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負責編撰北京交通“十二五”規劃的北京交通發展研究中心請來五位國務院參事，為本市交通未來發展出謀劃策，其中引導小汽車合理使用、考慮出臺車位佔用費和交通擁堵費，成為“智囊團”議論的焦點。（2010年10月14日《京華時報》）

　　請國務院參事這些頂尖“大夫”為病得不輕的城市“擁堵病”“把脈會診”，可以説著實令人充滿期待。雖然筆者對交通這個行當是個外行，但從這些高級智囊開出的“引導小汽車合理使用”等以醫治“擁堵病”的方劑來看，愚以為果然技高一籌，不得不讓人刮目相看，這個脈號得比較準。

　　可是再往下看，筆者發現上述具有國務院參事頭銜的幾位頂尖“大夫”，並不是全科醫師，如同牙科醫師治不了膽囊炎一樣，明顯偏科。不知道是不是得到了政府為了增加創收的授意而充當傳聲筒，還是自己就只有這般技能，開出了以銀兩為藥引的大劑量處方，那就是不僅要收取車位佔用費，而且還要收取交通擁堵費等等，因之，筆者不得不懷疑這幾個“參事”是不是“江湖郎中”。

　　眾所週知，現如今為什麼會出現老百姓“看病貴”、“看病難”諸多疑難雜症？其實這裡面的道道並不複雜，用一個字就可以詮釋清楚：“錢”！本來一個普通感冒花幾塊錢就可以搞定的事，可是為了一個“錢”字，沒有個幾百塊，乃至上千塊，肯定是難以“痊癒”的。面對金錢誘惑，現在還有幾個講“救死扶傷，實行革命的人道主義”？不開大處方，誰發工資？誰發獎金？福利何來？

　　由此再回到“擁堵病”這個話題上來。根據祖國醫學經典理論，治病要講究“辯證施治”，講究“對症下藥”，這才是真正的醫林高手，如扁鵲，張仲景，孫思邈，華佗等等。愚以為，祖國醫學經典理論，同樣可以作為醫治“擁堵病”的重要參考。那就是要除掉“擁堵病”的病根，首先必須“對症”，然後才能“下藥”。

　　而從國務院幾位參事動輒收取這費那費的高論中，筆者覺得他們跟那些熱衷於開大處方的大夫無異。試想，城市“擁堵病”的“癥結”到底在哪？客觀上講，中國最大的特色就是“人口眾多”，但同香港、東京這些人口高度密集的城市相比，人家究竟是咋治好“擁堵病”的？現在不是有的人動輒以與“國際接軌”為時尚嗎？而自己身邊的“軌”咋就接不上呢？

　　筆者也曾多次體驗過長途旅行，而旅途中最為令人反感和鬧心的，就是多如牛毛的收費站和莫名其妙的罰款。收費站多了，車主多掏銀子不説，還容易造成人為堵車，不是曾經不止一次地有過由於收費站雁過拔毛，而導致車堵數公里的報道嗎？假如按照國務院參事力主收取“擁堵費”等等“高見”操作，是不是把那些已經陸續淘汰的收費站，再重新搬回到城市的每一條大道上？不然，怎麼收取“擁堵費”？如此，究竟是疏堵，還是添堵？

　　故而，筆者以為，醫治看似病入膏肓的“擁堵病”，絕非一個“錢”字就能搞定的，“錢”也絕不是醫治城市“擁堵病”的“一貼靈”。常言道：“智慧在民間。”筆者注意到，關於發展大公交的“方劑”越來越得到更多公眾的青睞和認可。對此，筆者深以為然。假如居民出行確實比較方便快捷的話，誰還願意弄個“車祖宗”在家裏伺候，在馬路上添堵？

責編：王玉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