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苞憶深圳特區往事,回味改革之艱辛,鼓呼改革之共識——

　　“廣東能夠走在改革開放的前列,靠的是天時、地利、人和,當年解放思想抓得好也是其中一個重要原因。”日前的一個下午,伴著一杯清茶,這位參與深圳特區初期創建和廣東早年改革開放的見證人和推動者接受了記者專訪。

　　人物簡介

　　方苞,深圳經濟特區初期創建者之一,1974年,任惠陽地委副書記兼寶安縣委書記；1979年1月,寶安縣改為深圳市,任市委副書記,1984年調任珠海市委書記；隨後又先後擔任廣東省委常委、政法委書記,省人大常委會副主任等職。

　　借著解放思想搞生産

　　特批派遣20名青年農民留宿“香港那邊”學養雞

　　“三個五”政策被當作“慕洋、向洋、靠洋”,不少縣領導和中層骨幹被當作走資派

　　寶安每年供港活雞數量從4萬隻上升到1000萬隻。不少養雞戶年增收5萬到10萬元,轟動一時

　　寶安農民看到了發展前景,就不偷渡香港了。過去非法出境居港的同胞也逐漸回來定居了

　　記者:彈指一揮間,中國的改革開放已進入第30個年頭,廣東從一個經濟較落後的省份發展成為中國經濟強省。作為深圳特區的創建人之一,您有何感受?

　　方苞:中國的改革開放以思想解放先行,沒有思想解放,就沒有改革開放,就沒有廣東的今天。廣東能夠走在改革開放的前列,靠的是“天時、地利、人和”,當年思想解放抓得好也是其中一個重要原因。

　　廣東省委認真抓了實踐是檢驗真理唯一標準的大討論,在思想路線上撥亂反正,大力平反冤假錯案,使大批幹部放下了思想包袱,解除了後顧之憂,這些幹部在特區初創時期和廣東的改革開放事業中發揮了重要作用。實現了小平同志的要求,形成了“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的局面。

　　記者:思想解放對廣東當年的改革開放,在哪些關節點上起到過作用,您能不能結合當時工作實際給我們詳細講講?

　　方苞:寶安縣毗鄰香港,雙方群眾往來密切,文革期間搞“政治邊防”,把上世紀60年代初期那些有利於發展邊境經濟、改善人民生活的政策措施,邊境小額貿易,過境耕作探親“三個五”政策,當作“慕洋、向洋、靠洋”,當作走資本主義道路來批,割“洋”尾巴,全部取消,不少縣領導和中層骨幹被當作走資派,挨批鬥,有些被關進監獄。

　　此後,邊界兩邊人民生活水平的差距進一步拉大,寶安縣勞動力偷渡香港日漸增多。1974年1月我到寶安上任時,上級給的任務:把生産搞上去,把偷渡降下來。當時,我們經常到農村蹲點、“三同”、調研,聽到基層幹部群眾強烈要求恢復文革前的邊境經濟政策。

　　但是“四人幫”天天在批資産階級法權,批右傾翻案風,我們頭上的“緊箍咒”未除,誰敢冒此風險!

　　1978年全國開展實踐是檢驗真理唯一標準的大討論,廣東省委、地委、縣委在揭批“四人幫”的同時,聯絡實際整風,開展批評與自我批評,平反冤假錯案,落實幹部政策,肅清“兩個凡是”的影響,越來越多的幹部逐漸認清以階級鬥爭為綱的路線和高度集中的計劃體制帶來的弊病,大力推動了思想解放。

　　“緊箍咒”除去了,我們就不斷向到寶安視察的中央部委領導、省委領導反映基層幹部群眾的強烈要求,習仲勳、劉田夫同志聽到了反映,很重視,指定黃靜波同志和我們研究落實,從1979年2月開始,過去的邊防經濟政策得到了恢復和進一步發展。這是早期邁開改革開放步伐的一個事例。

　　1978年4月,國家計委、外貿部聯合工作組到寶安規劃建設供港鮮活産品出口基地。出口活雞創匯多,也有利於農民增加收入,但當時傳統方法養雞,能養上百隻雞的農戶很少,聽説香港新界不少農戶年養雞規模達5萬到10萬隻,在思想解放的推動下,我們幫助界河邊我方蓮塘村學習香港養雞經驗,到新界我方插花地上辦了個年出欄量5萬隻雞的雞場。

