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貿大廈主體工程建設速度創造了“三天一層樓”的奇跡。 （資料圖片）

１９８４年９月４日，國貿大廈封頂。 （資料圖片）

國貿大廈總設計師、原深圳市規劃國土局副局長朱振輝。

　　口述：原深圳市副市長 李傳芳

　　李傳芳，女，１９４４年出生，重慶建築工程學院（現併入重慶大學）１９６７屆畢業生，１９８３年任中國建築第三工程局副局長兼任深圳國貿大廈工程現場總指揮。１９８４年６月任深圳市副市長，已退休。

　　提起“深圳速度”，大家知道這是改革開放初期，深圳千千萬萬“拓荒牛”在披荊斬棘“殺開一條血路”時創造出來的非凡業績。

　　作為象徵，“深圳速度”又是和當時建設國貿大廈這一特定的歷史事件聯絡在一起的。

　　１９８４年３月１５日，新華社向全世界發佈一條消息：正在建設中的中國第一高樓——深圳國際貿易大廈主體工程建設速度創造了“三天一層樓”的新紀錄，這是中國高層建築歷史上的奇跡，標誌著中國建築行業的實力步入了國際先進行列。

　　“三天一層樓”就此成為“深圳速度”的標誌享譽至今。

　　特區要建一座標誌性大廈

　　深圳經濟特區成立於１９８０年，由吳南生同志挂帥的首屆領導班子規劃了深圳最初的建設藍圖。建設者們在羅湖橋邊擺開陣勢，日夜奮戰，一舉搬掉了羅湖山，為深圳最早開發的人民南一帶打下了基礎。１９８１年，梁湘、周鼎等同志來深圳接過吳南生等同志的班。第二屆市領導班子起步後，最早醞釀立項的就是國貿大廈。

　　當時深圳的大型辦公樓，在建的只有一座２０層的國際商業大廈。

　　梁湘等領導提議在人民北路、國商大廈東北面路口再建一座標誌性大廈——國貿大廈。梁湘同志把當時在深圳的３８家內地部門的同志召集來商議，建議把這座大廈作為各省市設在深圳對外發展的“窗口”，由大家出資，一家一層，每平方米造價約８００元。初定建３８層，比當時中國的最高建築——南京的金陵飯店高一層。事情基本定了下來。但在提交市委常委會討論時，大家感到３８層的高度還不夠，與香港也沒法比。大家解放思想，結果議定建一座地上５０層、地下３層共５３層的大廈。頂層要能停直升飛機。５３層擱現在當然不算什麼，但當時屬於中國內地之最，顯示了深圳人敢想敢幹、敢為天下先的精神。

　　按照中南設計院的設計方案，５３層的國貿大廈標高１６０米，總建築面積１０萬平方米，將成為深圳特區享譽全國的標誌性大廈。

　　市政府規定，像所有的工程一樣，國貿大廈也要通過招標來確定承建單位。共有７家省級以上建築企業獲准參與投標。最後由中國建築第三工程局（ 簡稱中建三局）中標。設在武漢的中建三局，是最早一批進入深圳參與特區建設的國有大型企業。局長是張恩沛，我是副局長。

　　中建三局之所以能夠中標，一則當時已經承建過市人民醫院和羅湖口岸聯檢大樓，信譽較好；二則我們的施工方案提出要使用世界上最先進的滑模工藝，以大幅縮短建築工期。為了拿下這個工程，我們還放棄了已經中標的位於文錦路的金城大廈兩座塔樓項目。

　　建設國貿對我們局來説是一個挑戰。這麼大的項目誰也沒幹過，誰都想來幹。三局在武漢和荊州地區挑選了１０００多名精兵強將，意氣風發地開赴深圳，充實到三局一公司。工地上實行嚴格的軍事化管理，工人們是夫妻也得分開住集體宿舍。我受三局委託任現場總指揮，我愛人俞飛熊是總工程師兼滑模施工副指揮，也都不住在一起。工棚是用油毛氈和竹竿、竹蓆、竹葉搭起來的，悶熱又潮濕。但工人們一點也不覺得苦，他們認為能參加特區建設是一生中最大的榮耀。

