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群音樂愛好者起初因生活所迫，陸續走上上海街頭，開始了賣藝生涯。他們各有各的經歷，各有各的難處，各有各的追求。他們分分合合，合合分分，相互幫襯，也互有競爭。白天，他們義務教人唱歌、拉琴；夜裏則出沒在都市霓虹燈下，用歌聲尋找自己的尊嚴……” 
 
　　紀錄片《閒著》選擇了處於社會轉型期生活在城市邊緣的“小人物”，全片片長僅９０分鐘，投資僅２０萬元，但在畫面中隨處可見一種偉大的人文關懷精神。本報記者對《閒著》導演張偉傑的採訪，也從“閒著”開始。

　　《每日新聞》：片名為什麼叫做“閒著”？

　　張偉傑：在我們這個符號化的社會裏，歷來把沒有“正當”職業的人被稱作“社會閒雜人員”，本片片名《閒著》其實就是取自於這個意思。這是一部典型的城市題材的紀錄片。城市光怪陸離的景色，同這些小人物生活的游離狀態以及被遮蔽的內心慾望之間將構成巨大的反差。對於前者我會以十分工整的畫面和嚴肅的態度去表現，如同新聞和專題的風格；而對於後者，我將把攝影機盡可能逼近拍攝對象，用足特寫甚至大特寫，以此去捕捉他們內心的掙扎。究竟，他們從哪來？又要到哪去？在尋訪了大約３年、１００多名街頭藝人之後，我終於在吳江路附近找到了“他們”——老房、老丁、小趙和石靜。他們的確不是這座城市的精英，但他們在這座城市生活，是這座城市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每日新聞》：作為一名紀錄片導演，你覺得與國外紀錄片相比，中國紀錄片的優勢和不足分別有哪些？

　　張偉傑：中國紀錄片的優勢首先在社會題材上，中國歷史豐富，那些歷史的影像和個人生活中的衝突，以及各個地區的差異都是很好的題材。其次，我們的社會正好處於轉型期，對個人而言，每個人的命運都發生了巨大的變化，這個時代的記錄者是非常幸運的，我們記錄他們的同時也在記錄一種精神，這四名街頭藝人雖然遭遇了不幸，但卻非常樂觀，他們在尋找屬於自己的未來。在上海邁向社會主義現代化國際大都市的進程中，城市面貌日新月異，氣象萬千，但是一些不起眼的小人物就這樣被遮蔽在城市公共符號的光輝下。儘管生活在社會的邊緣，但他們用那一代人特有的堅韌意志和生活態度，詩意地棲居著。不過，對於中國紀錄片來説，在長期把握方面還需要提高，我們需要的是主動姿態，在自然類、地理類和科技類紀錄片方面需要向國外多學習。

　　《每日新聞》：對於一部成功的紀錄片而言，最重要的因素有哪些？最能感動觀眾的是怎樣的紀錄片？

　　張偉傑：人性是最能感動觀眾的。有人説，紀錄片是客觀的，這句話對也不對，正確來説應該是客觀記錄、主觀思考。一部成功的紀錄片應懷著對人性的關懷和對生命的敬畏，用影像記錄現實，即使鏡頭瞄準的是日常生活的瑣碎片段，記錄的是普通人的喜怒哀愁，一樣可以把歷史中最鮮活的一面保存下來，使其豐滿並得以延伸。拍攝紀錄片與拍攝故事片不一樣，它的非虛構性決定了題材的難拍攝性。紀錄片中的內容，一切都來源於生活。此外，聲音也是紀錄片重要的元素，在《閒著》中，電視廣播莊嚴的聲音、城市雜亂巨大的喧囂，小人物家中的安寧沉寂，以及歌聲表達出的激昂虔誠，都是本片重要的符號，它們將在情緒的渲染和意義的相互消解方面起到重大作用。在社會邊緣中尋找人性的尊嚴——可以算作這部片子的主題，但我更希冀這部紀錄片不是一個作品，而只是一個文本。以此作為平臺，讓不同的觀眾從這個上海的剖面中，從這些人的生存狀態中，以他們自己的方式去作不同的解讀。在當下記錄現實，也就是為明天保存歷史。

　　名家簡歷

　　張偉傑

　　紀錄片導演、主任編輯，紀實頻道資深編導，中國電視藝術家協會會員、中國紀錄片學術委員會會員。紀錄片作品《乾媽》獲亞洲電視獎人文類紀錄片大獎、上海國際電視節“白玉蘭”獎評委會特別獎，通過Discovery在全球播映；2006年《閒著》在中國紀錄片國際選片會上獲得了由中國廣播電視協會紀錄片委員會頒發的“人文類年度十大紀錄片獎”，併入圍法國FIPA國際電視節，選中參加FIPA國際電視節競賽單元。同時其多部紀錄短片獲中國新聞獎、中宣部全國“‘五個一’工程獎”、中國廣播電視大獎、中國駿馬獎、中國五一新聞獎等大獎。論文《真實與紀錄》、《電視欄目定位論》獲中國電視金鷹獎、全國人文科學優秀成果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