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國會──中美對話的“影子主角”

　　第二次中美戰略經濟對話的主要話題不是在中國政府與美國政府之間，而是在中國政府與美國國會之間；而美國國會最關心的是人民幣匯率和知識産權保護兩大問題。

　　舉世矚目的第二次中美戰略經濟對話于5月22日至23日在美國首都華盛頓舉行。會前，雙方的對話主持人──美國財政部部長保爾森、中國國務院副總理吳儀分別在對方國家的媒體上發表講話或撰文，對第二次中美戰略經濟對話寄予期望。

　　這種期望在於：從世界經濟全局性、戰略性、長期性、宏觀性的高度來處理中美雙邊問題，而非僅僅從局部性、戰術性、短期性、微觀性層面來處理；努力貫徹執行WTO的基本原則，共同反對貿易保護主義；避免將雙邊經貿問題政治化，避免雙邊經貿問題淪為政治選舉的工具。重要任務：消除美國國會的誤解

　　儘管第一次中美戰略經濟對話取得了有目共睹的共識，但是，美國國會中的部分議員對對話的框架形式及對話的成果表示置疑。其主要觀點是：中國實現經濟現代化依靠了兩個“車輪”，一是操縱人民幣低匯率取得對外貿易的鉅額順差；二是通過侵犯知識産權，竊取國外技術，取得競爭優勢。他們認為，第一次中美戰略經濟對話後，這兩個“車輪”非但沒有停止，反而轉得更快。

　　來自美國國會的巨大壓力，使戰略對話美方主持人、美國財政部部長保爾森甚至受到該國“對華遏制派”所謂利用其與中方高層的良好私人關係而損害美國利益的無端攻擊，其主持第一次中美戰略經濟對話的主要助手也被迫辭職。緊接著，來自中國的銅版紙遭到反傾銷起訴；中國的知識産權問題被提交WTO；部分議員還準備聯名提議調查中國干預人民幣匯率的提案以制裁中國。

　　從單邊經濟手段看，美國已將中國列入“特殊301”條款的被調查國家黑名單，並利用美國國內不公平貿易法的有關規定，對中國的出口産品實施反傾銷和反補貼關稅；從雙邊經濟手段看，美國與中國的競爭對手秘魯、哥倫比亞、韓國簽署了自由貿易協定（與中國台灣地區的自由貿易協定也正在謀劃之中），從而給中國的競爭對手以更多貿易優惠；從區域經濟手段看，美國協調歐盟和日本的對華科技和經濟政策，尤其是協調對華知識産權政策和出口管制政策，以保持科技優勢；從多邊經濟手段看，美國準備在上述手段效果不佳的情況下，將中國與貿易和知識産權相關的問題提交WTO。

　　顯然，美國對第二次中美戰略經濟對話早已是“有備而來”。

　　基於此，第二次中美戰略經濟對話的焦點集中在國會對對話的結果是否滿意上。對話的主要話題不是在中國政府與美國政府之間，而是在中國政府與美國國會之間。因此，保爾森協助安排吳儀與美國對話將顯得格外重要，它對於中國政府與美國國會的溝通和理解，對於中美戰略經濟對話框架機制能否有效地化解兩國在經貿關係中的誤解、增進相互信任具有極其重要的作用。

　　美國國會和政府之間的權力爭鬥和制衡，是影響中美戰略經濟對話機制的重要因素之一。在美國現行的政治制度下，美國國會議員要對本選區的選民負責，他們的提案多數反映本地區選民的意願。有些涉及中美經濟關係的提案在局部地區來看，可能對保護當地經濟有利，但從全局和戰略層面看，則可能會損害美國的長期利益，也不利於中美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國會議員首先考慮的是選票，只要對增加選票有利，都會被用來炒作，至於提案本身是否從根本上反映國家的根本利益倒在其次。例如，提案反對中石油收購美國優尼科公司的美國國會議員雖然暫時成功，但由於最終損害了美國的經濟利益而在後來的競選中失去了議員席位。因此，第二次中美戰略經濟對話的一項重要任務，就是做美國國會的工作。實際上，對話之前布什政府一系列針對中國的強硬舉動既有全局的考慮，也有愉悅國會、以便阻止國會通過損害中美兩國長期經濟利益提案的打算。

