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服務業作為經濟增長的主要推動力不現實”

　　21世紀經濟報道 定軍

　　有人戲稱，北大光華管理學院應該改名。

　　原因是，目前該學院學的專業是管理，但是畢業從事金融行業居多。因此有從該校畢業的專家認為，不如將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改名為北京大學金融學院，“這個應該是管理學院的悲哀”。

　　這使得中國社科院學部委員、工業經濟所所長金碚感觸很多。在他看來，由於金融從實體的工業經濟抽血，工業經濟過去低工資、低資源能源價格、低土地成本的發展模式，已經不太可能存在。

　　“這條路再走下去是不可持續了。”金碚在6月15日“探尋中國增長新支點”BMW中經智庫走進商學院啟動儀式上説。

　　此前數字顯示，2011年前三季度，全國規模以上工業企業實現利潤3.68萬億元，不到銀行同期利潤40萬億的1/10。

　　金碚認為，中國經濟到現在為止唯一能夠和外國比一比的其實只有工業。工業推動中國成為第一製造業國家和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目前，工業領域的改革超前于金融行業等各個相關領域。未來則需要在社保、環境保護、技術監督、銀行、金融等方方面面加快改革，完善體制機制，才能為實體經濟的發展創造一個良好的環境。

　　在今年5月28日，金碚曾就中國特色新型工業化道路和推進經濟結構戰略性調整等問題，在政治局集體學習時進行了講解。

　　不要輕言服務業比重低

　　3D打印是否帶來新技術革命尚待觀察

　　《21世紀》：多年來國家提出加大産業結構調整，但是第三産業比重難提高，而工業中高技術産業比重也難以快速提升，一些高端的鋼材或造船産業發展不理想，而一些低端的建築業卻發展得特別好。您如何看待這個問題？

　　金碚：我們通常存在一個誤解，認為高技術産業就有高利潤。其實不然。什麼産業有高利潤？第一是你能做而別人不能做的産業；第二，是你比別人做得好産品。並不是你有技術你就一定有高利潤，如果其他人也有技術，你有技術照樣沒有高利潤。所以，所謂低端的産業也可以産生很高利潤。比如説美國的麥當勞當然是低端，可口可樂當然是低端，還有牛仔褲當然屬於低端産業，可他們仍然非常強大，很賺錢。那是因為你做不過他們。

　　作為企業不能被低端、高端、技術高、技術低等混淆。這些説法只是我們在政策上或者是學者在進行問題的分析上産生的概念。對於一個企業來講，把自己的行業做精做細，做到與眾不同，自然就能産生利潤。

　　《21世紀》：英、德、美能在過去成為世界強國，與蒸汽機、柴油機，以及電的發明有關，我們如何在下次科技革命中佔領前沿制高點？

　　金碚：這就要求在企業、實業界要有非常執著專注的、做好自己産業的工業精神，要形成一種製造文明的精神。搞製造業不要見異思遷，哪賺錢就到哪去，而要把自己的本分做精做細，做到與眾不同。只有這樣才能在堅實的工業素質基礎上去尋找高端的技術突破。如果沒有好的工業素質，去突破高新技術根本沒有什麼意義，反而可能會出現很大的問題。所以，夯實中國整個的工業基礎培育優良的工業素質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

　　《21世紀》：有人説3D打印會是新的技術革命，這是否使得工廠以後不存在了，是新的發展業態，您對此怎麼看？

　　金碚：很多人問過這個問題。3D技術其實早就有，以前最初是運用在設計上，現在3D可以製造，並且大幅度改進工藝過程，而且可以使産品由標準化向個性化發展。但是我個人認為，這只適合運用於局部的工藝改善，不可能用於所有工業産品的全部生産過程。目前3D技術比較有效的用途是運用於模具的設計和製作方面。以後是不是大批量使用3D製造技術，我個人認為尚待觀察。

　　《21世紀》：多年來我們提出走新型工業化道路，也提出不要走先污染、後治理的路子，實際情況與過去的西方國家走過的工業化道路有區別嗎？到底什麼是新型工業化道路？

　　金碚：這個問題要分兩個方面來説。第一，是整個世界（包括中國）目前所處的工業化時代，仍然是化石能源為基礎的一個時代，這個時代沒有過去，所以我們不能脫離這個工業化的基本現實，完全另搞一套。中國發展工業的技術路線與發達國家基本上是一致的，也就是某種程度上來説，我們必然要走資源消耗比較多的道路。

　　但是在中國這樣一個國家，完全依靠資源投入來發展又是不可持續的。所以要解決在以化石能源為基礎的工業化時代如何走新型工業化道路的問題。

　　新型工業化要求更加有效地利用和節約資源，要保護環境問題，要注意更好地利用勞動力資源，這些都是中國經濟發展到一定高度之後要面對的問題。剛開始，這些問題可能並不突出，但隨著經濟規模的擴大，資源消耗越來越多，對環境的影響越來越大，這些問題就更加突出了。目前走新型工業化道路面臨著比較緊迫的形勢。

　　應該説，中國工業正在向積極的方向轉變，很多地區和過去所做的已經不太一樣。比如説在選擇項目的時候越來越注重環保，注重資源利用的效率提高，更加注重節能和低碳等。

　　《21世紀》：多年來我們提出要提升服務業發展比重，但是一直難以提高，十一五提高3個百分點比重也未完成，這是不是與我們仍處於工業化中期階段的水平有關？

　　金碚：這本質上涉及到第二、第三産業比重的關係問題。産業比重是運用統計方法計算出來的，運用不同的統計方法可以得到不同的結果。比如説，我們如果按照一般國家一、二、三次産業最常用的統計指標即就業人數來計算，那麼，工業不到30%，比重最低。農業40%多，服務業是40%多，農業就業的比重最高。

