蟻族不堪大城市壓力 逃離北上廣漸成風尚

　　如果説“蝸居”和“蟻族”，是形容2009年城市新移民生存狀態最貼切的詞，那麼“逃離北上廣”似乎詮釋了2010年他們新的生命之旅。

　　如果單純從字面上來理解，“北上廣”只是三座城市——北京、上海、廣州。但在更深的層面來看，“北上廣”是隨著中國城市化進程崛起的超大規模城市的縮影，它意味著實現夢想的機會、展示自我的平臺，但同樣意味著擁擠的資源和艱辛的奮鬥之路。

　　2010，“北漂”已經不是一種時髦，“逃離北上廣”成了引領風尚的流行話題。

　　⊙記者 秦菲菲 ○編輯 衡道慶

　　別了，唐家嶺

　　從“二次逃離”到“一次逃離”

　　唐家嶺是北京最著名的“蟻族”聚居地。這裡真正被關注是因為2010年兩會期間，有政協委員造訪唐家嶺，目睹了一對蟻族兄弟的住宿情況，並且在聽了他們自己創作的“蟻族之歌”後感動地流下眼淚。此後，仿佛一夜之間，唐家嶺被推到聚光燈下。其實，唐家嶺只是北京“蟻族”生活的一個縮影，這樣的地方在北京為數不少。

　　12月的北京，天氣陰冷。記者來到位於圓明園附近的福緣門村。通往村裏深處的是一條很窄的小巷，巷子的兩旁有很多低矮的紅磚房。這些房子大多都是一層高的，外形沒有任何特色。而且，大多數房間都沒有窗戶。

　　租住這樣普通的房間，除了一張舊貨市場淘來的二手床外，房東是不願提供其他額外傢具的。房客也樂得省心——畢竟，住這樣簡易的房間可以最大程度地節約房租。

　　類似這樣的場景，並非只在拆遷前的唐家嶺才可以看到。北京上地附近青龍橋一帶，西苑一帶，中央黨校東墻的坡上村一帶，與國貿的雙子大廈僅一墻之隔的後方，都佈滿了這樣的城中村，這樣的外來人口聚集地。

　　中國社科院人事教育局局長潘晨光主編的《中國人才藍皮書(2010)》稱，目前北京地區保守估計“蟻族”有10萬人以上，上海、武漢、廣州、西安、重慶、太原、鄭州、南京等大城市也都大規模存在這一群體。據初步分析，全國“蟻族”人數將在百萬以上。

　　而隨著“蟻族”漸入公眾視野，舊村改造的步伐也在加快。今年北京啟動了包括唐家嶺村、夏家衚同村等50個市級挂賬整治督辦重點村改造工程，並限期完成整治。今日唐家嶺，已不復往昔景象。

　　福緣門村也在被改造的行列。有村民對記者説，今年出租房屋的生意沒有往年好，新來的客人很少，舊的主顧也在漸漸搬離。他們有的搬到其他地方，有的可能已經離開了北京。

　　從“二次逃離”到“一次逃離”

　　2007年本科畢業于北京一所理工院校會計學專業的劉澤一在求職“四大”(會計師事務所)受挫後，選擇到北京一家民營會計事務所做審計工作。

　　他對記者説，最初一年，12個月有9個月在外地出差，平均每天工作10個小時以上，“吃的比豬還差，幹的比牛還累。”他如此形容自己當時的工作狀況。這樣辛辛苦苦一個月下來，稅後收入為5000多元，除去吃、穿、住、行各種開銷後，到月底依然所剩無幾。

　　最終迫使他離開的直接導火索是他母親的到來。遠離家鄉的劉澤一一直對家人説自己在北京過得不錯，和朋友合租房子，工作忙碌充實。直到思兒心切的母親到北京後，發現兒子所謂的“合租房”只是由兩居室中的廚房改造而成，裏面非常跼踀，僅容得下一張單人床和簡易衣櫥等傢具。房裏最引人注意的是交錯分佈的各種管道。

