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從“柳傳志之呼”中聽到了什麼？

資訊 來源：央視網 2018年05月23日 17:02 A-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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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標題：

今年初，亞布力陽光度假村董事長毛振華雪地陳情，聲討度假區管委會濫用行政權力擠壓民企，引發了一場關於營商環境的大討論。
　　
　　“毛振華之訴”的核心，是政府和市場、企業的關係問題。
　　
　　5月16日，聯想控股董事長、聯想集團創始人柳傳志，聯想集團董事長兼CEO楊元慶，聯想控股總裁朱立南聯名向聯想集團全體同仁發出了一封信，題為《聯想榮譽保衛戰》。這封信擺事實，講道理，動感情，也有一種抑制不住的悲憤融貫其中。信一發出，立即引起強烈反響。
　　
　　在我看來，“柳傳志之呼”的核心，是企業和社會、文化的關係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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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封信的背景，是2016年，國際通訊領域的一個標準化機構3GPP就數據信道的編碼方案進行討論和投票。
　　
　　第一輪投票時，聯想集團基於自身前期的技術和專利儲備，選擇了LDPC技術方案。該方案由高通、三星、阿爾卡特-朗訊-上海貝爾提出，LDPC使用時間更長、技術更成熟，這個領域專利權最多的是三星；第二輪投票時，聯想集團綜合考慮了國家整體産業的合作創新與發展，選擇了自己之前沒有太多技術積累的Polar碼方案。該方案由華為提出，該領域擁有最多專利的是諾基亞和高通。華為在LDPC和Polar兩方面都有一定專利，Palar可能更多一些，但並不絕對領先。
　　
　　最近，這件事突然被翻出來，在社交媒體上持續發酵，聯想甚至被扣上“賣國”的帽子，理由是“不支持華為，支持了高通”。放之中美貿易爭端的大背景下，這個話題被炒作演繹得不亦樂乎。
　　
　　事實究竟如何？柳傳志信中説：“我專門和華為的任正非先生通了電話，任總對我表示，聯想在5G標準的投票過程中的做法沒有任何問題，並對聯想對華為的支持表示感謝。我們一致認為，中國企業應團結，不能被外人所挑撥。”
　　
　　華為公司具體參與當時會議的負責人也作出了澄清。華為官方聲明説：“移動通信是個開放的産業，需要業界各方攜手合作。華為公司一直致力於與産業夥伴合作，共同打造全球統一標準，建設開放、創新的健康生態環境。”
　　
　　會議資料都已公開，有興趣的朋友可以繼續研究。我的基本看法是：
　　
　　第一，企業選擇什麼樣的標準，應基於市場化和專業化判斷，以及自身的適配性，儘量減少非市場化因素對決策的干擾。3GPP和所有國際性技術組織一樣，非常忌諱某個國家的參與者抱團拉票（類似“圍標”）。
　　
　　第二，技術標準討論，應該避免標簽化的、上綱上線的政治話語。LDPC最早是1962年由麻省理工學院教授提出的，Polar最早是2007年由土耳其比爾肯大學教授提出的。華為公司與會的代表説，各方如何“站隊”更多是商業考量，“不論是LDPC碼還是Polar碼，都不是華為首提的技術。因此最終選擇哪個技術方案都和國家或者民族自豪感無關，這仍然是純粹的利益問題。不能説華為的方案別的中國公司就該支持。”
　　
　　第三，市場是充滿競爭與合作的開放過程，不應用“敵人”、“陰謀”等極端化思維去理解。中國加入編碼方案的國際討論是一個進步，今後一定會有越來越多的中國公司參與甚至主導的技術標準得到國際認可。這種討論完全公開，不是靠搞“陰謀”能得逞的。每一輪討論，因為條件的變化，各個企業的選擇也可能變化。華為沒有贏得有些信道的主導權，不等於全輸，因為仍會參與其中；華為贏了Polar碼在控制信道的主導權，也不等於全贏或者碾壓了誰，因為這個領域也要合作。全球化，開放的世界，全球價值鏈，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絕對“通吃”、絕對“獨食”是不可能的，而是既有競爭又有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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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事實本身並不複雜，要澄清似乎並不需要用一場激烈的“保衛戰”的方式。那麼，柳傳志為什麼要振臂一呼？在我印象中，聯想以這種方式表達一種集體的決心，是非常罕見的。
　　
　　類似情形大概只有上世紀90年代中發生過。當時政府為了提高國民經濟的信息化程度，降低了進口門檻，將進口電腦關稅從200%減到20%，外資品牌大舉進入，國內電腦企業潰不成軍。這時柳傳志率領聯想高管到電子工業部，表示要高舉民族工業大旗，把國産電腦做好。自此，聯想自覺地將自己的命運和整個民族電腦産業的命運關聯在一起，奮力拼搏，以弱抗強，最終成為市場第一，讓國産電腦走進千家萬戶和各行各業。聯想是中國的聯想，是在電腦産業代表中國的聯想，家國情懷是聯想的天然基因。
　　
