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北京前匆匆忙忙看了一遍《八廓南街16號》，立刻被那種樸素的影像和那些流暢地組接在一起的質樸的場景和故事打動，並且不太相信這是一個漢人拍出來的片子。這完全是一個隱身人般的攝影機拍攝的片子，應該説它是肇始於六十年代的“直接電影”在中國的一次非常成熟的操練。

　　段錦川1984年進藏後一直在電視臺工作，對攝像機和拍電視早已是行家裏手，但真正認識到紀錄片的本質是在1993年去日本山形電影節看了懷斯曼的作品之後。他第一次拍攝比較重要的作品是1994年和張元合作的《廣場》。

　　在山形電影節上看過懷斯曼等人的片子後，放自己的片子時，段錦川就感到自己坐不住了，按他的話説是“臉紅心跳，特別不好意思”。那次看到的懷斯曼的影片是《動物園》，講的是管理人員和動物的故事。“那是我的一個最重要的發現，他能把任何一個可以被叫做機構的具體的環境，延伸到整個社會，使你可以從任何地方看到整個社會的問題。”

　　這對段錦川後來拍出《八廓南街16號》無疑是一個及時的啟發。

　　從1994年底到第二年10月，段錦川完成了《八廓南街16號》的拍攝。18盤錄像帶，400分鐘的素材，成片是100分鐘，片比4：1。

　　西藏的中心是拉薩，拉薩的中心是八廓街。八廓南街16號，就是居委會所在地。這部片子記錄的就是這個居委會的日常工作。我們不可能在這部片子裏看到明信片式的藍天白雲的詩意。我們看到的是和內地任何一個居委會一樣的繁瑣的事務：調解家庭糾紛、給外來人員開會、……沒有旁白解説，沒有煽情的音樂，也沒有大量紀錄片裏採用的訪談。作者的道德取向和感情色彩深藏在畫面背後。

　　段錦川和攝影師在居委會駐紮下來，他們像上班一樣每天準時趕到居委會，每天在那兒耗著，喝茶，聊天，完全變成居委會的人了。居委會的人出去的時候，還幫著他們處理一些事情。他設法讓他們理解他的工作方法，“我必須天天跟你們在一起，不能錯過任何可能發生的事情。所有的事情，無論對你們是否重要，對我來説都是重要的。”他們之間的關係變得非常融洽。在創造了這麼有利的條件之後，他順利地拍到了一些最日常的場景：開會、吵架、老頭來居委會告女兒和女婿的狀、審小偷、統計稅收數字……

　　段錦川的一個原則是，對拍攝對象不進行任何干預，除了跟攝影師有一些眼神的交流，大多時候完全是一種被動拍攝。有一次，一個老頭來到居委會告狀，用日喀則的方言抱怨女兒和女婿不好，説想和他們分家産。他們碰上了，就開始拍。老頭對此毫無反應。居委會的副主任説，那我跟你去你女兒家看看。他們就跟著一塊去，女兒見他們跟著她父親和居委會副主任來了，反應特別強烈，對他們很不滿，“我們家的事，居委會主任可以來調解，但他們是什麼人哪？他們沒有權利到我家來。”段錦川馬上對攝影師説，不要拍了。

　　這件事給他的觸動特別大，“我們一定要把範圍限定在居委會的工作範圍和活動範圍，不能涉及到任何一個人的私人空間。”

　　片子獲得了法國真實電影節大獎“真實電影獎”，並被美國紐約現代藝術館收藏。段錦川的下一個紀錄片已經定下了拍東北農村的村民選舉，合作對像是BBC和法德合辦的專放紀錄片的ARTE電視臺。同時他還在準備把楊爭光的一個短篇小説拍成故事片。

（來源：榕樹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