　　在祖輩人心中，孩子能有機會跨進大學的門檻就是“有出息”。可眼下，大學畢業後的孩子過的竟是這種生活，巨大的心理落差讓母親當時就受不了了，流著眼淚説，“兒子回家吧！”劉澤一略帶羞赧地對記者説，這最終推動他毅然決然地踏上離京返鄉的路。

　　其實，有著類似想法的可能不在少數。某招聘網站對7000多名白領的調查顯示，八成白領有逃離“北上廣”等大城市的念頭。

　　當記者問及，有沒有注意到“逃離北上廣”這一現象時，中國社科院城市發展與環境研究所一位研究員毫不猶豫地説，“當然有！”他笑稱：“壓力太大了，要是有合適的機會，我也會離開的。”

　　在這些超大城市“漂”過一段時間，而後在各種壓力下逃離的人們被稱為“二次逃離”。除此之外，記者注意到，“一次逃離”(即畢業後馬上離開)的現象也越來越頻繁地出現。

　　那些曾經懷揣夢想的年輕人在未畢業時就從不同渠道預感到面臨的壓力，因而在畢業的一刻，選擇離開。“寧要北京一張床，不要外地一套房”的豪言壯語正在消退。

　　在北京某高校日前舉辦的招聘會上，記者發現不少外省企業已經將觸角深入。和此前幾年不同的是，他們吸引了相當多即將走出校園的年輕人駐足。招聘方整齊劃一的住宅樓、頗有吸引力的福利規劃，不時引來一片讚嘆。在山西某大型國企招聘展臺前，幾位學生詳細詢問相關職位的具體要求、發展空間。兩個男生在相互打趣：“要不我們一起去好了，至少不愁買房了。”

　　這種現象在兩年前還並不多見。當時“北上廣”的畢業生初次就業選擇離開的比例遠低於當下。從被動離開到主動撤離，在生活壓力面前，年輕人的心態發生了微妙變化。

　　在中國社科院城市與競爭力研究中心主任倪鵬飛看來，在各種生活壓力面前，即將離開校園的大學生開始降低目標和預期，很多人開始放棄“一定要先留下來”的想法。

　　生活不能承受之重

　　在造成人們“逃離北上廣”的各種因素中，房價毫無疑問是第一推手。一份網絡調查數據顯示，有54.7%的人選擇“逃離”是因為飛漲的房價；31%的“逃離者”是由於戶籍制度的束縛；9.8%的人認為，在一線城市生活“幸福性價比”太低。

　　中國社科院日前發佈的《房地産綠皮書》顯示，據測算，2010年前兩個季度，我國絕大多數城市住房支付能力指數(反映城鎮居民家庭購買存量住房的能力)持續下降。其中，北京的住房支付能力指數最低，深圳、上海、杭州、廣州的支付能力指數也較低。

　　其實，即使不借助統計部門的數字，我們也能很直觀地感受到部分城市的高房價所帶來的衝擊。

　　眼前的小江是個漂亮能幹的女孩。曾經在全國主持人大賽中獲得過第二名，目前在國內某知名門戶網站做主持人。

　　然而光鮮亮麗的表象之下，小江卻也有著頗多無奈。和眾多年輕人一樣，小江也是“租房族”，每月工資6000多元，除去房租和各種生活開銷，經常是所剩無幾。“我租房子的時候，房東還主動把1600元的房租降到1400元，因為房子裏面的水管又生銹壞了。”説完她自我解嘲地笑了笑。

　　主持財經欄目的她，天天工作時談著房價，下班後則條件反射似地想要逃避這個話題，“越來越厭倦談論這個話題，有一天我也逃離北京算了。”

　　房價之外，還有各種煩惱。英國《經濟學人》援引某諮詢公司的一項調查顯示，中國上班族每天在上班路上(單程)花費的時間領先全球。中國上班族每天平均有42分鐘用在上班路上，排在第二的印度人需要39分鐘，而在地廣人稀的加拿大只需22分鐘。另據統計，歐美百萬以上人口城市的平均上班時間為27分鐘。

