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老家在四川成都,今年72歲了。解放前,在南充一家繅絲廠當工人,解放後受到黨的培養,1956年加入中國共産黨,先後在四川省輕工廳、紡織廳、絲綢進出口公司任職。1989年身負重任,帶領“一百零八將”川籍員工,來到深圳一家港資服裝加工廠,並以中方代表的身份,出任總經理兼黨支部書記。
從舊社會的絲廠童工成長為處級幹部,又在知天命之年離開四川,被派到距家鄉千里之外的深圳,在邊陲小鎮的“邊陲小村”大梅沙白手起家。
百多爾時裝公司創立之初,港商派來7人按照香港模式管理企業,企業一開工就虧損數十萬。我是臨危受命當的總經理,當月實現贏利,3個月後工廠徹底扭虧為盈。十多年來,百多爾投資方先後發生變化,但企業始終保持良好業績。時間最緊的訂單,要提前完成;難度最大的産品,要確保質量。而最繁瑣、最難操作的大規模遷廠工程,幾百萬元的設備搬家,我們只花了2500元的車費,連一隻燈泡都沒有打碎呀。
這就是深圳速度、特區效益,我們的組織管理效率之高,讓投資方難以想像。1999年三方合資協議到期,投資方回報率超過500%。連著幾年,百多爾規模不斷擴大,工人從當初的“一百單八將”,猛增到500多人。合資港商説“王總是一筆財富”,我聽了自不敢當,但對得起家鄉,對得起深圳,心裏踏實。
我認準一個理:不管是什麼經濟模式,只要採取恰當的黨建形式,就能為企業贏得經濟和社會雙重效益。1990年,廠裏有3個黨員時,我在當地黨委支持下,成立了梅沙地區第一個民營企業黨支部,目前已經發展到24名黨員。百多爾最優秀的員工是共産黨員,各個重要崗位的骨幹是共産黨員,此外,還成立了工會、共青團、婦聯等組織。
在我們公司,多年來不用請保安員、不圍鐵柵欄、不用打卡機,更不會扣壓員工的保證金和證件。為員工購買各種社會保險,改善勞動和生活條件,開展豐富多彩的文化娛樂活動,模特隊、秧歌隊經常參加街道、區裏和市裏的大型活動。我還親自動手,為打工夫妻設計了100多間夫妻房,儘量為他們想得更週到些。
深圳是個好地方,幹事創業的大舞臺。如今,我們的産品躋身國內十大女裝品牌之列,更是鹽田的守法誠信納稅大戶。近20年來,從四川貧困地區先後帶出500多名娃娃們,大多數已在百多爾幹了十多年,有的待遇再好也捨不得離開。許多人靠打工在家裏蓋起房,甚至有了以前從不敢想像的十幾萬存款。(作者:金涌 劉偉 原載《深圳特區報》2008年11月24日)
責編:王玉飛
相關鏈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