祁斌（資料圖）

　　今天我選取的題目是“我們需要一個什麼樣的資本市場”，但並不想就資本市場而談資本市場，而是想把它放在未來若干年，中國經濟社會發展和轉型的大背景下去討論，和大家共同探討一下，我們希望有一個什麼樣的資本市場，能夠為我們的經濟、為我們的國家，起到一個什麼樣的作用。為什麼？因為資本市場已經是中國經濟的重要舞臺。2012年，中國上市公司與規模以上企業的盈利之比達到43%，截至今年6月底，中國上市公司總市值與GDP之比達到35%，未來這些比例還會上升；在《財富》發佈的2013年世界500強榜單中，共有95家中國企業上榜，其中絕大部分都是上市公司。任何人，都不可避免地要跟這個市場直接或間接地打交道，因為你要跟中國經濟打交道。在未來的中國經濟社會活動中，這個舞臺的重要性只會愈發顯現，有一點像我們生活中的空氣和水。因而，推動資本市場的健康發展，也不可避免地應該成為我們在座各位共同的使命和職責。

　　鄧小平與華爾街

　　我最近在讀一本書，《鄧小平時代》，鄭重推薦給大家。這本書的內容非常厚重，它通過對一個歷史人物鄧小平的描述，回顧了中國過去30年改革開放的歷史，而且不僅僅是30年，可以説是中國過去將近100年從屈辱走向復興的過程。儘管我們在座的各位同志很多都是過去30年曆史的親歷者，但是從一位研究中國問題的外國人的視角去全面梳理一遍這段歷史，對我們仍然不無裨益。尤為重要的是，歷史是很難割裂的，它往往具有很強的連續性，回顧歷史有助於我們更好地研判中國的未來，有助於我們更好地推動中國經濟社會向正確的方向前行。

　　這本書裏有一個很不起眼的細節，給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我特地摘錄在這裡，與各位分享。1974年，鄧小平第一次復出，代表中國參加聯合國代表大會。在會議期間，“星期天，鄧小平在紐約的行程有一些空閒時間，手下人問他想做點兒什麼，鄧小平乾脆地説：‘去華爾街看看。’在鄧小平看來，華爾街不但是美國資本主義的象徵，而且是美國經濟實力的象徵。他具有一種尋找實力的真正來源並理解這種來源的本能，華爾街在星期天都關門歇業，鄧小平還是讓下屬把他帶到了那裏，這樣他至少可以對此地有一個印象。”

　　1974年的中國，正處於文革期間，高度封閉，絕大部分中國人對華爾街聞所未聞，當時的意識形態方面也處於高度禁錮的狀態，去資本的象徵華爾街看看無疑有一點離經叛道，但鄧小平卻堅持要去。為什麼？該書的作者，哈佛大學的傅高義教授認為，鄧小平憑其驚人的直覺洞察到，美國之所以能以強大的經濟實力傲視全球，其背後最重要的推動力之一，可能正是來自於這條長不足500米的小街。

　　將近20年之後，1992年，鄧小平在其政治生涯的最後一次重要活動南巡時，講過這麼一段話：“證券、股市，這些東西好不好，有沒有危險，是不是資本市場獨有的東西，社會主義能不能用？允許看，但是要堅決地試。看對了搞一兩年，對了，放開；錯了，糾正，關了就是了。關，也可以快關，也可以慢關，也可以留一點尾巴。”他的政治勇氣和判斷力，使得當時剛剛踉蹌起步的中國資本市場堅定了前行的方向。

　　再過了一個20年的今天，中國經濟最重要的公司在這個市場掛牌上市，每天中國社會大致有一億人在這個市場進行交易，每個人身後是一個家庭，這個市場的漲跌影響到中國社會近1/3人口的財富和福祉。無疑，今天的中國資本市場已經成為中國經濟和社會的主舞臺。

　　今天和大家交流的內容，我想分成三個部分：第一部分，談談對於國際國內宏觀經濟金融形勢的認識；第二部分，就正在推進的中國資本市場的改革與發展談一些個人的體會；第三部分，探討一個比較大的話題，大國的興起與衰落，並由此探討中國社會未來中長期的發展。

　　第一部分：我們生存的世界和時代

　　2011年底，在一次內部的論壇上，我做過一個發言，後來論壇的主辦方根據錄音整理了文字稿，我起了個題目叫《中國經濟的圍城與穿越》，網上可以搜到。當時對國際國內形勢做了一些研判：一是歐債危機，用了一個“糟”字，沒有最糟，只有更糟；二是中東局勢，用了一個“亂”字，沒有最亂，只有更亂；三是中國面臨的國際環境，用了一個“險”字，沒有最險，只有更險；四是中國經濟轉型，用了一個“難”字，沒有最難，只有更難。一年半後的今天，有些情況被不幸言中。

