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荒緊逼 改革須頂層執行

　　近來，浙江遭遇了七年來最嚴重的電荒，50多萬戶次企業被限制用電。上海、江蘇、江西等地也出現了電力緊張局面。與此同時，今年的油荒比往年更早襲來，眾多民營加油站無油可加，中石化抱怨每煉一桶油就得虧損20美元，同時表態即使虧損也要保證供應。“五一”前後的另一個消息是，剛剛被平抑下去的房價又出現了反彈跡象。

　　這些年來，為解決電荒、油荒和高房價，政府使盡渾身解數，“為伊消得人憔悴”，但市場卻似乎總不領情，屢屢上演“種桃道士聲尚在，前度劉郎今又來”的一幕。

　　十幾、二十年前，另外一些事情也曾年年讓政府頭疼，例如補貼虧損國企的沉重負擔、資不抵債瀕於破産的銀行、捉襟見肘的外匯儲備。但最終，這些多年來一籌莫展的問題都解決了，因為政府從揚湯止沸轉向了釜底抽薪。

　　在國企的問題上，政府最初想搞好所有國企，結果越搞越糟不堪重負，中央財政一度要將十分之一的收入用於補貼虧損企業。痛下決心國退民進之後， 4000萬産業工人從無所事事中解放出來，由財富的消費者變為財富的創造者，大規模補貼虧損企業也成為歷史記憶。

　　在銀行的問題上，決心按市場原則重建商業銀行體系後，財政透支指令貸款等非正常不良貸款之源被斬斷，銀行業起死回生，並開始發揮獎優逐劣的資源配置者的本來作用。

　　在外匯儲備問題上，加入WTO這個劃時代的決策讓中國得以發揮其最大的比較優勢，西方資本與中國的勞動力結合，讓中國製造洪水般涌向世界。現在，令人頭疼的問題是過多的外匯儲備該如何打理。

　　鑒往知今，治理電荒、油荒和高房價，同樣應從治標轉向治本。

　　中國當下的電荒，並不是發電站裝機容量不足，事實上，發電公司的産能閒置還很嚴重。中國四分之三左右的電力是煤電，電荒源自煤荒，煤荒的主要原因是計劃電和市場煤在價格上無法對接；次要原因是監管當局對煤炭巨頭的價格共謀無可奈何。而要推行市場化電價，繼續推動電力體制的市場化改革又勢在必行。這些治本之策棄之不用，卻一門心思在價格管制框框內的“煤電聯動”上打轉轉，對解決電荒無異於緣木求魚。

　　油荒也是同樣的道理。治本之道是通過開放競爭來消除供應短缺，通過市場定價來消除價格扭曲。但現行的做法卻是死抱著石油行業的壟斷體制不放，同時要求壟斷企業來承擔本應政府承擔的社會職能。

　　高房價問題，政府花了三年時間，才認識到應該“市場的歸市場、政府的歸政府”，不再張冠李戴。從認識到行動，又花了三年時間。但保障房並非治本之道的全部，多元化的土地供應制度、財權事權相匹配的財稅制度、建設型政府向服務型政府轉型，是治本之道的其餘內容。

　　其實，無論是當年那些問題的治本之道，還是眼下這些問題的治本之道，核心都一樣，就是按市場經濟的原則辦事。什麼是市場經濟原則？開放、競爭、供求形成價格，價格引導資源配置。對轉型國家而言，在市場形成階段，政府需要承擔某些市場活動，但更重要的是建造監管體系、法治體系等市場基礎設施；第二階段，政府應退出市場活動，專心扮演監管者和市場秩序維持者角色。

　　1978年之後，中國花了20年左右理解並普及了這些市場經濟常識，到上世紀90年代末，這些常識已經深入人心，不僅學界基本達成共識，政界也深受其影響，從而使得中國的市場化改革在那些年得以順利實施。

　　很遺憾，這些來之不易的共識近年來逐漸模糊，正式文件的表述仍然是“發揮市場配置資源的基礎性作用”，但實際行動中卻越來越用行政取代市場，用管制取代改革。

　　2008年秋爆發的美國金融危機被頻繁用於佐證國進民退的合理性，這種比附實在是南轅北轍。市場經濟由三部分組成，前端是市場主體(企業)、中端是監管/執法主體(政府)、後端是司法主體(法院)。美國的金融危機是部分中端失靈、對虛擬金融經濟的監管失靈，而非市場經濟的系統性失靈。對中國而言，市場經濟的前端尚待完善、中端和後端尚待建立，應該討論的是如何加快建設市場經濟，而非是否需要市場經濟。

　　事實上，這本來不應成為一個問題，1992年的中共十四大就已經明確了市場經濟的方向，此後黨的歷屆大會均不斷重申這一目標。我們需要反思，這些年來，目標和現實為何不是越來越近，而是越來越遠？

　　自2010年10月中共十七屆五中全會提出“改革的頂層設計”以來，這一概念日益流行，今年“兩會”的中央政府工作報告和“十二五”規劃綱要也均強調：“必須以更大決心和勇氣全面推進各領域改革”，並強調“要更加重視改革頂層設計和總體規劃”。

　　頂層設計固然重要，但執行設計更加重要。清華大學的校訓之一是“行勝於言”，兩周前，清華剛剛度過百年校慶，這所大學培養的高級政府官員位居全國之冠。我們相信，身居領導崗位的清華畢業生們，有能力踐行自己的校訓，併為同僚們作出表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