駛向海洋——中國水下考古紀實

　　《駛向海洋——中國水下考古紀實》　　

　　文物出版社 出版

　　第一篇：發現南海一號

　　國人警醒，一樁拍賣一次震驚

　　水城，阿姆斯特丹，90個小島，160條運河和1200多座橋梁，編織出了一幅水入城中、人居水上、人水相依的奇異圖景；古老的石橋，精湛的鑽石工藝，古典學院派的畫廊，演繹著這座歷史文化名城的神奇傳説。鬱金香裝扮出的斑斕色彩和綠樹掩映下的安詳寧靜，交織出和諧的神韻，一座座古老的中世紀建築，一排排海風中緩緩轉動的大風車，勾勒出這座城市的遠古風情。

　　中世紀時，這裡還是一個地勢低窪的小漁村，一條阻擋海浪的大壩，讓它擁有了一個十分寫實的名字Amsterdam——水壩，也為這裡的人們開闢出了發展的空間。

　　當歷史的時鐘旋轉到16世紀的時候，小漁村已經發展成了世界著名的貿易港口，每日成千上萬艘往來的商船，使這個國家獲得了“海上馬車夫”的稱號。駐紮在這裡的東印度公司，像一架“海上馬車”，高揚起白色三角帆，用超過整個歐洲總噸位四分之三的龐大船隊，將挪威的木材、丹麥的魚類、波蘭的糧食、俄國的毛皮、東南亞的香料、印度的棉紡織品、中國的絲綢和瓷器， 在世界各大洲之間轉運，並從中獲取鉅額利潤。

　　1604年，當荷蘭一艘克拉克型的“凱瑟琳娜”號商船第一次把從葡萄牙人那裏截獲的十萬件瓷器運到阿姆斯特丹時，這些來自中國的瓷器，以其晶瑩剔透的質地，精密細緻的做工和充滿東方風情的圖畫，讓歐洲的貴族們如癡如狂，並從此以“克拉克”瓷之名，風靡整個歐洲。在差不多一個世紀裏，荷蘭銷售了將近2000多萬件中國瓷器。直到18世紀中葉，這一貿易依然興盛。

　　1752年冬，一艘荷蘭東印度公司的“哥德馬爾森”號貿易商船，滿載著中國的瓷器，從中國的廣州駛往西方，它的目的地是大西洋彼岸的阿姆斯特丹。然而，天有不測風雲，這艘船在航行了16天以後，于 1753年1月3日不幸觸礁沉沒。

　　根據荷蘭東印度公司的檔案，“哥德馬爾森號” 建成于1747年7月10日，船寬42英尺，長150英尺，載重1150噸。從廣州港出發時，船上有112人，包括一名英國旅客和16名英國流亡水手。船長摩萊爾在船上備足了五個月的給養，及全副武裝。這場悲劇釀成80人屍沉南中國大海。倖存的32人，駕著兩隻小艇在一週以後到達巴達維亞。

　　沉船上裝載的黃金，使人們對生還者心懷疑竇，水手長梵狄克因此蒙受不白之冤。誰也沒想到，還他以清白的竟是一個20世紀的撈寶者。

　　邁克爾?哈徹，英國人，被稱為“職業撈寶人”，黃頭髮，赤紅臉，長得五大三粗，20世紀70年代末開始從事打撈沉船的行當。1984年5月，哈徹用了十周的時間，探測到了這艘沉船，並且將船上的貨物——15萬件瓷器，全部打撈出水。與這些瓷器同時出水的還有：125塊産于南京的金錠；兩門刻有荷蘭東印度公司縮寫字母VOC的青銅鑄炮。

　　儘管不懂得瓷器，但哈徹的運氣實在是不錯。此前，他已經接連撈起過三艘中國沉船，不僅讓他經濟上收穫頗豐，而且由此名聲大噪。沉船上數十萬件的中國瓷器，引發了世界性中國外銷瓷研究的熱潮。

