謝昱航

　　在湖南省長沙縣，教師工資單上有一項固定扣款，名曰“捐款”。據部分教師介紹，這項捐款叫“一日一元捐”，即一天捐一元，一年就是365元，去年提高到400元。長沙縣所有中小學都這樣收取，而且進行了很多年。長沙縣慈善會會長彭三明解釋説：教師按道理是覺悟最高的，思想境界也最高，不該在乎這三四百元錢。(《北京晨報》9月1日)

　　這種“一日一元捐”當然不是捐款，而是攤派。一個鄉鎮教師月工資也就幾百元，平白無故地少了幾十元，他們能無動於衷嗎？攤派能進行很多年，實在是因為教師敢怒不敢言。會長認為教師“按道理覺悟是最高的”，這意味著，不出錢就覺悟不高，也就不配當教師——明裏是給教師們戴高帽，實質是威脅。當地政府正是憑著這一“殺手锏”，逼教師們就範。

　　“殺手锏”的威力來自公權力。“扣捐”完全是政府行為，民政局出主意給縣政府，縣政府佈置教育局，教育局命令各學校執行。依附於行政權力，與行政權力牽扯糾結，這是官辦慈善的典型特徵。

　　“郭美美事件”等一系列慈善醜聞被曝光後，公眾對中國慈善組織的信任度降低。業內人士表示，慈善組織的問題早就存在，而且不斷惡化，這次只不過是一次總爆發。這些問題的總根源在於慈善組織的管理體制，也就是慈善官辦。

　　慈善官辦，使得慈善組織的機構設置、管理模式、辦事方式，都明顯行政化、官僚化。慈善組織被納入事業單位編制，負責人由主管行政機關任命，享有行政級別和相應待遇；工作人員多“參公”管理，待遇有財政保證。這種體制性弊病，使得官辦慈善組織缺乏工作動力；一旦開展工作，必依賴政府配置資源，以行政化方式進行活動。而一些地方政府，很多事情往往要用慈善的名義來辦，所獲得的捐款捐物是用於解決政府的問題。這進一步加深了慈善組織和行政權力的關聯度。

　　據媒體報道，3月至5月，慈善組織接收捐贈總額62.6億元，而“郭美美事件”後，6月至8月的受贈總額降為8.4億元，降幅86.6%。長沙縣的“強捐”事件表明，官辦慈善要得到捐款，依賴的就是行政權力，而在中國，很少有權力辦不到的事情。

　　長沙縣的“強捐”事件並非個例。有調查顯示，廣東省內揭東等30多個地區的教師及公務員通通“被捐款”，款額少則50元多則上千元，而大埔等貧困縣，除了教育、公務員系統，事業單位和國有企業都是強捐的重災區。廣東省副省長劉昆就批評“建議捐款”、“號召捐款”、“向領導看齊捐款”等多種強捐行為。

　　權力撐腰，強行“扣捐”，還能叫慈善嗎？慈善長期被冒用、濫用，就會被搞得面目全非，公眾的慈善之心也會越來越淡漠。而社會是需要慈善的，很多處於困難的人需要幫助，更重要的是，慈善的根本是“善”，是靠大家發自內心的助人之心助人，在整個社會激勵善，傳播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