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華網消息,據《上海商報》報道,首先是房地産業。1984年洛杉磯奧運的舉辦扭轉了整個南加州房地産的價格下滑趨勢;雅典奧運會則被稱為“奧運對房地産業拉抬作用最大的一屆奧運”。
其次是旅遊業和酒店業。巴塞羅那、悉尼和雅典都通過奧運“16天的全球焦點”成功展了城市形象,旅遊業、酒店業得到蓬勃發展。
一些主辦國和主辦城市利用舉辦奧運成功帶動了整個國家或地區的經濟起飛。韓國借助1988年奧運拉抬經濟,自申辦成功的1981年至1988年,經濟增長率平均達12.4%,使韓國的經濟實力得到顯著提升,被認為“成功邁入現代化行列”。
然而奧運-經濟聯動帶來的不僅是好消息。“後奧運低谷”現象更顯著除亞特蘭大奧運外,奧運舉辦後主辦國均出現經濟增長減速跡象,投資增長率也明顯降低。
中國自2001年申奧成功以來,為把2008年北京奧運辦成一屆成功、盛大的奧運不遺餘力,整個與奧運有關的投資額據稱更可能高達2800億元。當奧運曲終人散,中國經濟會否如一些經濟學家所擔憂的那樣,陷入“後奧運低谷”之中呢?
奧運經濟能否給中國一個驚奇
歷史證明,當一個國家在奧運籌備期間,恰逢本地區經濟高投入、高增長時期時,因基礎建設和投資規模本身就非常大,外資引進也較多,則奧運的大手筆、大投入往往起到錦上添花作用——即使奧運結束,由於整個國民經濟所受“後奧運低谷”效應的影響就會明顯降低。
自上世紀末中國經濟步入快車道,連續多年GDP增長在兩位數,去年增幅高達11.4%。由於整個中國的投資、基建攤子鋪得很大,原本應算作“大興土木”的奧運建設與之相比反倒成了滄海一粟,事實上,相比房地産業、製造業的泡沫,“奧運泡沫”只能説小巫見大巫,而在形成經濟過熱、推動CPI快速升高方面,前者的“功勞”也遠比後者更大。
有關方面自去年起已充分認識到經濟過熱的危害,開始實行從緊貨幣政策,奧運場館建設規模也因此得到一定控制,而外資引進更自2005年以來就由“來者不拒”轉變為“擇優引進”,引進總量開始回落。這一切對奧運後的經濟下滑,無疑有一定遏止作用。
有一種觀點認為,近7年來北京GDP增速高於全國平均速度約2%,比20年平均的1.3%要高近5成,這高出的部分,則應歸功於奧運經濟的刺激,而這種刺激的消失將使得後奧運的北京經濟受到衝擊。其實北京進入21世紀的許多新建項目既是奧運的需要,也同樣是北京城市功能完善和發展的需要,將之一概歸於“奧運經濟”,並預言奧運後其規模將萎縮,是不符合實際的。以包括全國所有地區在內的平均值估算北京城市建設和奧運經濟的關係,其數據是很容易失真的。
而且,在“前奧運經濟”已經得到一定程度控制的情況下,加上“5 12”大地震後災後重建的迫切需要,奧運結束而直接引發投資、建設規模萎縮的可能性空間進一步抵消。
北京奧運的投資結構不合理,總投資規模偏大,直接、間接投入比例嚴重偏高。奧運會投資預算數據顯示,北京市總投資2787.56億元人民幣,折合353億美元,佔21-29屆奧運會總投入的43.6%,是28屆的3.1倍。北京奧運會直接、間接投入比率高達0.94,較21—29屆奧運會的平均值高出0.16,較經濟風險最為嚴重的蒙特利爾奧運會還高0.2個百分點。
歷屆奧運會數據顯示,直接投入與間接投入的比值越接近1,主辦國的虧損規模越大,即産生經濟風險的可能性就越大。如第21屆蒙特利爾奧運會的比值是0.923,赤字高達15億美元。北京奧運會直接、間接投入比率高達0.94,為歷屆奧運會的最高比值,預示該屆奧運會蘊藏著巨大的經濟風險。由於某些勢力對奧運的安全構成威脅,屆時投入安保的資金仍可能大幅增加,這都構成對北京後奧運經濟的巨大威脅。
北京房價存在出現如巴塞羅那、悉尼那樣的“後奧運房地産泡沫破産”的風險;同樣,奧運後各主辦城市普遍出現旅遊業、酒店業大滑坡,北京屆時將承受沉重壓力和嚴峻考驗。
儘管如許多樂觀的專家所指出,北京GDP佔全國總量僅3.7%,但由此判斷奧運經濟對中國整個國民經濟影響不大並不科學。如前所述,GDP佔全國經濟比重巨大的城市,奧運經濟的影響未必消極,反之也未必積極,東京和漢城當時在全國GDP比重分別佔26.3%和27.7%,但前者“後奧運低谷”成為典型,而後者並不明顯。顯然,比重與影響這二者間並無直接對應關係。
另一些專家提到奧運可能對股市、人民幣升值等的影響,認為隨著奧運效應的消失,股市會滑坡,人民幣升值速度會降低,但個人認為這種擔憂可能是多餘的。 (陶短房 作者係旅加學者)
責編:趙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