香港特區政府委任為艾滋病預防及護理委員會的委員；
2003年獲選為「香港十大傑出青年」；
2004年獲選為「艾滋病在香港二十年：十大難忘人物」；
2004 年被《南方人物週刊》評選為「中國十大抗艾英雄」；
2005年榮獲香港國際扶輪社3450區百週年「卓越專才大獎」；
2005年榮獲《南方人物週刊》「時代青年領袖」榮譽；
2005年度被鳳凰衛視評選為「風範大國民」；
2006年9月，杜聰先生由於在關注照顧中國艾滋孤兒方面的突出貢獻，被國際青年商會授予“世界傑出青年”稱號；
曾被中央電視臺《人物》節目評選為“十大當代青年領袖”；
曾獲中華慈善總會的感動2005和 CCTV的感動中國的提名。
2007年榮獲有亞洲的諾貝爾之稱的麥格塞塞獎。
（根據中國網圖文直播）
責編：趙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