　　據哈徹説，“哥德馬爾森號”上的瓷器是包裹在茶葉和綠豆當中的，經海水一泡，全被結實地固定在一起了。 在瓷器中間放置茶葉和綠豆，是為了減輕震動，降低運輸過程中的破損率，而瓷器中夾帶的茶葉，本身是深受歐洲人歡迎的商品。這是智慧的古代海商採取的最經濟的包裝方式。

　　一年後，哈徹把15萬件瓷器，交給了荷蘭嘉士德拍賣行。

　　一次拍賣數量如此之多的中國文物，對荷蘭嘉士德拍賣行來説，前所未有。消息傳開，很快在全球引起了轟動， 一時間拍賣會成了荷蘭媒體爭相報道的熱點。

　　中國駐荷蘭使館是通過媒體得知此事的。一個外國人，拍賣這麼多的中國文物，之前他們並沒有接到國內的任何通知。為了弄清事情的真相，大使館急電國內詢問此事，同時寄回了嘉士德的拍賣手冊。

　　大使館的緊急來電，引起了中國政府的高度重視，有關部門立即發出指示，責令國家文物局查清此事。

　　國家文物局文物處的楊林，在接到任務後，反復研究了國際海洋公約和世界各國海洋法的有關條文。面對這艘中國領海的沉船，面對這整整一船的中國瓷器，楊林想從這些法律當中找出能夠維護中國合法權益的依據。但是，所有的努力都是徒勞，因為哈徹的打撈過程是在極其秘密的情況下進行的，我方拿不出任何證據證明這艘船出自於中國領海。而當時關於我國海域文化遺産的保護問題，在我國的法律中還是一片空白！無奈之下，國家文物局派出了兩位資深文物鑒定專家馮先銘、耿寶昌前往阿姆斯特丹，以探究竟。

　　1986年4月的阿姆斯特丹，春風中還透著幾分涼意，盛開的鬱金香已經把這座城市渲染得五彩繽紛。一年一度的鬱金香節雖還沒有到，這裡卻早已是全球富商大賈和收藏名家的雲集之地。不過，這次，他們不是欣賞鬱金香的花客，而是為嘉士德的專場拍賣會而來，為了那滿滿一船的中國瓷器。

　　這座城市的博物館區，希爾頓酒店的二樓，嘉士德拍賣會的預展大廳裏，各種規格的杯、碟、盤、碗，15萬件瓷器，擺滿了一層樓的展櫃，全部是中國清代康熙年間的青花瓷。茶具約佔總數的三分之一，成套的西方式樣的餐具堪稱上品，一種雙柄的小杯，是歐洲商人專門訂制的咖啡具，還有一種繪有貴族族徽的瓷盤，最為精美。這些瓷器，雖然在海底沉睡了200多年，卻依然色澤青翠，光亮如新。端莊周正的大瓶，顯示出一種紳士的風度； 精巧靈秀的杯碟，散發著秀女的風韻；器物周身藍白相間疏密有致的繪畫，更透出中國水墨畫般的清新和淡雅。

　　一件青花山水漁獵紋盤，直徑17.7厘米，盤內是一幅鄉村漁獵圖。圖中一葉漁舟順流而下，水面漁鷹依稀可見；一行大雁結隊南飛，顯出幾絲秋意。 山石、樹木、亭閣相映成趣，釉下藍彩濃淡相宜。另一件青花瓷碗，外施單色青釉，內繪一支盛開的牡丹。圖案飽滿富貴，表現出典型的中國風格。

　　人們從沒見過這麼多的中國瓷器，情緒激昂近乎瘋狂。街上的人則相互詢問：“你們沒到拍賣場看嗎？瞧他們就像瘋子！”

