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網4月18日電《香港商報》4月18日發表文章説,在美中經貿關繫上,美方仍集中要求中國加快人民幣升值和開放市場(尤其是金融業),保爾森還表示歡迎人民幣加快升值。中方則要求美方放寬對華出口限制,減少貿易及投資障礙和開放市場。總之,對話不能單是美方向中方施壓,中方也應強化對美方的反要求。
文章摘錄如下:
4月初美國財長保爾森訪華,為年中的第四次中美戰略經濟對話作準備。雙方談到一系列的經貿關係問題,保爾森還在中科院發表了關於能源與環境的合作夥伴關係演講,顯示這領域乃兩國目前的合作重點。在這方面兩國已有十年計劃,共同進行科技創新和應用,以提高自然資源的利用效率及可持續性。但在其它方面,雙方仍有很多分歧,短期內難有協議達成。
在經貿關繫上,美方仍集中要求中國加快人民幣升值和開放市場(尤其是金融業),保爾森還表示歡迎人民幣加快升值。中方則要求美方放寬對華出口限制,減少貿易及投資障礙和開放市場。總之,對話不能單是美方向中方施壓,中方也應強化對美方的反要求。例如在匯率上,中方應如歐盟般要求美國穩定美元,勿再放任其貶值;在市場開放上則應要求節制反傾銷、反補貼及337條款等變相保護壁壘的運用,並消除對中國在美直接投資的政治干擾。美國的保護主義情緒在大選年更形高漲,不單貿易保護措施日多,對投資的保護同樣在強化;過去有中海油事件,今年又有華為收購3COM受阻,而且還正就主權財富基金制訂監管規則,中國的投資也將受到影響。
總之,中方必須堅持對等原則:開放市場及消除壁壘應要雙邊並進,若美國不在反傾銷等措施及投資干擾上作出重大改變,則中國無必要對美擴大開放。特別是金融業涉及金融、經濟穩定以至國家安全,對開放尤須審慎,以防歐美的金融問題(如次按及證券化等)乘虛而入。此後,美國既要強化監管財富基金,中方也應同樣對待歐美的對衝及私募基金,不符要求的不能由QFII或其它渠道進入中國市場,也不能讓QDII向其投資,從而保障中國的投資者及市場安全。
對於美方的一些觀點,中國也應從理論層面上加以澄清,以防被似是而非的東西誤導。如在人民幣方面,美方指加快升值有利減低通脹,並令幣值更能反映經濟基礎,也不會影響中國經濟發展。實際情況是:
一、目前的國際商品主導型通脹具有比價調整的特點,故不宜以升值抵銷,否則是變相補貼而不利於節能減耗。
二、升值的不利影響因漸進升值及企業採取抵銷措施而減緩,且在一定程度內,出口放緩的影響也可由增加內需抵銷,但若升幅累積更大,不利影響將更快甚至會突發性浮現。
三、目前中國國際收支的雙順差格局,反映了中國作為世界工廠出口能力日強,和利用外資追趕先進的兩大歷史性轉變,人民幣升值未必能加以改變,如當年日圓在廣場協議下被逼升值後,日本的順差亦未有明顯減少。現時問題其實是在美國既不思進取提高競爭力,反力圖以貶值(如逼人民幣升值等)來脫困,乃“香蕉共和國”的低劣行徑,但最後必被通脹高升及美元危機併發所阻,脫困不成反更深陷。
為打開中國的金融市場,美國一直鼓吹金融自由化,並向西方開放資本市場,指由此提高市場效率,可增加回報而減低預防性儲蓄,但如不這樣做將影響發展云云。是次訪華,保爾森仍重彈這些老調,卻顯然與時勢相違。最近歐美的金融危機已引起了加強監管的呼聲。索羅斯指自1980年起的放開監管終釀危機,英國評論家馬丁 沃夫亦指,貝爾斯登事件反映自由化已走到盡頭,歐美也再難向中印等國兜售自由化。
美國有的是單邊思維,只強調自由化之利卻忽視其風險:自由化可提高回報,卻也可令人傾家蕩産。中國正因未有自由化才能在1997年及目前的危機中受影響較輕。因此,在歐美未理順其金融體系,和未建立有效的國際監管體系前,中國不宜全面開放金融。過高儲蓄影響發展之説更屬無稽:中國正因高儲蓄帶動了高投資及高增長,避免了如美國般走上高負債的借貸型經濟之路。美國狀況實已一塌糊塗,保爾森還有顏面去訓導別人,面皮之厚確令人驚訝。無論如何,中國今後對美國言論應有更高警惕,更應視美國情況為反面教材。(淩昆)
責編:金文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