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是否應該發展對外援助？這本來不是問題，卻在近年的部分網絡輿論中成了一個問題。中國總體上仍然是個發展中國家，國內還存在不少貧困地區和貧困人口，某些受援國後來對華關係發生變化……所有這一切，都被批評者引為指責中國對外援助“打腫臉充胖子”、“形象工程”的口實。其實，即使不考慮人道主義等價值觀念，僅僅從我國自身生存和發展的需要來看，對外援助都是必要的。

　　回顧歷史，我們可以看到，新中國對外援助幾乎一開始就有。對外援助對中國突破外部封鎖發揮了不可替代的關鍵作用，廣大新生發展中國家政府和人民正是從中國援助中認識了中國，了解了中國，與中國加深了關係，這才有了後來的中國“被非洲兄弟抬進聯合國”。當我們在享受今日中國的國際地位乃至和平時，我們需要明白，我們享受的這一切並不是從來就有的，也不是我們無所作為就可以永遠享有的。

　　全面貿易禁運的日子雖然已經遠去，今日中國的生存和發展依然少不得對外援助。從生存視角來看，作為世界第二經濟大國，倘若中國不能積極參與對欠發達國家、最不發達國家的支持，幫助其尋求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之路，那麼，在充滿混亂和蕭條的經濟怒海之上，我們不能指望一個繁榮的中國孤島能夠長久倖存。

　　從發展視角來看，即使是早在改革開放之前的對外援助，在較長時間跨度上考察，也仍然為改革開放後中國與這些國家在市場基礎上的經貿往來奠定了基礎設施、人緣網絡等各方面基礎，更不用説今天的對外援助可能為中國創造多少未來的市場了。

　　我們的出口要降低對發達國家市場的過度依賴，我們要提升我們的出口商品結構，我們需要來自發展中國家的豐富資源支持我們的工業化進程，我們需要開展海外直接投資以改善我們的對外資産結構……要開展這一切工作，我們在發展中國家市場面臨著基礎設施嚴重滯後、資本短缺、人力資源技能不足且紀律渙散等重重障礙。

　　要解決這一切艱難險阻，我們需要充分運用官方發展援助這件公共服務工具，為我們的企業在海外市場施展身手鋪砌“入場通道”，建設“競技舞臺”。將欲取之，必先與之；這是世間常規。

　　在更高的層次上，中國想贏得更大國際話語權，如果中國不能表現出一個負責任大國的責任感，如果中國不能用實際行動表現出願意與別國分享繁榮，那麼，無論是正常的個人還是國家，沒有哪個會喜歡葛朗臺，更沒有哪個會對他心悅誠服，衷心追隨。我們要精明，但不能為此而犧牲高明。在這個問題上，有些指責中國國際形象不好、不負責任的人，同時也激烈抨擊中國對外援助，這樣就未免有“為反對而反對”之嫌了。

　　現在，個別接受了中國較多的援助的國家在對華經貿中提出了較高的要求，對當地中資企業的要求提高更為明顯，有些主張已經明顯超越了公認的國際經貿規則和中資企業的承受能力。但這樣的經濟爭執大多數可以無需上升到政治化層面，冷處理，讓市場行情的變動教育對方深化理解客觀經濟規律，這樣的做法副作用更小。

　　今天，我們的對外援助具體形式、方法需要不斷更新，但不能讓“葛朗臺思維”綁架中國對外援助，犧牲中國發展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