　　這天一大早，希爾頓酒店一個能容納上千人的劇場式大廳裏，座無虛席，當天到會至少有1500人。

　　上午9點，隨著主席臺上一聲槌響，拍賣會正式開始。第一件拍品剛一亮相，拍賣師話音未落，幾百家買主已同時舉牌。坐在後面的人， 挺直身子用力舉著號牌，不停地揮動，生怕拍賣師看不見自己。坐在前面的人，則穩坐釣魚臺，眼睛直盯著拍賣師，不肯放過任何一次有利的機會。場內時而人聲鼎沸，時而鴉雀無聲，競價的熱潮一浪高過一浪，每個人都勢在必得，不肯相讓。

　　坐在前排手持1號牌的客人，正是來自這批瓷器故鄉的資深文物鑒定專家馮先銘和耿寶昌。他們受中國國家文物局委託，攜帶三萬美元趕往阿姆斯特丹，一是弄清事情的真相，二是選幾件民窯瓷器帶回國內，以豐富故宮博物院民窯瓷器的館藏。

　　由於拍賣數量太大，很多瓷器都按照類別幾十件甚至幾百件編成一個號，組合拍賣。不少瓷器都是經過十幾次輪番加價，最終以高於底價十幾倍甚至幾十倍的價格成交。一件小粗瓷茶缸，拍出了5251美元的高價，一組144件一套的餐具，以334156美元成交；一對平常的黃釉罐竟賣到了15000美元，相當於底價的26倍。

　　隨著拍賣師一次次槌舉槌落，一件件瓷器相繼物歸其主。

　　參加這次拍賣會的，很多都是在國際上享有盛名的大家。79歲的邁克爾? 巴特勒爵士， 酷愛中國藝術， 他的家族從1960年至今，已經收藏了近900件清代景德鎮瓷器。他曾打趣地對記者説：“我曾經失手把孩子摔在地上，卻從沒有因不慎摔過一件瓷器”。這次拍賣會上，一件“青花桃形酒壺”讓巴特勒著迷，幾經競價，最終得手。後來他把這件瓷器帶到中國，參加了2005年在上海舉行的中國海外瓷器展覽，讓很多學者和藏家一飽眼福 。

　　另一位香港著名的收藏家羅桂祥先生，是一間茶具博物館的創始人。這次他花重金將60件精品青花瓷收為家藏。後來，他將其中的一部分捐贈給了南京博物院。

　　拍賣會前後進行了九個月，約五千人前來競拍，世界各地通過電訊出價的約十萬人次，拍賣成交的總金額達兩千萬美元。

　　200多年前一次失敗的海上貿易和航行，200多年後一次成功的尋寶與拍賣，延遲的交易最終以出人意料的方式成交了。交貨地點居然還是阿姆斯特丹，但賣方不再是東印度公司，買方也不再是佩著族徽的歐洲貴族們。

　　在如此大規模的國際性拍賣會上，三萬美元實在沒有什麼競爭力。儘管嘉士德的工作人員給了中國兩位專家盡可能的照顧，但是，多數拍品的售價令人瞠目結舌，他們甚至沒有得到一次舉牌的機會。最後三萬美元分文未動，帶回了北京。

　　應運而生，中國水下考古初建

　　哈徹這次公然的盜寶與拍賣，震驚了整個中國考古界。

　　那一件件用烈火燒結的泥土精華，每一寸釉面都書寫著中國古代先民的智慧和創造力，是他們讓本無生命的泥土生發出感人的靈性， 這是歷史留給我們值得驕傲的寶貴遺産。

　　看著這些在國內見所未見、聞所未聞的外銷瓷器，輕而易舉地變成了非法佔有者的財富，而我們自己卻完全沒有發言權，每一位有責任心的文物工作者所想到的只能是：我們必須要有一支自己的水下考古隊伍！

　　1985年4月22日，就在馮先銘、耿寶昌到達荷蘭的同一天，一份《我國陶瓷專家建議重視水下考古工作》的報告，送到了國務院領導的案頭，並立即引起了中央、國務院有關領導的重視。