　　上世紀８０年代響遍深圳的口號是——時間就是金錢，效率就是生命！我們從內地來看到這口號感到特別振奮，經常以此來激勵公司的幹部和員工。

　　深圳高溫酷熱、又經常下雨。工地上實行１２個小時輪班倒，人停機不停。工人們士氣旺盛，不講條件，拼命苦幹。每天在烈日蒸烤下作業，大汗淋漓，衣服濕了又幹，幹了又濕。很多女鋼筋工也像男工們一樣，３５厘米粗的螺紋鋼扛起來就走。

　　記得１９８３年９月１１日夜間，１２級颱風正面襲擊深圳，工棚全部被毀，有人被刮到鐵絲網上，一時竟動彈不得。工人們全身濕透，在大風大雨中露天裏熬了一夜。當時我住的工棚也被吹跑了，只好把洗澡木盆頂在頭上擋雨。第二天一早，工人們顧不上收拾住處，先都跑到工地上整修設備，下午就正常開工了。

　　１９８４年春節前的一天，國貿工地對面南國影院工地工棚突發大火，濃煙蔽日，火光沖天，火星不斷地蹦落到我們的工棚上，情形緊張至極。工人們紛紛從塔吊上爬下來，站到工棚頂上，不停地澆水，硬是保住了自己的陣地不受波及。

　　除了開創事業的激情，改革創新也是我們提高效率的法寶。公司在深圳搞工程與內地截然不同的是，徹底打破了大鍋飯制度，實行計件工資，多勞多得，獎金上不封頂下不保底。這一方面極大地激發和解放生産力，另一方面員工們的待遇也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幹得最多的月收入高達６００多元。這在上世紀８０年代初，算是天文數字了！幹部們當時拿的還是死工資，當時我這個副局長、工程現場總指揮的月薪才１００元，外加７５元特區補助。但我們一點也不嫉妒拿高薪的工人。

　　幹群一致、上下同心，沒有戰勝不了的困難。特別能戰鬥的中建三局就是在這樣一種狀態下走到了創造奇跡的門口。

　　搞滑模，我們一定要成功

　　國貿大廈能夠高標準如期建成，關鍵是成功運用了滑模工藝。用今天話説，是拿下了建築行業的“高科技”。

　　我們在１９８２年５月開工後，用半年時間打完地基，隨後又完成了地下和裙樓的施工。在進入大樓主體建築施工後，即開始試驗滑模工藝。

　　傳統施工用的是翻模工藝，是在大樓的外部密密麻麻搭建一圈腳手架，一直搭到最頂層。然後一層層地制模板、軋鋼筋、澆水泥；搞好一層，把模板拆下，重新翻制，再軋鋼筋、澆水泥……一個１５３０平方米的層面，工期最少得１５天。５０層主樓，封頂要７５０天。

　　滑模的優點在於，不需要搭建腳手架，用模板做成板墻，然後將混凝土從墻心中間灌入，模板“滑”升，混凝土墻就立在那兒了。整個一個平臺，可以一邊軋鋼筋、一邊澆鑄混凝土，一邊外筒內筒及寬梁同時滑升，幾道工序銜接緊湊，同時進行。因此效率成倍提高。

　　但是滑模工藝的難度很大。滑升快了，混凝土尚未成型，墻體會軟癱、坍倒；滑升慢了，混凝土已經凝固，墻身會被拉裂。而且混凝土的凝固時間又受到水泥質量、操作水平和氣溫等因素的制約。關鍵是要找到模板滑升的最佳時機。這就要通過反復的試驗，積累數據和經驗。

　　正是因為滑模施工難度太高，建築行業並未廣泛使用。別説內地沒有人用過此法，即便香港那麼多高樓大廈，也只有胡應湘先生建的和合大廈用過滑模。上世紀４０年代曾經因為滑模失敗，在丹麥死傷了３０多人；在美洲損失過幾千萬元。中建三局要在深圳吃這“第一隻螃蟹”，無疑要冒巨大的風險。

　　但是三局的領導們有一種強烈的創業衝動和使命感。局長張恩沛説：“我們別無選擇。只有通過滑模工藝才能創造效益，提升我們在建築市場中的競爭實力和形象。滑模工藝寄託著中建三局３０００多員工的希望。”

