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國優秀志願者候選人] 楊昌林事跡介紹

    楊昌林事跡材料

    楊昌林，男，漢族，1936年12月生，中共黨員，武漢大學退休教師。
    作為一名大學教師，楊昌林33年如一日，關愛藏族學生，幫助學生近萬人次，將自己收入的近1/3用於這項事業，被藏族學生們親切地稱為“阿爸”。他經常説，西藏需要大批專業人才，尤其需要一批高素質的本地人才。楊昌林用他的行動，樹立了愛心助學的榜樣，書寫了民族大愛的感人事跡。
1978年，楊昌林夫婦從西藏阿裏調到武漢大學工作。他們看到，在武漢上學的西藏孩子遠離家鄉，遠離親人，十分孤獨，就主動承擔起關心、照顧他們的責任，為他們營造一個溫馨的家園。在思想上、學習上、生活上盡可能地幫助他們，使他們健康成長，將來更好地建設西藏。
2005年，楊昌林妻子去世後，已屆古稀之年、自己需要照顧的楊昌林依然用各種方式延續著對藏族學生的關愛。
楊昌林珍藏著兩樣東西：一本相冊，裏面全是他珍藏多年的與藏族同胞、藏族孩子的合影；一本紙頁已經發黃的筆記本，上面密密麻麻地抄記著藏族孩子的學校、姓名和聯絡方式。
33年來，楊昌林到底接待了多少個藏族孩子，他自己也記不清楚了。儘管他的年齡和藏族孩子們的阿爺差不多，然而，初來武漢的藏族年輕人仍親熱地沿襲著師兄師姐對老人的稱呼，喊他“阿爸”。
33年來，楊昌林矢志不渝、持之以恒，始終堅持幫助培養藏族學生，多家新聞媒體報道了他的感人事跡。2010年，楊昌林被湖北省委、省政府授予民族團結進步模範個人榮譽稱號。2011年，湖北省委、省政府下發了《關於在全省開展向楊昌林同志學習活動的決定》，在全省開展向楊昌林同志學習的活動。

    援藏是我一輩子的事業

    湖北日報訊 我叫楊昌林，是武漢大學一名退休教師。我所做的一些事情都很平凡，是一個老黨員、老援藏、老教師應該做的，與黨的要求、與西藏同胞給予我的相比，遠遠不夠。
    我出生在湘西一個貧困山區，從小母親去世，是姐姐將我一手帶大。我上學的時候，家裏十分困難，沒有一分錢給我。是黨和人民的長期培養教育，才有了我的今天。永遠跟黨走，為黨分憂，為國盡責，是我一生的追求和信念！
    1965年，我從武漢體院畢業。作為一名學生黨員、學生會主席，在得知有到西藏的名額後，我第一個報了名。從那時起，我的人生就與西藏緊緊聯絡在一起了。
    剛到西藏，我分配到昌都地區工作。與藏族同胞同吃、同住、同勞動，我們建立了真誠、深厚的民族情誼。藏族同胞不止一次問過我，“你是不是很快要回北京了？”看著他們期待的眼神，一種責任感、使命感油然而生，我總是毫不猶豫地回答：“我是黨派來的，要在西藏幹一輩子！”
    工作一年多，我被評為自治區工作積極分子，在自治區大會上作了發言。在這次會議上，“特別能吃苦、特別能戰鬥、特別能忍耐、特別能團結、特別能奉獻”的“老西藏精神”深深教育了我。我暗下決心，就是再苦再累，我也要在西藏幹下去！
    在工作中，我結識了奴隸出身的次仁德吉，她當時是我們的藏語翻譯。在她身上，既有著藏族同胞的淳樸善良、勤勞刻苦，也有著阿裏紅柳的堅韌，更有著對美好生活的無限憧憬。長時間在一起工作，我們相識相知，走到了一起。1969年3月，我和次仁德吉結婚。
    1972年，組織把我調到阿裏地直機關工作，參與組建阿裏地區體委，擔任體委幹事兼田徑、武術、體操教練。那幾年，我渾身總有使不完的勁兒。走到哪，大家都親切地叫我“楊體委”。
    長時間在高寒缺氧地區高強度的工作，我的身體嚴重透支，我被檢查出患有嚴重的“紅血球增多症”，後來又患上了高原性心臟病。地區副專員張文沛同志知道後，立即對我下命令，“老楊，你要下山治病，再也不要上山了！”
    1978年8月，我和德吉一起調到武漢大學工作。我們看到，在武漢上學的西藏孩子遠離家鄉，遠離親人，十分孤獨，就主動承擔起關心、照顧他們的責任，為他們營造一個溫馨的家園。在思想上、學習上、生活上盡可能地幫助他們，使他們健康成長，將來更好地建設西藏。
    多年來，我和德吉一起，為搭建西藏學生的“武漢之家”做了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在這個“家”裏，凝聚著我們對西藏的情和愛。當孩子們親切地叫著“阿爸”、“阿媽”，我們的心裏總是甜滋滋的。我深切感受到，藏族離不開漢族，漢族也離不開藏族。就像歌曲中唱的那樣，“藏族和漢族是一個媽媽的女兒，我們的媽媽叫中國……”
    2005年2月25日，德吉因病去世。在彌留之際，她緊拉著我的手説：“老伴啊，我走了，但‘家’不能散呀！”我當然明白，這個“家”不是我們的小家，而是西藏學生的“武漢之家”！
    6年來，我牢記德吉的囑託，履行著“阿爸”的責任。今年清明節，我去給德吉掃墓，對她説：“德吉啦，你放心，現在有更多的人在關心這些西藏的孩子們，我們的‘家’更紅火了！”
    回到西藏工作的孩子們，如今絕大部分成為各行各業的業務骨幹，有很多走上了領導崗位。無論走到哪，他們都惦記著武漢的這個“家”。在工作上有了新的成績，在生活中有了高興的事，都不忘寫信、打電話告訴我一聲。孩子們經常問我需要什麼，我説，什麼都不缺，你們好好地幹，幹出成績，這比什麼都好！
    有人問我，你投入這麼大的精力，拿出這麼多的收入，來做這樣的事情，到底圖什麼呢？我什麼也不圖，我只是在盡一個共産黨員的責任！我是西藏的女婿，我要像對待親生兒女一樣，照顧好西藏的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