沫特萊——充滿激情永不妥協的鬥士

	1938年，周恩來在武昌和路易艾黎（左一）、史沬特萊（中）等國際友人的合影。

　　艾格尼絲•史沫特萊，美國著名記者、作家和社會活動家，一個傑出的與眾不同的女性。史沫特萊1928年底來華，在中國一呆就是12年。抗戰初、中期，她目睹日本對中國侵略，向世界發出了正義的聲音。她的《中國紅軍在前進》、《中國人民的命運》、《中國在反擊》、《中國的戰歌》等專著，向世界宣傳了中國的革命鬥爭，成為不朽之作。她親自護理傷員，組織醫療活動，用行動喚醒有良知的人們。她訪遍了中國華北、華中的大部分地區，用熱情召喚更多的國際友人，一同為中國抗戰出力。

　　史沫特萊，中國人民的朋友，在生命的最後20年中，她以全部的精力投入到中國人民的革命鬥爭。

　　西安經歷

	1939年8月，史沫特萊在新四軍軍部駐地安徽省涇縣雲嶺。

　　1929年，史沫特萊作為外國駐華記者來到中國。1936年，在中共地下黨員劉鼎的安排下，史沫特萊到達西安，等待被邀請前往延安。在這期間，駐守西安的張學良、楊虎城將軍扣留了前來部署“剿共”的蔣介石，發動了震驚中外的西安事變。

　　事變發生5天以後，周恩來率中共代表團到達西安，史沫特萊在與周恩來進行了簡短的交談之後，開始每晚在張學良的司令部進行40分鐘的英語廣播。概述當天西安事態的發展，並報道與這場事變有關的內容。她的報道在上海引起了不小的騷動。西安的廣播，使史沫特萊成了一個國際人物，並永久地被貼上了中國共産黨的辯護人的標簽。

　　當時住在中國的外國人中，由於政治觀點不同，有人認為她是英雄，有人認為她是無賴。美國報紙説：“她背後有龐大的軍隊”，“美國姑娘，赤色危險人物”，“美國婦女幫助中國人叛亂”。美聯社在一篇很長的背景介紹中，説史沫特萊“從前的一個美國農村姑娘將成為千萬黃皮膚人的實際上的‘白膚女皇’”。

　　延安生活

　　1937年1月初，史沫特萊正式接到共産黨的邀請訪問延安。她的公開身份是到前線去做戰地救護工作。

　　在延安，史沫特萊與毛澤東、朱德、周恩來和彭德懷等人進行了多次交談，她的手提式打字機一直響到深夜。她給予毛澤東以高度評價：每個人都可以與古今中外社會歷史人物相提並論，但無人能比得上毛澤東。他的著作已經成為中國革命思想中的里程碑。她評價周恩來：是一位學識淵博，閱歷深廣，見解精闢，襟懷坦白，不存門戶之見，毫不計較個人的安福尊榮、權利地位的卓越領導人。她還與朱德總司令頻繁接觸，並徵得朱德的同意——撰寫朱德平生。

　　史沫特萊並不局限于採訪和寫作。她還是一個精力充沛的圖書管理員，負責擴展延安窯洞圖書館外文書籍。她努力工作吸引外國記者到延安來。她發動了一場滅鼠運動，對撲滅延安鼠害發揮了作用。她甚至為延安引進了一種新的娛樂方式——西方式的交誼舞。

　　延安使她興奮，延安使她看到了中國革命的希望。她強烈要求加入中國共産黨。毛澤東、朱德、周恩來告訴她，她應該留在黨外，以便與在外面和國外做更多的工作。她聽後感到極為痛苦和傷心，放聲大哭起來。馬海德和她談了許多夜晚，也未能減輕她的悲傷，直到過

　　了很長一段時間，她才理解毛澤東、朱德和周恩來對她説的那些話是正確的。

　　深愛八路軍

　　1937年7月7日，盧溝橋事變爆發。8月，紅軍改編為八路軍，開赴華北前線抗擊日本侵略者。史沫特萊在準備隨部隊開赴前線時，不慎從馬背上摔了下來，背部受傷，推遲了行期。10月，史沫特萊養好了傷，隨身攜帶了打字機、照相機和簡單的行李，赴八路軍抗敵前線採訪。她很快趕上了駐紮在太原的八路軍，然後到達北部山區的八路軍總司令部，成為八路軍中第一個隨軍外國記者。