　　當時張恩沛局長在湖北主持全局工作，但時常到深圳工地上來。不能來，則通過電話遙控指揮。特區初創，配套設施奇缺。我們這麼大的工地，不可思議地居然沒有一部長途電話。我每天晚上的一項重要工作就是趕到深大電話公司去挂長途，向他彙報。

　　從１９８３年６月到１０月，我們整整攻了４個月的關。

　　第一次試驗失敗了。因為滑模起提速度太慢，正在凝固成型的墻體被嚴重拉裂，裏面的鋼筋暴露出來，操作工４７小時下不了火線。

　　我們未免有點沮喪。

　　主管基建的深圳市副市長羅昌仁親臨工地為我們打氣：失敗乃成功之母。千萬別氣餒，把拉裂的墻體打掉重來！

　　市基建辦總工程師、全國人大代表黎克強來到工地。他把滑模試驗視為己任，雖然６３歲高齡，但三頓飯都吃在工地，與我們共同攻關，經常忙到半夜才回家。

　　幹部和工人們憋著一股勁，調整了滑模的提升時間：即在水泥初凝之前開始提升。但是，又連試兩次還是不成功。

　　滑模究竟能否成功——有一股烏雲壓頂的感覺。

　　有人説風涼話：滑模滑模，要是從頂層往下滑，滑不成只影響一層；現在從下往上滑，滑不成，得影響幾十層。還是別再搞了。

　　有人説，不是不允許失敗，但是拿中國第一高樓做試驗風險太大！國貿大廈耗資一點二億，弄糟了你們公司賠得起嗎？！

　　也有人好心地説，沒有金剛鑽，不攬瓷器活。按老辦法搞吧，雖然慢，但保險。

　　各種各樣的指責和勸阻如同一條條繩索要把我們拉回來。

　　壓力再大，我們硬著頭皮頂著。心裏知道，經過三次失敗，離成功其實已經不遠。三局的領導也沒有批評我們，幹部工人們更無半點怨言。有個工地管理員表態，我寧可去坐牢，也要搞下去。

　　多次到工地上視察過的梁湘、周鼎等市領導，表態堅決支持我們繼續試驗。羅昌仁説：“我們要把成功的機會給三局！”

　　當時在現場負責的除了我和愛人外，還有３９歲的黨支部書記、施工副指揮厲復興，３６歲的工地主任、施工總指揮王毓綱，２６歲的滑模主管、設計組組長羅君東等。年輕人有衝勁也有韌勁，我們聚在一起測算數據，模擬試驗，越試心裏越有底，覺得我們一定要成功，我們一定能成功。

　　懷著必勝的信念，我們全面分析了失敗原因：出模強度的難題已經解決，剩下的主要問題就是澆灌速度問題。

　　１５３０平方米一層的平臺，需要２４００多立方的混凝土從多個方位同時澆灌。因為設備不足，導致混凝土供給量跟不上。只要大幅度地提高混凝土供給，保證均勻澆灌，就可能闖過這一關。

　　在總局和市政府以及銀行的支持下，我們貸款又增置了４臺攪拌機、一個攪拌站、一個輸送泵，一個爬塔（用來垂直運輸混凝土）。

　　根據新的研製方案，第四次試滑于１９８３年９月１８日晚９點開始。

　　張恩沛局長親自從武漢趕來，坐鎮指揮。

　　羅昌仁副市長當晚７點就趕到了工地，為我們壓陣。

　　在開工之前，張局長做了動員。他説：“同志們，４個月的努力和煎熬，今晚就要見分曉！深圳市委市政府和中建三局領導都在等著我們的好消息。可以肯定的是，所有技術上的難點和障礙都已被我們克服了，現在就看我們的臨場發揮，看人的因素了。所有的崗位、所有的工序、所有的作業都不能有任何的疏忽與差錯。今晚，我們一定要把滑模拿下來。”

　　一聲令下，攪拌機和輸送泵開始轟鳴。

　　水泥每澆灌３０公分滑模將提升一次。

　　晚１１點，是預定的第一次滑模提升時間。工地上一片肅靜。分佈在１５３０平方米操作面各個關節點位置的５７６個油壓千斤頂同時啟動，“噠、噠、噠、噠”，５７６個馬達聲清晰而驚心。

