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
呂:是什麼時候?
康:那年我們又去那一帶,去阿拉善盟拍片子,看到一個放駱駝的,我説有個劉澤遠你認識嗎?他説認識啊!他死了,喝酒喝死了。我想他一定是心臟啊,或有什麼病,喝完了以後往那兒一躺,在那小屋再也沒起來。
我是這樣想,無論故事片導演,紀錄片導演,或電影導演也好,首先應該具備的是,對待你所把握的題材,你在拍攝的題材,保持一個冷靜的、旁眼相看的一種姿態。但我覺得這種冷眼,應該是在一種基礎之上,不是貴族性的。我可能會盡可能保持冷靜,但是我這種冷靜是有基礎的。
呂:你的冷靜是接近過以後再竭力拉開來的冷靜,和那種從來沒有接近過,站在一邊上保持的冷靜是有所區別的,因為他們從來沒有不冷靜過。這種不冷靜是一個前提,然後才可能有後面的冷靜。
康:對,我所説的基礎就是這樣。你就會對那些引不起人們重視的角落、人物、事情有很多的接觸、了解,就有可能去發現、總結、判斷,進而去選擇一種題材表達你對這些事情的看法。
呂:如此就會有種血肉相連的感覺。 中國很多知識分子呆在書堆裏,對於中國這麼大的變化,這麼大的轉型,這麼大的利益分化,這麼多人民的痛苦,這些中國的現實,他們睜着眼睛也看不見。所以在這個背景下,我覺得紀錄片真的是,而且越來越轉向直接面對中國社會,而且是最底層,最真實的層面。我覺得這是從八十年代以來的紀錄片運動的一個很寶貴的素質,而且這是以前沒有的,所以我對現在的現代派、後現代派也有一點排斥,持批判的態度,太脫離了,脫離了人民的疾苦,脫離了和最底層人民同呼吸共患難的一種精神。所以我就會關注這些做紀錄片的人為什麼會這樣,為什麼要這樣做,他們到底怎麼想?所以關注的角度就不一樣了。而這是片子中一些章節、段落、鏡頭所不足以回答的問題。從對你的觀察來説,你的這種立場和你的這種感情的方式,和最沒有權、最沒有勢的最底層人民的這種感情,使你規避掉城市中的那種虛幻、浮華,包括以前我們所津津樂道的知識分子立場,那些貴族性的東西,你從一開始就天然回避掉了。你很有免疫力。所以這就使你的起點一開始就達到了我們很多紀錄片今天才開始做的這一步。所以我也覺得這是你在紀錄片這個圈子裏贏得信任和尊重的原因。這些東西都是大家能感受到的。紀錄片的精神到底是什麼?紀錄片的精神應該是直接面對社會,然後跟最基層的人民同甘苦共患難的一種精神。中國紀錄片發展到今天,這個東西可能會越來越顯示出來。如果走到今天我們還看不出這一點的話,那就很可悲了。以前可以看不到,但現在應該看到了。
康:有越來越多的人試圖爭取去關注人,這個好像是一個趨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