　　當時因怕群眾非法出境,邊境管理是不允許社員留宿境外的。我們就派縣委副書記專程向公安廳長王寧同志彙報,經特批派20名青年農民留宿境外,駐場飼養,後又組織縣內鄉村農民分批駐場學習,蓮塘境外雞場就成為寶安縣辦養雞場的培訓基地。約十年時間,寶安每年供港活雞數量就從4萬隻上升到1000萬隻。生産者每出口一隻雞可獲得純利2元多,不少養雞戶年增收5萬到10萬元,轟動一時。

　　同時,引進港商投資挖魚塘、種菜,供港活魚、果菜增長數十倍,農民收入也隨之大增,新種荔枝數萬畝,豐收且年售價又高時有的農戶年增收二三十萬元。寶安農民看到了發展前景,就不偷渡香港了。過去非法出境居港的同胞也逐漸回來定居了。從而解決了20多年未解決好的群眾性偷渡問題。這是解放思想推動改革開放的結果。

　　深圳工業化起步

　　“三來一補”曾被指“幫外商佔領市場”

　　我們按照習仲勳同志到寶安調研時説的,只要對發展經濟和改善人民生活有利,就大膽去幹

　　“三來一補”形式,既適應港商的要求,也適合當時的農村生産力水平和農村幹部素質

　　記者:深圳的工業化起初是怎樣發展起來的,聽説“三來一補”模式最初曾遭受不少非議和責難?

　　方苞:是的。深圳今天的工業化是從“三來一補”起步的。1978年辦外貿基地時,我們就開始以“三來一補”形式引進外資辦工廠。初期,大都是勞動密集型的,手工操作的,而且審批時間長,遇到的麻煩多,遭受不少非議,説是“夕陽工業”,“引進剝削”,“擠佔了我們的配額”,“幫助外商佔領市場”,“讓外商賺錢太多”,“三來一補層次低,不如合資、獨資、自辦工業好”等等。

　　解放思想使我們頂住這些非議和責難。我們按照習仲勳同志到寶安調研時説的,只要對發展經濟和改善人民生活有利,就大膽去幹。

　　當時進來辦廠的多是小資本家,而且多是把在香港的工廠搬進來辦。“三來一補”形式,既適應港商的要求,也適合當時的農村生産力水平和農村幹部素質。如果當時我們要求太高,資本少和技術含量低的港資企業不讓進,資本雄厚和技術含量高的外資企業又怕我方政策多變,嫌我方投資環境不好不願進,我們就邁不開引進外資辦工業的步伐。由於“三來一補”企業盈利增多,不斷增資擴産,升級換代,還吸引更多的外商進來,工廠從小到大,從少到多,從手工操作、半手工操作、勞動密集型到半自動化、自動化和高新技術轉變,從“三來一補”向合資、獨資、外引內聯相結合等多種合作形式發展,深圳市工業化就迅猛發展了。

　　三個結合共鑄改革共識

　　避免給某些權貴提供侵吞改革成果的機會

　　糾正“把GDP增長率作為衡量政績大小的唯一標準”和“把發展是硬道理看作是不顧條件和後果的硬發展”,避免“政績工程”大量耗費改革開放的成果

　　基層幹部長期實踐在第一線,最了解人民群眾的利益訴求、違反科學發展和體制方面的弊病,領導機關要克服官僚主義和衙門作風,領導幹部要深入基層調研

　　我們已經有了30年改革開放的成果和經驗,今後有可能也有必要在決策民主化、科學化的基礎上上升到完善民主機制和完善監督機制的層面上來

　　記者:經過30年的改革開放,社會利益格局日益多元化。近年來,有人批評,部門利益、權貴利益等佔有了太多改革開放的成果,社會上對改革的爭議和分歧也一度比較大。

　　要讓全體人民共享改革開放的果實,我們應該怎樣解放思想,共鑄改革開放的共識?

