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撰稿人、時事評論員 黃碩

　　2012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週末在北京舉行。會議強調，要牢牢把握擴大內需這一戰略基點，培育一批拉動力強的消費增長點，增強消費對經濟增長的基礎作用。在拉動國民經濟的投資、消費、出口“三駕馬車”中，中國的投資與出口總是“跑得太快”。隨著國際經濟危機進入深層次調整期，外需持續疲軟，投資亟待消化，擴大內需成為經濟未來新增長點。

　　早前，中共十八大報告提出，到2020年，實現國內生産總值和城鄉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未來十年，如果中國經濟能夠繼續保持7%以上的增長速度，政府保障國民能夠充分就業，國民收入倍增就會實現。國內民眾收入的增加有利於培育消費新增長點，從而切實起到拉動內需的作用。

　　在日常生活中，職工工資增長，既關係到每個人的荷包，又事關“擴內需，穩增長”的經濟大局以及收入分配體制改革的成敗，因此“如何漲工資”引起普通百姓和社會輿論的廣泛關注。十八大報告提出的2020年國民收入倍增計劃許下了美麗願景，但如何才能實現“收入增長翻一番”呢？

　　改革開放以來，隨著鐵飯碗逐漸被打破，大部分“單位人”成為“社會人”，工資也從級別制變成市場化的協商制。市場化的工資制度，極大地解放和優化了人力資源，激發了人的創造力，促進了經濟和社會的發展。

　　然而，近些年來，收入分配領域的問題也日漸凸顯。以企業與居民的收入分配格局論，勞動者工資增長趕不上企業利潤增長成為一個突出現象，企業財富明顯向資本傾斜。在發達國家，工資一般會佔企業運營成本的50%左右，而我國則不到10%。發達國家勞動報酬在國民收入中所佔比重一般在55%以上，在我國則不到42%，並呈逐年下降趨勢；資本回報的比重卻節節上揚。普通勞動者工資增長緩慢，成為貧富差距拉大的重要原因。

　　不能説政府對此不重視。我國已建立最低工資制度，今年以來，全國已有13個省份進行了最低工資標準的適度調整，平均上調22.8%；不少地方政府也多次要求企業給職工漲工資，但由於勞動力和職工工資早已實現市場化定價，政府往往鞭長莫及。

　　問題的核心在於，勞動者缺乏勞動力的定價權。一項調查顯示，100%的勞動者期望漲工資，但知道如何與老闆“談薪”的人只佔7.2%。在市場經濟制度下，勞動力的定價權必須由市場來行使，即建立起勞資雙方的談判機制(如“集體協商”)，為此勞資雙方都需要有自己的利益組織。只有這種利益組織足夠發達，加上他們之間通過談判機制充分博弈、相互制約，才能形成正常的工資增長機制。在成熟的市場經濟國家，在勞資博弈中為勞方代言，維護勞方權益、協調勞資關係的組織，即是工會。但我們的工會要在這方面大有作為，還任重道遠。

　　不過，即便國家通過政策強制性將最低工資標準提高至當地城鎮從業人員平均工資的40%，在身份體制限制下，能否解決收入差距過大的問題仍有待觀察。目前，多數地區的最低工資標準達不到當地平均工資的40%，比如廣州將最低工資標準調整至1300元，也只是當地在崗職工平均工資的27%，如納入私營企業員工等人員工資計算，也只有30%多。而且即便是以每年增長13%以上而言，以1000元為基數，連漲5年後將接近2000元，低工資的勞動者會有事實上的“五年倍增”。但相應的城鎮居民收入會漲得更多，收入差距過大的難題依然無解。

　　根據規劃，“十二五”期間，我國將加快形成合理有序的工資收入分配格局，促進職工工資水平合理較快增長，遏制並逐步縮小不合理的工資差距，基本實現職工工資特別是農民工工資無拖欠。為完善企業工資收入分配製度，國家將積極穩妥擴大工資集體協商覆蓋範圍；加強對部分行業工資總額和工資水平的雙重調控，縮小行業間工資水平差距。

　　在筆者看來，政府應建設覆蓋社會範圍較大的“漲工資方案”，即一攬子收入增長政策，把調高個人所得稅起徵點、較大範圍地提高社會工資、建立對低收入階層的補貼保障機制、提高住房貨幣補貼的標準等措施納入方案裏。在方案形成的過程中，制定者需要徵求社會各階層的意見和建議，保證“漲工資方案”的科學性和可持續性。因此，未來幾年，哪部分群體更應該漲工資，哪部分群體工資增長步伐應邁得更大些，值得仔細探討、研究。

　　作者簡介：黃碩，和訊網專欄作家，央視網經濟臺財經評論員，演講組織（The Speakers Group）高級媒介主管，陳復生基金理事，媒體人，北京自由撰稿人和時事評論員。他在BBC中文網、聯合早報網、China Daily（中國日報）及其網站、Global Times（環球時報）、China.org.cn（中國網）等國內外多家媒體上發表時評文章，並在中國國際廣播電臺（CRI）的China Drive節目中對熱點話題進行點評。作者郵箱：larryhuangshuo@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