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企發展，市場競爭純粹企業(新國企 新起點之二：體制篇)

　　人民日報：國企完成蛻變 創造讓國人無比自豪(新國企 新起點之一：佈局篇)

　　本報記者 左 婭

　　國有企業新興際華集團共有約8萬人，但總部只有58名員工。如今的國有企業，早已不是“機構臃腫、人浮於事”。

　　國有企業中冶科工集團投資失誤，國資委啟動了追責程序。如今的國有企業，早已不是“幹好幹壞都一樣”。

　　國有企業中國建材集團，每次兼併都採用股權交換的方式。如今的國有企業，正在帶動越來越多的民營企業並肩發展、共同致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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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的國企，已是脫胎換骨的新國企。最重要的標誌，是管理體制的改變。

　　今天的國企，已是市場主體的新國企。很顯著的變化，是經營方式的轉變。

　　經過三個階段的改革，國有企業實現了政企分開、政資分開

　　提到國有企業，有些人的印象還是“負盈不負虧，政府全兜底”。在計劃經濟時期，國企的確如此。那時候，國企的特點在“國”——國企是行政機構的附屬物，政府部門直接插手企業經營管理，企業生産什麼産品、生産多少、賣給誰、賣多少錢都要上報主管部門決定，賠了賺了都是政府的，對員工沒有淘汰機制，虧了錢照樣給員工漲工資。

　　然而，改革開放以後，計劃經濟時代的國有企業管理體制就顯得與市場格格不入了。也正是從那時起，國有企業管理體制改革拉開帷幕。國資委首任主任李榮融介紹，國有企業改革大體經歷了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從改革開放一直持續到上世紀90年代初。其間，通過擴權讓利、實行承包經營責任制等措施，國有企業實現了所有權與經營權的初步分離。

　　然而，走向市場的國企又暴露出很多新問題——社會負擔重、歷史包袱多、冗員嚴重。為了解決這些問題，黨的十四屆三中全會作出《關於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明確提出要建立適應市場經濟要求，産權清晰、權責明確、政企分開、管理科學的現代企業制度。這成為第二階段國企管理體制改革的起點。

　　2000年前後，黨中央、國務院下定決心，撤掉了國有企業頭上的政府主管部門，輕工部、紡織部等成了協會，只管行業不管企業。

　　但新問題又隨之産生：主管部門沒有了，誰來代表國家管理國企？實際上，對國企而言是走了一個“婆婆”，來了一群“婆婆”：財政部管錢，經貿委管企業生産經營……

　　“婆婆”太多，企業運營流程十分繁瑣，有時上一個小項目，要蓋十幾個章，常常是項目審批下來了，市場時機也錯過了。李榮融回憶，他在企業工作時，就有過兩個項目審批8年的經歷。人們對國企“辦事拖遝、效率低下”的印象也多是來自那個時期。

　　“婆婆”太多，卻沒有人真正對國有資本保值增值負責。國資委副主任邵寧説：“那時候，誰都可以名正言順地過問企業內部事務，可一旦企業做壞了，誰都沒法承擔責任，因為責任説不清楚：到底是管人的沒管好、管事的沒管好、還是管資産的沒管好呢？”

　　因此，雖然這時國有企業名義上已經和政府部門分離，但是實際上仍然是虧了錢就去找政府，而政府就只好下令銀行給企業貸款。最典型的例子就是“餃子貸款”：快過年了，企業發不出工資，就向政府伸手，政府就會讓銀行給企業貸款。

　　十年前國資委的成立，真正給國有企業“斷了奶”。黨的十六大提出國有資産管理體制改革。2003年，國家和省、市三級國資委成立。國有資産出資人初步到位，從政府機構設置上真正實現了政企分開、政資分開。這個時候，國有企業的特點向“企”偏重，真正成為了市場的法人實體和競爭主體，改革的目標也轉向了增強國有經濟的活力、控制力和影響力。

　　從“婆婆”變“老闆”，採用市場化手段管理國有資産

　　各級國資委的成立，從機構設置上實現了出資人到位，給國企管理體制帶來了前所未有的變化。

　　國資委的成立，基本解決了長期存在的管資産與管人、管事脫節的問題。“通俗地講，就是國有資産保值增值有了唯一責任人——如果國有企業經營的不好，就要打國資委的板子。”邵寧説。