　　如果用價格來統計，價格有兩種，一種用現行的價格進行統計，那麼工業比重最大，服務業比重相對偏低，為40%多，農業大概為百分之十幾。但如果我們用購買力平價或者用不變價來統計，那麼，工業的比重是30%多，服務業的比重為50%多，即工業和服務業的比重同許多發展中國家大致相近。所以，三次産業比重的多少取決於你採用什麼樣的統計方法來計算。

　　第二個問題是，在現階段三個産業中的哪一個是主要推動經濟增長的動力。我可以非常確切的説是第二産業，因為它能夠真實地增加産品的供應。第三産業也能夠加快發展，但是從全國範圍來講，在現階段，第三産業的增長對於經濟增長的貢獻要超過第二産業是不可能的。全世界國家的經驗告訴我們，如果哪一天第三産業作為經濟增長的主要推動力，經濟增長率就會大幅度下降。

　　由於勞動生産率的大幅度提高，第二産業的産品在總體上是降價趨勢，第三産業的産品總體上是漲價趨勢。所以，雖然第三産業本身的真實的增長不會很快，但是它的比重會有所提高，原因是第三産業的服務會相對漲價。第三産業的比重提高，不是個值得擔憂的問題。

　　那第三産業如何發展？我認為，必須是在第二産業的經濟活動中分解出來變成第三産業，那時第三産業的比重才能夠增加。寶馬公司營銷高級副總裁戴雷講了一個非常明顯的例子。有人問寶馬汽車在二三線城市推廣中，最大的障礙是什麼。他回答説，是缺少能夠進行銷售、維修和售後服務的人，這部分人的工作屬於服務業，但它是在製造業高度發展的基礎上從製造業中分離出來的，是專業化的結果。這就説明，在實際的生産中要將製造業的文明注入到服務業之中，這樣才能夠有第三産業的勞動生産率的提高，這是一個循序漸進的過程。

　　在中國的現階段，要指望服務業作為經濟增長的主要推動力，是不現實的。因為經濟增長是指真實産品的

　　增長，通過不變價統計。如果用現價統計，服務業比重會提高，但很大程度上是因為漲價。比如理髮行業，過去可能是2毛錢理一次頭髮，現在20元一次，將來可能會變成200元一次，但是第三産業真實的産值並沒有像現行價格所表現的那樣增加。所以不要輕言服務業比重過低，製造業比重過高。依我的觀察，中國服務業比重並不很低，至少是絕對要遠遠高於現在用現行價格統計的比重。

　　《21世紀》：現在美國等發達國家提出再工業化或者再發展一些製造業。如您剛才所講，服務業比重變大，GDP增速要降低，中國能對它們的發展産生影響嗎？

　　金碚：我覺得它不大可能大幅度提高發達國家製造業的比重。但是它的一些新的製造業，特別是新型的産業和一些産業的高端環節，應該説美國的政策會有相應的改變。現在已經有跡象表明有些産業，在跨國公司佈局和全球産業鏈方面都有回流美國的變化，一些新興的産業會在發達國家發展得比較快，這是完全有可能的。

　　但是從現行價格來計算比重則是另一回事。我們説發達國家的製造業比重在下降，其實它們的製造業也在增長。只是説製造業的增長沒有服務業增長得快。而服務業的增長（準確地説是比重的提高）很大程度上是漲價，是依賴價格因素。所以不能認為它是真實的增長。

　　而當服務業成為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時，整個經濟增長率必將顯著降低。在各國經濟發展史上，我們很少能見到主要由服務業增長推動的經濟高增長現象。

　　“服務業作為經濟增長的主要推動力不現實”

　　現在有的學者寫第三次工業革命，認為有兩個東西，即可再生能源和互聯網可以支撐整個産業，我覺得這樣的想法過於簡單。它只會在一些工業的製造環節上産生革命性的影響，而非全局性的。認為可以依賴3D打印方式來進行大多數産品的製造，這是一種對工業發展缺乏耐性的想象。

　　金融應為實業服務，而非抽走資源

　　《21世紀》：您過去講産業空心化，製造業空心化，現在製造業發展也不如房地産和銀行，但這好像與政策導向有關。發展製造業需要國家在政策和體制上進行相應調整？

　　金碚：加快金融體制的改革。金融發展應該為實體經濟服務，實體經濟沒有金融支持也發展不起來，問題在於金融要服務於實業，而不是將資源從實業中抽走，導致實體經濟沒有錢也缺乏資源，所以這是一個體制問題。

　　《21世紀》：中國在國際發表的論文世界第二，但是很多創新的産品依然是處於“鎖在抽屜裏”的狀態，難以轉化。您認為中國應該怎樣突破這一問題？

　　金碚：總體上有兩個問題。第一個是過程，中國從三十年前的一個落後國家發展到現在，發展很快，其實在這個過程中是有創新的。創新很多體現在一般製造環節，在模倣中創新，創新中模倣，現在我們的産業發展進入到一個相對高的平臺，必然有部分企業是進入高端發展，

　　第二是從機制上講，體制機制依然存在很多問題。中國最缺的是創新機制和體制，對於創新，政府基本上採取所謂的優惠政策、給特殊政策來激勵。這種辦法在一定歷史階段有作用，但是未來依靠這種辦法去發展是行不通的。我們要讓企業間在相對寬鬆的經營環境中進行公平競爭，從而實現企業的創新。而不僅僅是依靠國家選項目、國家確定重點、國家給予優惠，這樣的做法並不利於創新文化的整體發展。中國最缺乏的是創新氛圍，政策要走向普惠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