　　隨八路軍總部轉戰各地，史沫特萊與八路軍戰士同吃同住，她關心普通士兵的生活，增進了與他們的感情。

　　史沫特萊與八路軍相處不到半年，便深深的愛上了這支部隊。用她的話説：“離開你們，就是要我去死，或者等於去死。”

　　傷兵之母

　　1938年1月，史沫特萊到了漢口，以英國《曼徹斯特衛報》記者和中國紅十字會工作人員的身份，一面救護傷員和難民，一面報道中國抗戰，並向世界性組織呼籲救援。

　　史沫特萊以她火熱的心吸引著來華的外國人士，這些人雖然身份不同，政見不同，但都在史沫特萊的帶動下，積極地為中國抗戰出力。

　　在漢口，史沫特萊多次訪問美國大使館，向大使和武官介紹八路軍的活動。她多次接觸約翰•戴維斯、佛蘭克多恩、史迪威和陳納德,這些人後來成為影響美國制定對華政策的重要人物。

　　史沫特萊把大部分時間和精力用在為中國紅十字會募捐上，宣傳中國傷兵的英勇事跡和所處困境上。在漢口，美國和英國大使館、標準石油公司、國民黨的高級官員，都曾在她的動員下提供過捐助。史沫特萊最成功的一次募捐是在一個午餐會上，她使財政部長宋字文感到羞愧，捐出1萬元中國法幣支持她的工作。還有一次，在行政院長孔祥熙的晚宴上，她從這位共産黨人的死敵手裏，拿走了一張捐給山西遊擊隊的鉅額支票。

　　史沫特萊從抗戰初期就為救助傷員奔走呼籲，1938年3月，包括白求恩在內的印度援華醫療隊來華，都是史沫特萊奔走呼籲的結果。1938年11月，史沫特萊在雲嶺新四軍軍部，名義上是起草一份給紅十會的詳細報告，但她認為自己的真正使命，是向上海和香港宣傳新四軍醫療隊。她為上海的《密勒氏評論報》寫了一系列文章，後由《曼徹斯特衛報》轉載，詳細報道了新四軍的處境和對藥品的需求。她私下還求助於一些英國朋友，以及美國紅十字分會。到了春天，可觀的援助從英國和紅十字會紛至沓來，在史沫特萊的中國同事眼裏，她簡直是一位女英雄。

　　魂歸中華

　　1941年5月，因病回到美國的史沫特萊，仍然表現出對中國抗戰事業的忠誠。她到處講演，撰寫文章，介紹中國抗戰的真實情況，為中國的抗戰募捐。她在《中國的戰歌》一書出版後，又開始寫作朱德的傳記——《偉大的道路——朱德的生平和時代》1945年8月，在美國舊金山出席聯合國成立大會的董必武拜訪了她，並帶給她撰寫朱德傳記所需要的材料。史沫特萊繼續在貧困交加和政治迫害中奮筆疾書。1949年11月，她準備取道英國來華，在英國，她把完成朱德傳記當作首要任務。不久，她的健康因患胃潰瘍出血而惡化，僅靠牛奶維持生命，可她仍不肯放下《偉大的道路》書稿的修訂工作。1950年4月，她在致友人的信中寫到：“由我的著作而獲得的全部收入，不論來自何處，全歸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司令朱德將軍所有，由他按照他的願望處理——那就是説，建設一個強大和自由的中國。——如果中國大使館來到了，如果能為我的遺體只唱一首歌，中國的國歌——‘起來’，我將不勝感激。由於我的心靈在這個世界上除了中國任何地方都未能找到安寧，我希望我的骨灰能和死去的中國革命者同在。”

　　1950年5月6日，史沫特萊在倫敦病逝，終年58歲。次年5月6日，在北京為她舉行了追悼大會和隆重的葬禮。她的骨灰安放在北京八寶山中國烈士陵園的蒼松翠柏間，一塊大理石墓碑上用金字鐫刻著朱德寫的碑文：“中國人民之友美國革命作家史沫特萊女士之墓”

責編：李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