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鏡頭”背後的故事——“電視將軍”劉效禮訪談錄（下）

劉效禮紀錄片名人工作坊 紀實臺 2011年08月16日 11:12 A-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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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3年12月26日，長達600分鐘的紀錄片《毛澤東》在中央電視臺第一套黃金時間播出後，覆蓋60多個國家和地區的第四套節目和香港亞視、美洲東方衛視也先後播放了這部巨片。走下神壇的《毛澤東》在海內外産生了巨大影響，收視率達到了29.8％，有的觀眾甚至買了這部片子給女兒當嫁粧。一些老同志説，我們要向你們攝製組深深鞠一躬。劉效禮的紅色經典創作之路剛剛開始。在拍攝《毛澤東》的同時，他又産生了拍攝《鄧小平》的想法。就在《毛澤東》播出後，以《毛澤東》原班人馬為主的《鄧小平》攝製組同時成立。）

　　劉效禮：為健在的黨和國家主要領導人拍攝大型文獻紀錄片，在中國的電視史上還沒有先例。1994年初，攝製組集中到北京香山腳下的一個賓館，研討《鄧小平》的總體思路。

　　董岩：鄧小平不同於毛澤東。就觀眾而言，他們對於毛澤東的了解是知其大事而不知小事，但對鄧小平的了解就要少得多。您遇到的主要問題和難點是什麼？

　　劉效禮：主要問題是結構。這部多集電視片應該按照時間年代結構，還是按主題結構？若按時間年代結構，容易條理清晰，避免在《毛澤東》創作中出現的內容重復問題；若按主題去結構，將能有效地反映改革開放中的鄧小平的一系列重要思想和實踐，但很難表現鄧小平早期的革命生涯和人生道路。對於改革開放以後的某些內容，如何準確深入地予以把握，則是片子創作的難點。

　　（經反復討論，最後達成一個共識：文獻紀錄片《鄧小平》不是一部簡單的人物傳記，而是一部偉人的政治傳記，必須在大的時代背景下充分而真實地反映人物的思想、命運及推動歷史、改變國家和民族命運的重大貢獻，使整個作品具有很強的歷史文獻價值。）

　　董岩：《毛澤東》用了8個月的時間，《鄧小平》用了多長的拍攝週期？

　　劉效禮：3年。總體思路一定，攝製組就兵分兩路，開始了歷時3年、行程數十萬公里、採訪近千名歷史見證者的拍攝。僅在太行山、魯西南、大別山地區就採訪了近百位當事人和學者。在拍攝過程中，我們深深感受到了鄧小平的人格魅力與世界聲望。當攝製組飛赴法國抵達巴黎戴高樂機場時，剛走下飛機，一輛嶄新的“雷諾”牌轎車就等在那裏了，雷諾公司工作人員直接將車鑰匙交到了徐海嬰的手裏。出於對中國世紀偉人的敬仰，雷諾公司為我們的採訪提供了無微不至的幫助。雷諾汽車廠是鄧小平上個世紀20年代初在法國勤工儉學時工作的地方，他曾經是這個工廠的一名鉗工。在鄧小平當年就讀的巴耶中學，法國學生問攝製組，鄧小平現在幹什麼？我們回答説，他現在是中國的一名普通公民。

　　（攝製組最初的設想，是希望能在1994年8月22日鄧小平90歲壽辰時，將紀錄片作為生日禮物獻給他老人家。結果未能如願。但就是這天，在太行山深處，他們卻拍攝到了鄧小平的老房東在自己家裏為小平過生日的動人場景——幾十年過去了，老人仍清楚地記得小平的生日，每年的這一天中午都要將第一碗飯盛出來給小平留著。）

　　董岩：《鄧小平》裏有大量生動的細節，現在有句話，叫做細節決定命運。對於一個人物紀錄片，細節的作用有多大？

　　劉效禮：非常重要，一部成功的紀錄片離不開細節的真實刻畫。只有真實、生動的細節才能打動觀眾。為了對歷史負責，我們始終堅持細節真實和總體真實同樣重要。這個原則在《鄧小平》中得到了充分體現。片中有這樣一句解説詞——“這條小街寬頂多5米，長不過1華里，是過去廣安縣城裏的主要街道。”這是編導徐海嬰到廣安，趴在地上一尺一尺地丈量出來的。鄧小平新中國成立初期在西南工作期間，曾寫了一篇名為《開國一年在西南》的文章，刊登在當時重慶出版的《新華日報》上。為了兩秒鐘的電視畫面，編導花了整整3天的時間，翻遍了重慶巴縣所能找到的上千份《新華日報》，讓這張1950年10月1日出版的報紙，以歷史的原貌出現在了電視屏幕上。

　　（劉效禮説，《鄧小平》拍了三年，如同與小平同志一起生活了三年。他的音容笑貌深深地印在我們腦海裏，太難忘了。我們越拍越有感情，越拍越感覺到他不愧是一位世紀偉人。）　

　　劉效禮：在創作過程中，鄧小平最後到上海身體已經不好了，面容也顯得蒼老了許多。但看到上海的變化，他很高興。當時下著毛毛細雨，《春天的故事》旋律就出來了，出來後，黃埔江兩岸、外灘燈火輝煌，鄧小平站在橋上。當時有一句解説詞，這是我加上去的，是看了畫面才産生的，“上海年輕了，鄧小平老了”，就這樣一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