　　我和羅昌仁副市長、張恩沛局長、黎克強總工和工程指揮部的成員們蹲在滑模平臺的下方，眼睛一眨也不眨地盯著拉模的過程和效果。

　　自重２８０噸、結構龐大的滑模，慢慢地同步被頂升起來。一公分又一公分。混凝土墻脫離了模板，像一排長城，穩穩地矗立在眼前！青灰色的墻體柔和、光滑、堅實，沒有一絲裂縫，在工地夜燈的照射下，像嬰兒的皮膚一樣令人心醉。脫離模板懷抱的墻體，迅速地凝固、成型，強度達到了設計要求。

　　繼續澆灌，繼續提升，滑模整個提空後，宣佈一層大樓完成。經過激光檢測，樓層的水平度和垂直度完全符合標準（最後大廈竣工時，大廈的傾斜度只有３毫米，遠遠超過了國際水準）。

　　第四次滑模成功了！巨大的喜悅代替了巨大的壓力。

　　羅昌仁副市長擦著眼角的淚花，與我們一個個握手：“太不容易了！祝賀你們！祝賀中建三局！”

　　我按捺住猛烈的心跳，拿起麥克風對著工地周圍沉默地等待已久的１６００名員工説：“同志們，告訴大家一個好消息，滑模成功了，我們勝利了！”

　　工人們聽罷，先是瞬間的寂靜，接著就歡呼起來。工人們把安全帽從頭上摘下，使勁地揮舞著，喊叫著，擁抱著，淚水和汗水交織在一起。

　　此情此景，使我想起自己的父輩們歡慶抗戰勝利和全國解放的時刻，想起我們中建三局這些年所走過的艱辛歷程，甜酸苦辣一起涌上心頭，百感交集、無以言表。

　　滑模工藝的試驗成功，立刻就使我們的效率提高了一倍：從十五天一層，變成七天一層。

　　１９８４年３月，大廈建到２０層以後，由於工藝水平的提高，這個記錄又不斷地被刷新：六天一層，五天一層，四天一層。

　　建到３０層，終於實現了三天一層——“深圳速度”由此誕生！

　　“三天一層樓”也是“深圳效益”的象徵

　　１９８４年９月４日，國貿大廈主體工程順利完成。封頂儀式上，工人們買了一挂總長１６０米的鞭炮，從樓頂直挂下來，用鋼絲繩拉著，足足燃放了二十多分鐘。

　　在國貿大廈完工以後，中建三局的品牌從此打響，實力大大增強。隨後又承建了發展大廈和６８層的地王大廈。

　　１９９２年１月２０日上午９時，我們敬愛的鄧小平同志在視察南方途中特地參觀了國貿大廈，受到深圳市民自發的熱烈歡迎。他健步登上國貿大廈頂層旋宮，俯瞰深圳特區經過１０餘年建設所呈現的壯麗景色，欣喜地指著窗外的一片高樓大廈説：深圳發展這麼快，是靠實幹幹出來的，不是靠講話講出來的，不是靠寫文章寫出來的。深圳的經驗就是敢闖。

　　２４年過去了。每當有當年中建三局的員工們來看我，我們總要回想起建設國貿大廈的日日夜夜，經常要解讀 “三天一層樓”的歷史意義。“三天一層樓”只是當時深圳數千個建設工地大幹快上、熱火朝天地創造各式各樣奇跡的一個代表。當它作為“深圳速度”的象徵時，人們強調的是它的速度。我認為，“三天一層樓”也可以説是“深圳效益”的象徵。因為從“十五天一層”到“三天一層”，是速度的飛躍，更是效益的提升。滑模技術帶來工藝的簡化、材料的節省和工期的縮短，必然産生巨大的效益。這是不言而喻的。

　　由國貿大廈聯想到整個深圳特區的建設，也是一個速度與效益同步發展的歷史。深圳人用了２８年時間，自我積累、自我發展，建成這樣一個美麗、富足，充滿活力、前程無量的新城，目前已經從特區內發展到特區外，ＧＤＰ從 １９７９年的１．９億元發展到２００６年的５６８４億元，經濟總量位居全國第四。昔日的一個邊陲小鎮，已變成一座世界名城。

　　深圳，一部從無到有的單個城市發展史，成為人類不懈地追求速度與效益進程中的一個範例。

　　(李傳芳口述 胡志民整理 杜吉軒編審）

責編：王玉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