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特朗——中國人民的真誠朋友

　　安娜•路易斯•斯特朗是美國著名的進步記者和作家。她的職業生涯經歷了20世紀的前70個年頭，她一生全心全意地追求她的目標：從革命發源地收集革命信息，再把這種革命信息傳播到世界各地。

　　斯特朗一生中6次訪問中國，正好都是在中國革命的緊要關頭。1925年，年近40歲的斯特朗首次訪華，她從中國和中國人民那裏發現了極度感人的主題。她願把全部時間和經歷集中到這個主題上來。然而，斯特朗還有許多其他的任務：她在美國有一年一度的旅行講演，在莫斯科辦報，還有作為一名外國記者的職業活動。斯特朗按照西方工作道德行事，從來不會食言爽約，她精力充沛、遊刃于各種革命活動之中。

　　抗日戰爭爆發後，她一直關注著中國的形勢。抗日戰爭中，她兩次來華，訪問八路軍總部，了解國共合作、報道“皖南事變”真相、揭露國民黨政府腐敗，為世界人民了解中國的抗日戰爭做了大量的工作。

　　追尋《紅星》的足跡

　　1937年，斯特朗決定回到中國，因為“中國人民終於聯合起來抗擊日本了，而這是對人類前途最重要的革命鬥爭”。這一年斯特朗52歲，此行是她第三次訪華。

　　12月初，斯特朗登上了從威尼斯經香港到漢口的遠洋班輪，她為登上船主是法西斯意大利人的班輪去遠航而煩惱，但這是當時能夠採取的最快的方式。

　　斯特朗想方設法從香港下了船，乘上了飛往漢口的德國飛機。漢口是當時中國的臨時首都。這時的漢口，在斯特朗筆下是“一片混亂的人間悲慘局面”：千千萬萬的人為了躲避日本人而逃難，堵塞了公路、水路和鐵路；城裏滿街都是難民，他們到處尋找食物、住處和失去的親人。雖然如此，斯特朗感到，中國人民並沒有氣餒。她在漢口時經常聽到人們對她説：“日本人的大炮和飛機，可以把我們任何一個城市夷為平地，或者加以佔領，但是想夷平和佔領我們所有的城市，是絕對辦不到的。那幾個小小的島嶼，想違背我們大家的意願，把整個中國永遠佔領，他們還沒有那麼多人呢？”她被中國民眾的堅定信念深深打動，她感到動員人民團結起來，把人民組織起來，武裝起來才能取得抗戰的勝利。在漢口住了幾天以後，斯特朗迅速做出安排，要去採訪山西的八路軍。

　　“一支新型的軍隊”

　　1938年1月 經過艱難的旅行之後，斯特朗到達了在任何地圖上都沒有標記的一個村落，這裡駐紮著八路軍總部。還沒下車，斯特朗就感到自己運氣挺好。“一個滿身塵土，灰藍色打扮，樸素得像個農民的人”，隔著司機同她握手，用不夠標準的德語表示歡迎。“朱德！赤色的美德，一個傳奇式的英雄。”對於一個紅軍總司令親自跑來迎接她，斯特朗十分感動。和朱德一同來歡迎她的，還有八路軍將領彭德懷、賀龍、劉伯承、林彪。

　　斯特朗在八路軍總部住了10天，她和八路軍指揮員、一般工作人員一起進餐、交談，向他們了解中國革命的進程、敵後抗戰的情況。她在當地的一戶農民家裏睡土炕，在八路軍司令部裏和八路軍戰士一樣，每人分得一分同等的飯菜。她對這裡的印像是，八路軍的領導人坦率爽直。她印象特別深的是他們之間“同志情誼深”。

　　在八路軍總部，斯特朗多次訪問朱德，朱德告訴她：共産黨的戰略方針是打持久戰，使戰爭持續下去並直到取得勝利。並説：遊擊戰並不是新事物，美國、法國、俄國都運用過它，這是一個嚴陣以待的國家和人民，用來對付擁有優勢軍事裝備的敵人的一種戰術。斯特朗還通過與任弼時的談話，了解到八路軍動員群眾共同抗日的情況。她深切地感到，“共産黨的部隊是一支新型的軍隊。他們不姦淫掠奪，尊重農民並幫助他們收莊稼，特別是教育他們認識自己的力量，並告訴他們如何戰鬥並贏得勝利。”斯特朗滿懷熱情地甘心當八路軍的學生，向他們學習遊擊戰課程，聽取著名功臣建奇功的故事，還懂得了為人民服務的軍隊怎樣同人民打成一片。