　　匯率問題：各退一步是解決之道

　　關於美國國會關心的第一個問題，即與貿易逆差相關的人民幣匯率問題，儘管美聯儲前任主席格林斯潘和現任主席伯南克都認為，人民幣匯率與美國貿易逆差沒有直接關係，但美國國會的部分議員還是把人民幣匯率與美國對華貿易政策聯絡起來，聲稱如果人民幣的升值幅度不能滿足某些國會議員的要求，將對中國採取貿易徵稅的制裁。

　　與美國200多年的成熟金融市場管理相比，中國面臨著國內銀行系統能力差、國有企業大量壞賬以及國內消費不足、貧富差距大和人口失業等一系列經濟和社會問題，如果人民幣過快升值，不僅會嚴重影響中國經濟發展，也不利於美國經濟的發展。實際上，反對人民幣劇烈波動的恰恰是包括美國製造業協會在內的美國在華投資企業。

　　摩根士丹利首席經濟學家羅奇也指出，即使人民幣匯率大幅升值，很多基本經濟因素仍然會導致美中貿易不平衡。比如，過去三年中，美國國民儲蓄率僅僅維持在1%的低水平，美國只有依靠大量的貿易赤字才能吸引外國資本。中國在其中佔據最大份額，僅能説明中國在生産美國人需要的商品方面擁有比較優勢。美國的經濟問題是美國人自己弄出來的，美國政治家卻不願意面對這一現實，中國不幸成了替罪羊。

　　事實上，中國的外貿政策已經發生重大轉變。中國“十一五規劃”明確制定了通過擴大國內需求，尤其是消費需求來保持經濟持續增長、促進國際收支平衡和實現宏觀經濟穩定的基本目標，並採取有效措施控制“高能耗、高污染和資源性”産品的出口；通過進口促進和便利化等措施，擴大進口。中美雙方如果各自做出讓步和妥協，與貿易逆差相關的人民幣匯率問題並不難解決。

　　另外，美國應摒棄在匯率問題上搞“雙重標準”。美聯儲的經濟學家們認為，目前日元對美元匯率升值的重要性高於人民幣對美元的匯率升值，因為日本對美國的貿易順差增長速度超過了中國。但美國財政部的觀點與美聯儲並不一致，出於政治的考量，他們在權衡人民幣匯率升值和日元匯率升值時，把敦促人民幣匯率升值置於比敦促日元匯率升值更重要的地位。這種“雙重標準”可能不利於公正地解決國際匯率問題。

　　知識産權保護問題：處理好三個關係

　　關於美國國會關心的第二個問題，即知識産權保護問題，筆者仍然堅持在第一次中美戰略經濟對話時的基本觀點，即知識産權是美國國家競爭優勢所在，它關係到美國的生存，因此，美國會竭盡全力予以保護；而中國是WTO的成員，自然也會遵守國際規則。

　　在關於知識産權的對話中，中美雙方應當處理好三個關係：1）維護國家利益和承擔國際義務的關係，在維護國家主權和做“負責任的大國”之間保持平衡。2）知識産權保護（壟斷）與市場競爭的關係，在促進技術創新與保持市場競爭之間保持平衡。3）知識産權保護（壟斷）與社會公共利益之間的關係，在知識産權創造者利益和社會公共利益之間保持平衡。既要反對“知識産權的侵權”，又要防止“知識産權濫用”而損害公眾的利益。

　　總之，第二次中美戰略經濟對話成功的關鍵是雙方增加互信，減少摩擦，彼此妥協，相互讓步，爭取雙贏。

責編：金文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