　　方苞:我認為,要做到三個結合。

　　一是務虛與務實相結合。實踐證明,聯絡實際務虛,才能有效地提高認識,達到真正的思想解放；深入實際調查,才能了解問題的本質和原因,達到實事求是,有的放矢；發揚勇於實踐和敢試敢闖精神,才能針對現行體制存在的某些弊病,使改革取得新的突破。

　　根據十七大精神,首先要認清違反科學的發展觀的害處,從“GDP崇拜”中走出來,糾正“把GDP增長率作為衡量政績大小的唯一標準”和“把發展是硬道理看作是不顧條件和後果的硬發展”,避免“政績工程”大量耗費改革開放的成果,避免給某些權貴侵吞改革成果提供可乘之機。通過剖析典型事例,總結正反經驗,使人們對於落實科學發展觀的必要性,政績工程與權貴侵吞改革成果的危害性達成共識,以推動解放思想落實到踐行科學發展觀和深化改革層面上來。

　　二是領導與基層相結合。領導幹部&&解放思想,營造一個讓人敢講話,敢試敢闖的環境,對一個地區的思想解放起關鍵作用。

　　領導幹部的思想解放,也須吸納來自基層幹部、來自人民群眾和來自實踐的動力。基層幹部長期實踐在第一線,最了解人民群眾的利益訴求、違反科學發展和體制方面的弊病,他們的思想解放、實踐、意見和建議,有助於領導機關的科學決策和思想解放。領導機關要克服官僚主義和衙門作風,領導幹部要深入基層調研,深入實踐檢驗決策是否符合科學發展觀,到基層幹部和群眾中去聽取意見,增添動力。領導與基層相結合,有利於思想解放,有利於深化改革,有利於落實科學發展觀。

　　三是完善民主機制與完善監督機制相結合。

　　違反科學發展的決策,某些權貴大量侵吞改革成果的腐敗問題,既與決策時缺乏民主有關,也與缺乏監督有關,落實科學發展觀和防治腐敗需要完善民主決策機制,也需要完善監督機制。發揚民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預防和懲治腐敗,是我黨今後一個長時期的堅定不移的目標。完善監督機制,是完善民主決策機制的客觀要求,也是我黨立黨為公,執政為民的性質所決定的。

　　我們已經有了30年改革開放的成果和經驗,今後有可能也有必要在決策民主化、科學化的基礎上上升到完善民主機制和完善監督機制的層面上來。我們要解放思想,發揚敢試敢闖精神,積極、穩步地進行探索。當完善民主機制和完善監督機制有機地結合起來,才能更加有效地繼續推進深化改革,落實科學發展觀；才能從根本上保障全體人民共享改革成果,預防和有效地懲治腐敗,防止大量改革成果為權貴所侵吞。

　　心牽廣東三農

　　力薦農村職業教育讓農民有一技之長

　　廣東省近五年來不少山區市、縣舉辦的創業青年培訓班,這種成年職技教育形式也具普遍推廣價值

　　記者:廣東是改革開放的排頭兵,但也有一些問題亟待解決。您對此怎麼看?

　　方苞:我認為,三農問題是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的主要制約因素,是困擾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瓶頸,是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的重點、難點、關鍵點。

　　30年來,歷屆省委、省政府為解決三農問題曾採取過許多重大措施,比如發動和組織珠三角地區挂鉤扶貧,省直單位蹲點,幫助修通公路,發展經濟,組織青壯年勞力到珠三角地區務工等等,雖有效果,但未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

　　據有關資料,全省仍有2000萬人沒有擺脫貧窮,近2000萬失地農民缺乏生活保障,近2000萬進城務工農民收入依然較低。根本原因是農村綜合改革的力度不夠,農村綜合改革相對滯後,特別是通過改革和發展農村教育去提高農民素質的力度很不夠,欠發達地區初中畢業生未能升學所佔的比重很大,他們缺乏一技之長,盲目流入城市,增加城市負擔和治安壓力,據十個地區調查,未成年人犯罪被判刑的,近五年年均增長率,最高的縣(市)141%,最低的18%,四個市、縣在60%左右。

　　解決三農問題的根本出路是農村綜合改革。首先要抓好農村教育改革,大力發展山區農村職業技術教育,學制可縮短,投入同等職教經費可加快農村職技人才培養步伐,陽山縣探索一年制職技教育,可使政府投入的職教經費增加三至七倍的效益。建議有關部門調研、評審能否在其他山區市、縣擴大實驗。我省近五年來不少山區市、縣舉辦的創業青年培訓班對於推動現代農業科技普及和農業規模化、集約化和産業化經營也取得明顯效果,這種成年職技教育形式也具普遍推廣價值。

　　其次,農村金融改革要積極試點,為現代農業發展和農業産業化經營提供資金支持和金融服務。還有,失地農民的社會保障制度和醫療保障制度也要改革,以維護社會穩定。（記者　周志坤）

責編：王玉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