　　英雄遲暮的歐洲

　　一年後的歐洲形勢怎麼樣了？我選了幾張關於歐洲的圖片，因為圖像給人的印象超過語言的很多倍。第一張是我們去年年底到意大利訪問時，在米蘭的街上邂逅了罷工的人群，發現他們優哉遊哉，“勝似閒庭信步”，你實在是很難想得起來，這是一個深陷危機的國家，不禁感慨，歐債危機至少暫時無解；第二張圖片上是卡梅倫和默克爾在對話，卡梅倫的心情很矛盾，一方面他應該慶倖他的前任的前任做了一個英明的決斷，英國沒有加入歐元區，另一方面他仍然面臨一個非常艱難的決策，英國要不要退出歐盟，而如果英國退出歐盟，歐洲的一體化進程將再遭重創；第三張圖片上是美麗的地中海小島，這個風景如畫的國家叫塞浦路斯，近期瀕臨破産，正在成為歐債危機中倒下的最新的一塊多米諾骨牌。

　　我們一直認為，歐洲的問題是多個維度的。首先是高福利主義，高福利主義的真正問題不是增加了社會的成本，而是上去了就下不來；其次是歐元問題，歐元問題的本質是大鍋飯問題，建立過計劃經濟的人們都知道大鍋飯最終會帶來沒有飯吃；而從中長期來看，歐洲真正的、最大的問題是全球化時代的競爭力衰退。歐洲的傳統優勢産業如汽車，一方面因成本過高而面臨新興國家的衝擊，另一方面，囿于自身經濟體制和金融體制的非市場化，創新能力又無法與美國抗衡。歐洲問題的出路，可能只有較為徹底的市場化改革並實現對外開放。但我們看到的現實卻往往恰好相反。在今天的歐洲，任何福利的降低都遭遇大規模的抗議，任何來自新興經濟體的並購都遭遇百般阻撓。在世界大家庭中，曾以文藝復興和工業革命領先於世界的歐洲，似乎步入了英雄遲暮的不歸之路。

　　不幸的中東

　　今天的中東依然亂象叢生，從穆巴拉克，到卡扎菲，再到阿薩德，托爾斯泰説過，“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中東的不幸，至少給我們兩個啟示。第一，中東為什麼與現代文明錯失交臂？在歷史上，阿拉伯民族曾是一個優秀的民族，曾經開啟了代數學和三角學等科學學科。但在近現代史上，與西方世界遠隔千山萬水的東亞，日本開始了明治維新，韓國取得了驚人的現代化成就，中國在經歷了洋務運動失敗和諸多社會實踐後最終也走上了改革開放的道路，而與歐洲僅有地中海之隔的阿拉伯世界似乎一直未能駛上現代化的航程，這可能與其發現了豐富的石油礦藏不無關係，即所謂“資源詛咒” 。第二，文明的進步往往是整體性的和漸進式的，一個國家的文明水平很難在一夜之間實現躍遷。穆巴拉克年輕的時候是個改革者，不幸的是他幹了四十多年，老百姓不幹了，把他趕下了臺。選上來一個穆爾西，悄悄地還是想搞獨裁，老百姓又上街了。今天的開羅，和三年以前沒有太大的區別。近日，穆爾西的下臺和軍政府的上臺為中東亂局增添了一個最新的注腳。

　　觀察近年來的國際經濟金融形勢，還有一個無法回避的主題詞，叫做“瘋狂的貨幣”。2008年後的世界，圍繞著貨幣，演繹了一場“你方唱罷我登場”的博弈，先是美元的量化寬鬆，接著是歐元幾近崩潰，再到最近日元的無限量化寬鬆，貨幣貶值的競賽似乎方興未艾。

　　2011年底，北朝鮮的權力更迭，引發了世人對東北亞局勢的關注，過去一年中，我們發現，中國周邊的環境，首先是黃岩島，然後是釣魚島，然後是核試驗，樹欲靜而風不止，沒有最險，只有更險。在某種意義上，隨著中國經濟的崛起，迅速改變了世界地緣政治的版圖，在可預見的未來，國際環境的困難局面或將成為常態，對崛起中的中國，這是無法回避的“成長的煩惱”。

　　糾結的中國

　　中國經濟在過去30年中取得了非凡的成就，按照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斯蒂格利茨的説法，世界上還從未出現過如此大規模而又持久的經濟增長。我們目力所及的範圍之內，大部分能生産的東西，中國幾乎都成為世界第一，手機、電腦、DVD、電視機、洗衣機，等等，産量均居世界第一。中國成功地從一個落後的農業國，成長為“世界工廠”。我們這一代人，經歷過貧窮的年代，感受到了過去30年物質生活爆炸式的增長。這讓我們想起了狄更斯的一句名言，“這是一個最好的時代”。

