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打擾災區群眾就是最大的愛心”,這句話一度成為醫院裏的流行語。與之相關的是,趨之若鶩的心理志願者一片熱心換來的是婉轉拒絕的尷尬。
誰也未曾想到,一場地震後,社會上竟然涌出了這麼多的心理諮詢師和心理愛好者,許多人不遠千里奔赴災區現場,嘗試著為災區群眾做心理危機干預。
這場罕見的地震災害,在顯現出整個社會的愛心的同時,也開始暴露出一些“邊緣”職業的潛在問題,心理諮詢業就是其中一個顯性案例。
一名心理諮詢員的挫折
張科(化名)今年27歲,原本是一位中學老師。前年,他考取了國家心理諮詢職業資格證(三級)證書,於是他有了另外一個身份——心理諮詢師。此後,他開始斷斷續續地找一些公益組織做兼職諮詢員。
5月12日的地震發生後,不到3天,廣州的報紙上到處是招募“心理危機干預志願者”的啟事。作為一個自由人,張科覺得,前往災區前線,是一個“提升職業技能”的好機會,便毫不猶豫地報名參加了某機構組織的招募面試。
很不幸的是,在與身處災區前線的資深諮詢師的電話面試中,張科被淘汰了。對方在面試時就坦率地指出了他專業技能的不足之處。
愛心可能造成“二次傷害”
如果説張科沒有去成災區是件遺憾的事情,那麼,反過來假設,如果他去成了,那將是一件更加錯誤的事情。
事實上,在這次抗震救災過程中,“心理危機干預”志願者過多涌入引發的問題,已成為媒體關注的一個熱點。在專家看來,眾多水平參差不齊的志願者趨之若鶩地前往災區,他們的重復撫慰,對災區群眾造成了“二次傷害”。
資深心理專家韋志中是這樣比喻“二次傷害”的:最先來的志願者,給撫慰對象“理個發”,接著再來一批志願者為其 “長髮剪成短髮”,然後再來一批又將其剪成“板寸頭”,再來一批志願者為其“剃光頭”,還有一批志願者來了,發現沒什麼可以做的了,便將光頭再摸一下……誰受得了這般折騰?
韋志中説,這個比方或許不太恰當,但是這次奔赴災區前線的心理志願者確實存在不少重復諮詢的現象,為整個心理危機干預的工作部署增添了混亂。“不過,有關部門採取了相應措施,及時地控制了這一局面。”
“我相信多數志願者們的用意是好的,但是這種善意反而帶來了傷害。”韋志中説,在救災工作開展後就有專家曾提醒,不要過分關注災區群眾,“讓一撥撥的人來了去,去了來,災區群眾感覺像看猴一樣的,很容易讓已經受傷的心靈上再度受傷。”韋志中建議:“心理援助志願者前往災區,比較妥當的做法是在有經驗的老師的帶領下開展工作,這樣可以一邊見習,一邊學習技術,另外在開展服務中遇到個人感染現象,老師會及時叫停,給予處理。這樣就不會傷害到我們服務的對象,也不會傷害到我們自己。”
心理諮詢從業者的生存悖論
如果沒有足夠的從業經驗,就絕不能輕易地接手有難度的諮詢個案——作為一個有著成熟的職業操守的國家二級心理諮詢員,在廣州某貿易公司供職的王婷,明確地意識到了這個職業的本質特徵。因為這個原因,已經在攻讀心理學碩士的她,甚至連去廣州各醫院給災區傷員做撫慰這樣的事情也要説“不”。
“這種災害中出現的心理傷害,不是一般的諮詢師可以拿得下來的,沒有工作經驗的話,考的職業資格級別再高也做不出效果。”她説。
然而,據業內人士透露,在心理諮詢行業,個案諮詢記錄的累積量,是衡量一個諮詢師水平的關鍵尺碼,也是決定其在業內名望的籌碼。如果不積極參加實踐,不多積累個案經驗,一個心理諮詢師永遠成不了真正的行家裏手。
這就能解釋,為什麼這次地震之後,有那麼多的心理學初學者“滿腔熱血”地奔赴災區前線,積極參與救助——不管災區是不是真的需要。
在災區前線做過心理志願者督導的韋志中説:“大批的志願者,主要有兩類動機:一是以社會責任感和愛心為主導,把學習和鍛鍊放其次——這是合格的志願者;另一類是以個人為主的,抱著可找到學習和鍛鍊的機會的心態去,拿人家開涮,為自己積累經驗——這是不合格的志願者。”
據廣東省醫學會精神病學專業委員會副主任葉明志透露,參加由省心理衛生協會組織的心理危機干預培訓、近期即將派往災區的志願者中,很多人只是心理學愛好者,或是初學者,基本沒有工作經驗,不少人寄希望於在這次地震中積累經驗,這從某種程度上反映出當前的心理諮詢行業發展的不成熟。
葉明志認為,中國的心理諮詢事業目前處在初級發展階段,大批的心理諮詢師沒有就業機會,最終導致這次大地震中有大批心理諮詢愛好者蜂擁而至。
責編:韓文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