　　而這個“責任人”，又與企業以往的“婆婆”們大不相同。國資委是受國務院委託依法履行出資人職責的機構，根據《企業國有資産監督管理暫行條例》規定，國有資産監管機構不行使社會公共管理職能，政府其他機構、部門不履行國有資産出資人的職能。作為出資人代表，國資委所關心的是投資回報，是項目賺錢不賺錢，當然還有企業是否履行了社會責任。而至於企業投資項目對公眾會有哪些影響，比如環保、安全、産業政策等，則是政府部門的職能範疇。國有企業和其他所有制企業一樣，接受政府職能部門的監管；也和其他所有制企業一樣，只要符合國家法律法規，上不上項目應該由出資人説了算。

　　“以前政府既是出資人又管公共事務，既當裁判員又當運動員，這也是一些部門和地方出現腐敗的體制性原因。而政府公共管理職能與國有資産出資人職能相分離，政府公共管理職能加強了，同時國有資産出資人的職能也會得到加強。”李榮融説。

　　最顯而易見的體現，是國資委不直接插手企業生産經營活動，而是採用市場化手段管理國有資産，嚴格限定以股東方式履行出資人職責，充分尊重企業法人財産權，充分尊重企業自主經營權。“對國有企業而言，國資委不是‘婆婆’而是‘老闆’。”國資委研究局局長彭華崗説。

　　這個“老闆”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清産核資，摸清家底。在此基礎上，它又和所有“老闆”一樣，建立了一套業績與獎懲緊密挂鉤的考核體系，並制定了一套監管制度，包括財務監管、監事會監管、産權監督等。“中央宣佈我是第一責任人，責任光是我扛那是不行的，我沒那麼大本事。這個責任必須落實，必須傳遞，核心就是建立公平、公正的企業國有資産經營業績考核體系。”李榮融曾經這樣説道。

　　考核不僅起到了激勵約束作用，而且還引導著國有企業的發展方向。2010年開始，國資委全面實施了經濟增加值(EVA)考核。經濟增加值，是指企業經營利潤在扣除全部資本成本之後的所得。企業只有利潤高於資本成本才能為股東創造價值。實行EVA考核之後，國有企業開始有了資本成本的概念，企業管理、分配、使用資金的效率更高，而且從銀行貸款更謹慎。企業盲目擴張、非主業投資的衝動得到了有效抑制，國有企業更注重發展的質量和效益，更注重可持續發展。

　　所有者的收益權如何體現？在過去，國企經營困難，根本談不上國有股東的收益。而隨著國有經濟佈局和産業結構戰略性調整，我國建立起國有資本經營預算制度。李榮融説：“沒有國有資本經營預算，就無法兌現出資人的收益權，國有經濟佈局結構也很難調好。”2007年起，國有企業開始上繳紅利，讓更多人分享國企發展的成果。

　　自主經營、自負盈虧，新國企逐步成為真正的市場主體

　　新的管理體制，成就了“新國企”。

　　新國企擁有更多的自主經營權——

　　國資委只定戰略不管戰術，在主營業務範圍內，企業上項目可以自主決定。“舉個簡單的例子，比如説國有化工企業投資一個化工項目，不管投資規模多大，都可以由企業自己做主，但它要做非主業投資，比如要造飛機，就得跟國資委商量，必須經過國資委同意。”彭華崗説。這不僅簡化了企業運營流程，大大提高了國有企業運行效率，而且還實現了投資決策責任清晰化。

　　新國企自負盈虧，不吃偏飯，也不再拖累國家財政——

　　如今，政府部門無權干預企業運營，也就無權強求銀行出錢救企業了。而國有資本經營預算制度的建立，使社會公共收支預算與國有資本經營收支預算分離，公共財政只補貼承擔公共服務職能的企業，其他國有企業徹底沒了財政“偏飯”。加之國資委作為出資人，如果哪個國有企業經營不下去了，為了實現國有資産整體保值增值，就要壯士斷腕、撤資止損。“現在國有企業的情況是，如果經營不好，該倒閉就倒閉。”邵寧説，“華源、三九這些國有企業就都倒閉破産了。”

　　新國企産權結構更多元——

　　沒了財政偏飯，企業要發展，錢從哪來？國企如今和其他所有制企業一樣，只有向市場要資本：有的在境內外上市；有的引入了國內外戰略投資者；還有的企業，在二級公司中與民企、外企進行股權置換，實現了國企、民企、外企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邵寧説：“我們現在做的，是使競爭性的國有企業通過上市實現多元化，使它變成公眾公司。這能使這些企業徹底市場化，徹底多元化，而且使這些企業的國有資産徹底資本化，這樣流動性就非常好，進退都非常容易。”