　　但也正如他的名言所警示的那樣，事物往往有它的另外一面。今年以來，突如其來的霧霾使大家不知所措，在2013年的第1個月中，北京沒有霧霾的日子只有五天。但天氣糟糕的遠遠不只是北京。2011年世衛組織對全球近1100個城市空氣質量進行了排名，北京排名1035位，進入排名的31個省會城市中，海口排名最好，名列第814位。

　　近年來，中國創造了一個流行詞叫做“糾結”。今天的中國，可能最不缺的就是“糾結”，它幾乎成為我們時代的特徵。我們很容易在一個産品——iPhone5中觀察到這種“糾結”。2012年9月，這一邊，我們看到中國社會熱烈追捧剛剛出爐的iPhone5，在上市的第一天就搶購一空，於是很多人會不遠萬里飛到紐約去搶購，新浪上有一張新聞圖片，在紐約蘋果的旗艦店門口排隊的人群裏，中國人超過了1/3，這張圖片的標題叫“iPhone5在紐約開賣，美國因華人而笑了”；那一邊，在同一個月，我們看到，生産iPhone5的富士康，其在太原和鄭州的廠區接連發生騷亂。這個糾結的背後是中國在世界産業鏈中嚴重缺乏談判力。在iPhone5近400美元的價值鏈中，富士康只拿到不到7美元的加工費。郭臺銘是個資本家，富士康的管理也無疑存在著很多問題，但一個更加尖銳的事實是，其在全球産業鏈中僅有這樣的談判力，即使郭臺銘變成活雷鋒，大概也不夠分的。而我們大部分的企業，在世界産業鏈中的談判力，遠不及富士康。

　　同樣不缺“糾結”的，是2012年的國慶黃金周。這一邊，我們看到中國人民興高采烈地涌向全國各地的旅遊景點，以及世界各國的購物勝地，幾乎使中國的黃金周成為了世界的黃金周；那一邊，我們也看到，高速公路擁堵、車輛排起長龍，海灘上遺棄的垃圾須以噸計量，在風景名勝因為排隊加塞而撥刀相向，如此等等。這個時候有人去問大家“你幸福嗎？”，難怪會有人説“我姓曾” 。這個糾結的背後，凸顯了迅速前行的中國社會遭遇到的各種問題，基礎設施亟待改進，道德水平亟待提高，還有社會激增的期望值與經濟社會的進步速度之間可能産生的落差。

　　中等收入陷阱之謎

　　這種落差，或許能幫助我們理解經濟學上著名的中等收入陷阱之謎。所謂的中等收入陷阱，指的是當一國的經濟水平發展到人均GDP達到3000-4000美元之後，往往會進入一個矛盾多發期，比較典型的國家有阿根廷、馬來西亞、墨西哥等等。其中，最有名的是阿根廷。100年前的今天，1913年，阿根廷的人均GDP接近4000美元，隨後不幸地經歷了經濟停滯、民主亂象、貧富分化、腐敗多發、過度城市化、公共服務短缺、就業困難、社會動蕩、信仰缺失、金融體系脆弱等十大社會亂象。100年後的今天，阿根廷依舊步履艱辛。與阿根廷幾乎在同一起跑線上起步的美國，今天已經達到48000美元，兩者不可同日而語。

　　關於中等收入也有一些比較寬鬆的定義，例如世行有一種定義，人均800美元就算是中等收入。按照這種定義統計，1950年的時候，世界上就有將近100個國家跨入了中等收入門檻，但是60年過去了，將近90個國家沒有走出來。

　　經濟學界關於中等收入陷阱的研究著作汗牛充棟，但問題的本質可能比我們想象的要簡單。往往在經濟發展的早期，經濟的快速增長與社會的期望基本契合，甚至會超預期，但達到一定階段以後，經濟的發展可能會遭遇瓶頸。例如，要發展創新經濟，往往需要依靠教育水平的提高，科研水平的提高，法律體制的完善，資源配置效率的提高，等等。經濟學上稱之為全要素生産率的提高，而這個提高的過程是一個漫長的過程；而與此同時，社會期望值的增長不會止步，它往往會一日千里，往往會是線性的，或者是加速的。兩者的剪刀差，帶來了很多國家社會的失落乃至動蕩。

　　這可能是為什麼往往是在經濟發展到了一定的階段之後，而不是早期，社會容易出現問題的根源。當然，這個經濟增長的瓶頸期，或者飽和期、平緩期究竟是出現在人均GDP800美元還是1000美元、還是2000、3000、4000美元時，可能會因為國情或時代不同而有所不同，卻是任何國家發展道路上必經的一個階段。