　　7月9日，馮先銘、耿寶昌兩位先生從荷蘭回國後不久，國家科委發展研究中心與國家文物局，聯合召開了一個座談會，討論如何保護我國水下文化遺産、如何開展我國水下考古事業。參加會議的有國內各大文博機構，以及國家海洋局、交通部、外交部等十多個部委及海軍的專家和高層領導。

　　1986年11月，“國家水下考古協調小組”成立，並召開了第一次會議。會上，就由哪個單位承擔組建中國水下考古研究中心的問題，進行了討論。

　　水下考古是一項耗資巨大的科研項目，而各單位經費緊張的狀況，讓與會的領導們連連搖頭。最後，著名考古學家時任中國歷史博物館館長的俞偉超教授主動承擔起了這項任務。中國歷史博物館水下考古研究室——中國第一個水下考古機構由此誕生。

　　中英探寶，南海一號驚現身影

　　廣東省陽江市東平鎮大澳村，是一個小得在地圖上都找不到的地方。這裡的海灣水域開闊，水深適宜，自古以來就是一處海船停泊的天然港口。多少年來，村裏一直流傳著一個關於“海底寶藏”的故事，也有人聲稱的確見過“海底寶藏”。

　　大澳村的黃海生，是一位有著40多年海上經驗的“船老大”，如今雖已年逾古稀，但年輕時的一次經歷，讓他至今記憶猶新。小時候他常聽老人們説，在離他們村不遠處的那片大海下面有一處“寶藏”，但那片海詭異無常、經常出事，是不能去的。年輕時的黃海生個性倔強，一天，在強烈好奇心的驅使下，他獨自駕駛著漁船駛向了那片神秘的海域。

　　黃海生來到傳説中的海域，並未發現有什麼異常，他停船撒網，靜靜地等了十分鐘，便開始收網。“剛一往上拉我就感覺不對，網特別沉，心想是不是捕到了大魚？”他用力收網，但很快就拉不動了。黃海生想，漁網可能被什麼東西絆住了。於是，他一頭扎進海裏，試圖解開漁網，當潛到大約20米深的時候，黃海生看到了讓他終生難忘的一幕：“竟然是一艘體形龐大的船，船頭船尾還有桅桿，都能看清楚，我的漁網就纏在那根桅桿上，上面密密層層不知纏了多少層漁網”。巨大的海水壓力不容黃海生多停留，他使勁地扯下漁網，迅速向海面浮去。讓黃海生意想不到的是，這次冒險經歷，竟使他成了這艘古代沉船——“南海一號” 的第一個目擊者。此後，直到1987年，這艘沉船才以一種偶然的方式再次進入人們的視野。（很多參加過南海一號調查的水下考古隊員，對大澳村有人見過南海一號的事，都眾口一詞地説：根本不可能！理由是南海一號被埋在淤泥之下， 他們用現代化的儀器很長時間才找到，更何況這一帶海水能見度很低，所謂“看到了大船”純屬是臆想。也許漁民的説法有些誇張，也許黃海生並沒有看到整條沉船，但他至少看到了桅桿，因為他的網確實就挂在上面。而且，據後來的調查，南海一號船頭船尾各有一塊巨大的凝結物露出淤泥，因此，黃海生見到這條大船可能性還是很大的。）

　　在荷蘭海洋圖書館裏，存放著數不清的航海日誌、海事法庭的文書，以及許多有關荷蘭海運史的歷史文獻。1987年，英國一家海洋探測公司，在航海圖書館裏，查到了一艘古代商船的原始記錄。資料顯示，該船名為“YHRHYNSBURG”號，屬東印度公司，長42米，載有白銀6箱，錫錠385.5噸，于17世紀在中國南海沉沒。為了尋找這艘荷蘭東印度公司未能歸航的貨船，英國海洋探測公司提出要和中國合作，共同打撈這艘沉船。