　　斯特朗發現，這支軍隊還通過娛樂的方式進行教育。前線服務演齣劇團編演歷史的和當代的事件，創造出新穎的歌劇。令她驚訝的是，在這個邊遠的偏僻的村莊內，竟然有兩個劇團。儘管演出條件簡陋，然而演出效果卻很不錯。士兵們聚精會神的觀看演出，一直到夜晚10點鐘。有一個劇團的領導人是幾年前在內地消失、傳説已不在人間的作家丁玲，斯特朗看完丁玲劇團演出後，就問丁玲：“中國文學的最近趨向是什麼？”丁玲卻告訴她，是如何以拯救中國為己任，幫助推動救亡運動。丁玲介紹説：“我們演齣戲劇，公開演講，在農村墻壁上畫漫畫，還必須教會農民唱救亡歌曲。每個村莊的農民至少會唱兩首歌。”兩天后，丁玲又隨前線服務演出隊上前線了。斯特朗也懷著依依難捨的心情，離開了八路軍總部回到了漢口。

　　“獨家新聞”---報道皖南事變

　　1938年3月，斯特朗回國。1940年12月底她又飛抵戰時陪都——重慶。

　　在重慶，斯特朗遇見了路易•艾黎、埃文斯•卡爾遜和愛潑斯坦，他們使她了解到中國的許多情況和更多的新四軍的背景情況。她還碰到了李公僕——在閻錫山專列上的同車廂車友，李公僕請她參加了一個知識界頭面人物的會議，並請她介紹有關黨派結盟的情況，在這個會議上，李公僕給斯特朗起了個中文姓名“史特朗”，他解釋説：“她是一個對歷史特別明朗的人物”。6年後斯特朗才發現，這次會議不僅産生了她的中國姓名，還在她的幫助下，産生了民主同盟——一個加快新中國誕生的關鍵性政黨。

　　在重慶的每一天都使她受益匪淺。但使她受益最深，也是最重要的，還是與周恩來的幾次深夜交談。第一次交談，周恩來透露説，最近兩年來，蔣介石的將領們不斷加劇同共産黨人領導的軍隊的武裝衝突。他打算就這些衝突，向斯特朗作詳盡的説明。周恩來説：“你現在不要發表這些材料。要等我捎信給你，同意你這樣做時再發表。我們不希望過早的揭露這些衝突而加劇摩擦。不過，我們願意把這種材料交到值得信任的國外人士手中，以便在蔣（介石）展開更加瘋狂的進攻時及時揭露。我們擔心這種進攻。”在他們兩人最後一次會談結束前，周恩來把一篇長達26頁的文章和其他一些文件，交給了斯特朗，囑咐她按照他所交代的做法行事。斯特朗接受了這一任務，把這種信任和重托視為珍貴的榮譽。

　　在回美國的途中，斯特朗繼續在廣播中聽到些消息——他們所擔心的事情終於發生了。蔣介石製造了皖南事變。1942年2月初，斯特朗接到一封來自馬尼拉的未署名的航空信件，信中簡單地説：“發表你所知道之事的時機已經到來。”信封內還裝有中國共産黨人重新組建新四軍的正式命令全文，還有“革命軍事委員會發言人”的正式聲明。聲明列舉出重慶親日分子要把中國納入納粹法西斯軸心國的15點陰謀計劃。航空信件是1月26日發出的，她收到信件時，15點陰謀有些已經付諸實施了。斯特朗將材料迅速送到北美報業聯盟，請他們安排發表，並應要求寫好了評論文章。但發表這些材料和文章遇到了很大的困難。美國許多通訊社和報業人士從來不發表有利於共産黨的任何報道，即使是對這樣重要的獨家新聞也不肯接受。最後，斯特朗設法把資料交給了一位在《紐約先驅論壇報》工作、名為巴恩斯的朋友，她的這位朋友欣喜若狂地在資料上署上了自己的名字發表了一些內情報道，並由此獲得了獨家新聞的榮譽。這些報道馬上傳播開來，斯特朗後來才注意到，署名巴恩斯的文章，就是她所保存的唯一的“真正獨家新聞”。此後，她在《亞美》雜誌上發表了自己的分析性文章。在短時間內，國際上越來越多的人覺醒過來，在很大程度上要歸功於斯特朗及時和準確的報道。

　　情歸中國

　　斯特朗6次訪華，寫出了許多有關中國的書籍和文章。前兩次訪華，她目睹了中國革命興起和動蕩的重大歷史時刻，寫出了《千千萬萬的中國人》一書。抗戰勝利後的1946年，她第五訪問中國，在延安的生活成為她記憶所及的最快樂的時光。在延安，她還得到了一個“紙老虎女士”的綽號，因為在與她的談話中，毛澤東首次提出了“一切反動派都是紙老虎”的論斷。之後，她撰寫了《中國的黎明》一書。

　　斯特朗第6次訪問中國時，已經是73歲高齡了，而且健康狀況不佳。由於她患有帕格特後遺症，她只得借助拐杖行走。這一次，她留在了中國。

　　在此後的12年中，斯特朗在中國恢復了健康。她繼續毫不懈怠地工作。她搬進保衛世界和平委員會大院的住宅，過者優雅高尚、幸福愉快的生活。她曾到包括西藏在內的中國各地旅行，並寫下了自己的所見所聞。她同國家領導人會見，也同街上的路人交談。她宣稱：生活在北京，強化了她的氣質和情操。

　　1970年，斯特朗在北京逝世，享年84歲。

責編：李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