　　2010年底，中國的人均GDP達到了4000美元，但在某種意義上，可以説是一隻腳已經跨入了中等收入陷阱的門檻，現在的問題是另一隻腳怎樣儘快地跨出來。我們清楚地看到有些問題在我們的社會已經顯現，需要面對的是，怎樣以最快的方式平穩地渡過這麼一個危險的階段。

　　或許，唯一正確的答案應該是，加快改革的步伐，加快經濟社會發展的步伐，使之趕上社會期望值的激增。儘管管理社會預期也是國家治理的必要舉措，但在這方面努力的結果往往有很大的不確定性。

　　從中國社會內部的發展驅動力來説如此，外部亦然。

　　【釣魚島事件的偶然與必然】2012年，釣魚島問題在中日之間擱置60年之久，突然浮出水面，似乎有點匪夷所思。我回憶起2006年去日本訪問，出席一個關於中國經濟和資本市場的國際研討會。當時中日關係正處於比較友好的時期。其實中日兩個經濟體之間的互補性比較強，日本資金富餘，技術也相對先進，但缺乏市場和增長的動力，而我們對資金和技術總體來説是有需求的，當時也正處於中國股市高歌猛進的時代，所以當時會上有大量的日本機構投資者對投資于中國趨之若鶩。我們在會上介紹了中國資本市場的情況後，他們都熱情地來和我們攀談。很驚訝的是會上還有很多日本的實業家，因為日本的市場前景不好，他們急迫地希望他們的企業能被中國企業家並購。

　　訪日期間，我們利用空閒時間，與在東京的中國留學生做了一些交流。有一位在日本工作生活了很多年的留學生説，日本社會有兩種人，反差非常鮮明：一種對中國非常友好，願意促進中日之間的友好交往和經濟融合；而另一些人，對中國經濟的快速發展非常恐懼，他們擔心，如果某一天中國經濟總量超過了日本，日本人將永遠生活在一個強大中國的陰影之下，他們對這個前景感到不寒而慄。2006年的時候，所有人覺得這樣一個前景還比較遙遠，沒有想到，兩年之後爆發了一場國際金融危機，2009年中國經濟總量就超過了日本，這一前景提前成為了現實。儘管釣魚島事件的直接誘因，是日本右翼政客的短期政治投機行為，但從野田政府的購島行動，到石原慎太郎的極右言論，再到安倍右翼政府的當選，其背後多多少少折射了日本社會的某種民族心理，釣魚島事件的出現應該是偶然中的必然。

　　釣魚島事件，也折射了在相當長一段歷史時期裏中國將面臨的國際環境。今天的中國，和歷史上的另外一個國家有點兒相似，那就是100年前的美國。過去若干年，國際社會此消彼長不斷出現“中國威脅論”，而100年前，世界上最流行的理論叫“美國威脅論”。1900年前後，美國正以最快的速度超越歐洲，當時歐洲遏制美國的急先鋒是德國和英國，而英國跟美國還是同祖同宗。當然，他們和美國的關係也不是一種簡單的遏制，遏制不住還要跑過去投資，分享成長，所以是一種忽冷忽熱的鋸齒般的關係。

　　歷史給我們很好的啟示，我們由此可以想見，在中國未來發展的幾十年中，與很多發達國家之間也會是這麼一個複雜的拉鋸式的博弈關係，既不會天天是蜜月期，也不會降到冰點。中美關係就是如此。我們的領導人訪美，雙方氣氛非常友好，但一回來，美國總統可能就會見達賴，前後也就相差不過一個星期。美國總統到中國來訪問，也相談甚歡，但一回去可能就台灣軍售。這背後是兩種政治勢力和政治情緒的博弈。中日關係也是如此，降到冰點後有時也會有轉暖的跡象，你會發現，右翼的野田政府突然會任命兩位中國通的大臣，以示友好。

　　在這種局勢下，無論是面對社會激增的期望，還是應對世界的壓力，對今天的中國來説，最重要的是自己堅定不移地成長，保持發展，保持穩定，推進改革。

　　每天晚上電視上關於釣魚島事件的討論很多，我聽過一位國際關係研究所所長的觀點。他説，我研究了中日關係30年，相對於中國自身的改革和發展來説，中日關係只是一個小問題，如果我們能把13億人的問題解決好了，中日關係就不再是問題。當然，這是他的一家之言，但有一定的道理。如果中國能夠堅定不移地向前發展，經過一段時間，我們的談判力就又會有所不同。當然，與此同時，與其的鬥爭和博弈也是必須堅持的，這兩者並不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