　　如果了解聯想這段歷史，就會明白柳傳志為什麼憤然而起。當他最深切的、刻骨銘心的情懷，以及聯想最本質的精神基因，不僅不被認可，還被潑臟水、被妖魔化，能不拍案嗎？柳傳志待人平和，但在關係到大是大非時，他的態度從來是不含糊的，有棱角的。這時如果不旗幟鮮明表態，那反而不是柳傳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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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理解柳傳志的態度，但多少還是有些悲哀。
　　
　　悲哀之一，是74歲的柳傳志現在也要站出來為自己的初心辯白。因為不辯白，糊裏糊塗，可能就會蔓延，甚至變成一種“政治不正確”。因此必須表態。這有點像《孟子》裏説的，君子以仁存心，以禮存心，愛人敬人，但還是有人“待我以橫逆”（對我很粗魯），儘管我自我反省，並沒有不仁不忠，但有人還是繼續“橫逆”。如果像聯想集團這樣的國産PC品牌領頭羊，從中國走向世界、在個人電腦市場上做成世界第一的探路者，還要回過頭來自陳“我的中國心”，正常的商業決策也要先戴上一個正確的帽子，難道不令人唏噓嗎？
　　
　　悲哀之二，是聯想集團在收購IBM PC業務後，已經不只是中國品牌，也是全球品牌，其技術和服務在全球170多個國家和地區提供。在此背景下，聯想集團當然是我們國民的企業，就像豐田和索尼是日本的國民企業，但同時它也是世界的企業，它要在全球發展，就要適應全球各個區域的文化、法律、市場和消費者要求，在各個國家都盡到企業公民的責任，而不能再簡單沿用“我是中國人的企業，代表中國開疆拓土”的思維。同理，如果將華為主導的Polar碼貼上民族標簽，似乎選擇Polar就是支持中國，支持中華民族，還有哪個國外運營商敢支持我們，它們如何向本國國民交代？
　　
　　悲哀之三是，聯想集團作為一個有430億美元年收入、5.35億美元凈利潤（2016年數據）的企業，作為Interbrand全球品牌100強之一（源自中國的還有華為），代表的明明是中國的正能量，正資産，卻莫名奇妙被當成負資産貶損。徒嘆奈何！聯想集團不是互聯網時代最鮮活領先的企業，從戰略和産品角度看也有不少值得反思和自我超越的地方，但它一直在腳踏實地前行，創新求索不停步，始終堅守誠信和品質。聯想集團有教訓，但這種教訓和那種對客戶和合作夥伴不誠信、不正當、違背商業文明的問題有本質的區別。聯想集團這樣的企業在中國不是多了，是太少了。假如沒有聯想集團，就像20多年前國外PC産品在中國賣得比在母國貴一倍一樣，中國消費者得到的福祉只會更少。作為聯想集團CEO的楊元慶，自2004年後就開始領導一個在全球運營的企業，其所付出的努力是常人難以想象的，他在本土化和全球化之間尋找最佳平衡的不易也難以言表。這樣的企業和領導人，被數落成“賣國”，誰痛誰快？！
　　
　　大企業往往被人們視作強勢、巨頭的代名詞，但大企業其實也很脆弱。除了新技術的顛覆（如柯達的教訓），消費者的離棄（如三株口服液和三鹿奶粉），在社交化傳播年代，不測的聲譽危機也會讓大企業感到焦慮和恐慌。對大企業來説，如何建立和公眾更好的溝通方式，讓社會更好地理解自己（包括自己的問題），這是新時代的挑戰。與此同時，社會輿論也要力避"三人成虎"的非理性擴散，否則再大的企業也抵抗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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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來我一直堅持一個觀點，中國企業能夠走多遠，中國的創新與企業家精神能發揮到什麼程度，取決於兩個軌道，一軌是制度環境，一軌是社會文化環境。制度環境的關鍵是法治化的市場經濟，社會文化建設的關鍵是理性、客觀、文明、負責的社會文化氛圍。
　　
　　中國企業不需要浮泛的讚美，但也需要社會的支持。我們的社會要有更多開放之心、同理之心、建設性批評之心。
　　
　　最近看微軟CEO納德拉的《刷新》一書，印象最深的地方是同理心。“對於合作和建立關係來説，感知別人的想法和感受是一種至關重要的能力。同理心在機器中難以複製，在人工智慧的世界中，它將是無價之寶。”
　　
　　納德拉分享了自己的面試經歷。面試官問：“設想你看到一個嬰兒躺在街上哭，你會怎麼做？”他回答：“撥打911。”面試官説：“小夥子，你需要一些同理心。如果一個嬰兒躺在街上哭，你應該把這個嬰兒抱起來。”
　　
　　中國企業正在走向世界，也許還不成熟，那就給他們更多包容。讓他們的心態也更加開放而不是狹窄。
　　
　　中國企業會有各種挑戰。他們不會哭出聲，但他們心裏也有淚水。那就給他們更多善良的目光，如果你不打算攙扶一下的話。
　　
　　中國企業也有不少毛病。那就基於事實勇敢批評，治病救人。但批評不是為了毀滅，而是為了建設。
　　
　　如果“柳傳志之呼”能讓更多人思考這些問題，那就會帶給我們的商界和社會更多外溢的價值。同時，我也相信聯想集團會充分地信賴絕大多數民眾的判斷力。聯想集團的發展離不開30多年來中國消費者和社會的支持，心中常懷感恩，能夠激發更強的邁向未來的動力。一次聲譽的危機，只是歷史長河中被某塊突如其來的石頭所濺起的浪花，它改變不了江河的航道，也影響不了智者的視線。聯想集團的發展關鍵，還是要進一步加快在智慧化、網絡化時代的轉型和創新。未來，掌握在聯想人自己手裏。
　　
　　聯想集團要保衛多年積累、視為生命的名譽。我們的商業社會要保衛改革開放年代中國經濟的寶貴資産——企業家精神與市場理性。由此出發，我們才能更好地共建開放的市場經濟，法治化的市場經濟，有同理心的市場經濟。（秦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