　　自主經營、自負盈虧、加之考核體系的激勵約束，令新國企煥發無限活力：中化集團下屬的遠東宏信公司只有2000人，卻創造了超過20億元的利潤，人均利潤超過百萬元，達到了國際水平；中國建材集團按照市場化方式推進聯合重組，吸納了480多家不同所有制企業，退出了218家劣勢企業，內部結構大規模調整；憑藉適銷對路的品種和獨有的價格優勢，神華集團的煤化工聚烯烴産品在電子交易網站掛牌1小時就被搶購一空……活力充沛的國有企業，是全國人民最寶貴也最具升級潛力的財富，為中國走向共同富裕奠定了重要物質基礎。

　　延伸閱讀：

　　國有企業改革是經濟體制改革的攻堅戰。國有企業改革按照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要求，從以往的放權讓利、政策調整進入到轉換機制、制度創新的階段。大批國有企業建立現代企業制度試點，推行公司制、股份制改革，為建立現代企業制度進行了有益探索。2012年11月，十八大報告就深化國有企業改革等主題作了深入闡述，受到了中央企業系統的十八大代表和社會各界的廣泛關注。

　　國企改革面臨矛盾：

　　矛盾一：

　　第一個矛盾是國有企業“所有者虛置”與市場競爭對所有者作用要求提高之間的矛盾。所謂“所有者虛 關注國企改革置”不是説沒有法律上和形式上的所有者，而是指這樣的“所有者”不能切實負起應有的責任。這是傳統體制遺留下來的老問題，但在市場競爭趨於激烈的新環境下，對所有者的要求提高了，所有者的“質量”不同，企業競爭的後果便會有大的差別。這一點經常被用來解釋國有企業經營不善、持續虧損等現象。分析近年來國有企業大面積虧損原因，人們甚至有理由對國有企業的領導人是否存在明確的盈利動機表示很深的懷疑。這是一方面的情況。

　　矛盾二：

　　第二個矛盾是國有資本事實上的部門、地區所有與生産社會化程度提高之間的矛盾。國有資本名義上或法律 關注國企改革上歸國家所有，大多數實際上是部門、地區所有，已是不爭的事實。在非市場化的環境中，國有資本要有運營的實際可能性，“條塊分割”是無法避免的選擇。對“條塊分割”的弊端，已有諸多分析，如人為割斷生産經營內在聯絡、重復建設和地區封鎖等。在企業規模擴大、分化加劇的新形勢下，“條塊所有”至少又帶來了兩方面的突出問題。一是“條條”和“塊塊”越來越難以對迅速擴張的優勢企業提供足夠的資金支持，特別是直接融資的支持，同時對在競爭中失敗的劣勢企業越來越難以在自己的行政勢力範圍內予以消化。二是“條條”和“塊塊”在自己的行政範圍內越來越難以提供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稱職的企業家人才。撇開其他問題不論，這意味著隨著企業規模的擴張，原有的所有者在貨幣資本和人力資本上都出現了“短缺”。如果説西方國家曾存在私人、家族及合夥人資本佔有與生産社會化之間的矛盾的話，我們的經濟中目前也出現了明顯的“條塊所有”與生産和資本經營日益社會化之間的矛盾。這兩種情況雖然在具體國情和所有制性質上有很大差別，但所有制形式的封閉性和狹隘性上卻有類似之處。在西方國家，矛盾一定程度上通過企業股權結構的“公開化”、“社會化”，即通過對外擴股包括企業上市加以緩解的。我們所面臨的“條塊所有”所帶來的矛盾，也需要而且只能通過股權結構的開放和流動得到解決。

　　矛盾三：

　　第三個矛盾是國有經濟戰線拉得過長與隨著市場競爭的擴展而出現的“市場失效”問題之間的矛盾。準確地 關注國企改革説，在改革前和改革初期，這個矛盾不可能突出，甚至不足以成為問題，因為當國有經濟一統天下時，不存在其“戰線過長”的問題，當市場經濟未得到大的發展時，也不可能存在“市場失效”的問題。這個矛盾一旦突出起來，一個隱含的前提就是市場經濟已經得到了相當程度的發展。近來強調國有經濟縮短戰線、調整結構，就是以市場經濟在我國的資源配置中開始發生基礎性作用，特別是競爭性行業的市場競爭加劇為背景的。在這一背景下，國有經濟在競爭性領域並無確定的優勢可言，雖然也可以找出具有競爭力、表現優秀的國有企業，但大多數企業卻陷入困境。在另一方面，僅靠市場力量管不了、管不好和不願管的事情大量增加，矛盾逐漸突出，如何把有限的國有經濟資源按照優先順序轉移到最需要從而也是最能發揮作用的領域去，就成為緊迫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