　　與法國、德國等許多歐洲國家一樣，英國允許私人打撈沉船。他們只需要在發現沉船以後，到有關部門辦理必要手續，就可以得到政府預支的25萬英鎊的經費，而沉船打撈之後所獲得的利益，他們分得30%作為回報。

　　英方向我們提出合作的，是一家專業從事商業打撈的海洋探測公司。1987年8月份，經研究，中國救撈總公司同意了英方的申請，決定與他們合作，共同打撈這艘“YHRHYNSBURG” 號沉船。我方承接這一任務的是廣東省救撈局。

　　在中國水下考古研究室正式成立之前，中國海域的沉船探測工作，意外地被英國人拉開了序幕。而讓人們始料未及的是，他們竟然意外地與南海一號相遇，並險些讓它遭到被毀的厄運。

　　當時英國人租用了一條新加坡的打撈船。參加打撈的英方工作人員，是完全沒有考古專業背景的潛水員。當時，船上除了一台旁側聲納儀，沒帶任何與水下考古有關的儀器和工具。在沉船打撈行業內，流傳著這樣一句話：打撈容易，搜尋難。儘管英方人員根據文獻記載畫出了沉船的準確位置，探測定位工作進行得依然很不順利。 英國人一面用旁側聲納儀在海面上循環往復地掃描，一面在熒光屏前仔細地研判著由海底反饋的每一個可疑信號，只要一發現海底有突起物，他們就把船上的抓鬥機放下去亂抓一通。

　　突！突！突！工作船不停地發出疲憊的聲響，探測儀在漫無目的地掃來掃去，坐在熒光屏前的工作人員，不時地閃現出無計可施的眼神。十幾天過去了，這條東印度公司的沉船，始終沒有出現在人們的視線裏。從英國人的臉上可以看出，他們對這次打撈已經不再抱什麼希望。

　　就在他們極度失望的時候，熒光屏上忽然顯示出一組可疑的信號，海床上發現了一處異物！為了確定可疑物體究竟是什麼，救撈局的一名潛水員，迅速潛到了水下。一根2米多長的桅桿，出現在了他的眼前，桅桿直立在佈滿淤泥的海床上，桅桿上密密實實地挂著一層又一層的漁網。

　　英國人聽説發現了沉船，頓時興奮起來，他們開始迫不及待地用抓鬥機在海底亂抓，其中一斗竟不偏不倚將桅桿抓斷了。

　　英國人的行為很快被廣東省救撈局制止了，因為，按照合同的有關條文，這不是那條荷蘭沉船。救撈局以最快的速度將南海發現沉船的事情上報了廣東省文化廳，文化廳又上報了國家文物局。中英合作打撈工作就此停止。

　　後來，三聯生活週刊採訪了參與1987年合作打撈的救撈總監黃景。據黃景先生回憶説：“當時英國公司為了節省成本，縮短工期，採用了最簡單的打撈方法。一條2000噸的駁船，一架100噸的吊機，發現海底可疑物體，就把1噸多重的抓鬥放到海裏去抓。東西抓上來之後，除了部分金屬器件完整外，幾百件瓷器一下子都爛成了碎片。”

　　英國人意外碰到的這條船，就是黃海生見到的那艘古船。“南海一號”就這樣猝不及防地第二次出現在人們的視線裏，攜帶著近千年的美麗記憶。

　　在這次打撈出水的文物中，有一件長170厘米的銀質腰帶比較獨特，它由無數小的金屬環扣連接而成，表面鎦金，兩頭裝有鉤扣，製作精美，它的形制和工藝特徵，都與我國以往出土的腰帶明顯不同，應不是出自中國的産品。

　　這次打撈出水的文物，主要有瓷器、銅器、錫器、鍍金器和鐵器等，一共247件。所有的出水文物都顯示出我國宋代器物的典型特徵，所有的文物都發出同一個信息：這是一艘宋代的沉船！