　　對於上述統計數據，“北上廣”不少上班族表示，其實遠不止42分鐘。在廣州上班的小雲對記者説，由於住的太遠，要一大清早去趕公交車上班。正常的話路上需要70分鐘左右，“如果遇到汽車追尾等事故出現交通堵塞，那遲到是無疑的了。”

　　還有戶籍制度的掣肘。網上一篇題為《中國政法大學老師一封給女兒的信：等爸有錢了給你辦美國戶口》的熱帖，曾引起廣泛關注。中國政法大學法學民商經濟法學院教師翟繼光在帖子中敘述了在北京給孩子辦戶口的經歷，讓不少有過類似經歷的人深有同感：在大城市上個戶口，怎就這樣難？

　　下一站，幸福

　　“逃離北上廣”之後，下一站奔向何方？

　　一個選擇是重返故里。記者注意到，做出這種選擇的，往往是家鄉本身有較好發展條件的或者是家庭條件較好的。

　　典型的如成都、重慶，這些城市曾經對“北上廣”輸出了大量人口，隨著西部地區經濟快速發展，這些地區已經能為人們提供不亞於外出打工帶來的經濟效益和吸引力。

　　在四川的“十二五”規劃中，特別提到要做好承接産業轉移工作。目前已經有富士康等企業開始回遷內地，這些企業內遷不僅給內地帶來了新的産業發展機遇，更引領了一輪人口的回流。

　　一些家庭條件較好的年輕人，回鄉後雖然個人發展空間相對“北上廣”會小一些，但是生活壓力和購房壓力會小很多，也能過上相對輕鬆的生活。

　　原本“滬漂”的小齊日前終於回到家鄉的省會城市。她對記者説，以前最怕的是每年回去參加高中同學聚會。當年自己在班裏算是成績優秀的，考到上海一所知名大學，畢業後有一個還算安穩的工作，“但過了兩年，每次聚會都感覺自己是‘被可憐’的對象。”

　　“原本是被羨慕的對象，現在總要忍受同情的眼光。”小齊鬱悶地説，“特別是眼看著很多高中同學都結婚、生小孩了，我這個‘大齡剩女’，每次回家都能被家人的口水淹死。”

　　終於在父母和同學的一輪輪“轟炸”下，她回到了家鄉的省會城市，當上了公務員。在經過幾次相親後，嫁給了一個感覺比較靠譜的男人，買了房和車，過上了安穩的生活。

　　“以前不甘心回來，總覺得出去了再回來是件丟臉的事情，好像混不下去了。現在看，真是浪費了幾年時間。生活合不合心就像鞋子合不合腳，不要管別人怎麼説，自己舒服就好。”小齊已經很想得通了。不過，有時也難免會懷念“滬漂”時那段充滿忙碌和鬥志的生活。

　　而那些“逃離北上廣”後未返鄉的人，很多開始了圍繞“北上廣”的生活。許多人走出上海後，無論是北進到蘇州還是南下到溫州、台州，都處在一個以上海為中心的輻射圈內。這個輻射圈還包括無錫、杭州、紹興、南通等二、三線城市。一些人雖然離開了上海，但是還在這個以上海為中心的經濟圈內經營著自己的生活，而且，小日子會過得更加愜意。

　　在珠三角，當地便捷的軌道交通，連通了廣州、深圳、珠海等城市。離開廣州、深圳等大城市後，人們可以住在周圍的縣城或者小鎮裏，生活也很便利。

　　北京大學社會學系教授夏學鑾表示，“退居二線”，無論是從人的個性化發展還是從人才自由流動的角度來看，這種轉移都是符合潮流的。另一方面，人口的這種流動不僅緩解了大城市的交通等壓力，客觀上也為二、三線城市的發現提供了智力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