　　由於打撈沒有按照考古發掘的程序進行，出水的文物和它們在水下的保存環境、堆積形態完全分離，致使這批珍貴資料的科學性大打折扣，讓人們很難在水下考古的命題下評價這次打撈活動的學術價值。原國家文物局副局長黃景略曾對記者説：“出海遠航的船是一個單一性的社會，人們會把那個年代最必需的生活用品帶上船，這種高度濃縮過的歷史標本，將向我們揭示那個時代的海上貿易方式和船員生活方式，提供給我們地面上無從捕捉到的信息，能大量再現真實可信的歷史細節。”這或許就是水下考古的本質意義所在。

　　揚帆試海，出征深海牛刀小試

　　1987年，就在英國人提出與我方合作打撈“YHRHYNSBURG”號沉船的時候，中國成立水下考古研究室的計劃也正在進行中。

　　張威，1978年考入北京大學考古係，經過四年的專業學習後，被分配到中國歷史博物館從事考古工作。就在他工作的第五個年頭，發生了一件令他的職業生涯出現重大轉折的事情。

　　這一天，中國歷史博物館館長俞偉超教授找到張威，與他進行了一次重要的談話。俞先生問他身體健康情況如何，會不會游泳，又問他英語水平怎麼樣。之後，俞先生鄭重地告訴他，中國歷史博物館要建立國家水下考古研究室，領導經過慎重考慮，希望他能擔當起這個重任，為中國考古事業的發展開闢一個全新的領域。這對充滿挑戰精神的張威來説，無疑是一個令人振奮的好消息。他欣然領命，並從那一天開始，為之不懈奮鬥了近20年。

　　廣東省救撈局與英國人開始合作打撈沉船的時候，張威和他的同伴楊林，已受國家文物局派遣，正在荷蘭參加北海沉船的發掘，接受實戰性培訓。這次學習歷時兩個月，共潛水14次，經歷了水下清理髮掘的全過程。中國水下考古的第一對潛伴，卯足了勁，要把先進的水下考古技術帶回祖國。

　　20世紀80、90年代，出國還被認為是一件幸運的事情，但是張威和楊林知道，他們此行重任在肩。每天都是超過十個小時的工作及訓練，他們沒有更多的時間去體驗異國風情。

　　到達荷蘭後的第一項任務就是學習潛水。張威跟隨荷蘭萊頓大學考古專業一位三星級潛水員學習。對張威他們來説，每天大運動量的訓練帶來的體力透支，不是什麼困難，飲食上的不習慣也不算太大的問題，最要命的是荷蘭人吃飯太秀氣，幾片麵包，幾根薯條，一盤湯，幾乎只相當於中國人早飯的數量，卻是他們每日的正餐。饑腸轆轆成了他們到荷蘭以後最初的感受。

　　潛水訓練只進行了一週，他們就初步掌握了輕裝潛水最基本的技術。他倆的勤奮，讓荷蘭的同行們讚嘆不已。很快他們便加入了荷蘭一艘代號為“Molengat” 的沉船發掘工作。發掘期間，他們每人一頂露營帳篷，可以自己做飯吃，生活總算沒有了問題。

　　這一年，荷蘭的氣候有些異常，總是陰雨綿綿。雖然是夏季，深海處水溫依然陰冷難當。他們與荷蘭人一起，每天4點半起床，一切準備停當，已是6點。工作船出發後，大約航行一 個多小時到達發掘現場。每天的潛水作業分為兩班，第一次下潛到9點結束，每人水下工作時間合計一個小時。按照潛水安全規定，兩次潛水之間必須保證六個小時的間隔。這樣，他們需要在船上休息到下午4點，接著進行第二次水下作業。等到工作結束起錨返航時已接近黃昏，回到港口已經是晚上9、10點鐘了。算起來每天在船上呆至少15個小時。在海上發掘期間，除了壞天氣不能出海，他們幾乎天天如此。荷蘭的學習生活讓他們既興奮又愉快。荷蘭專家們科學而嚴謹的治學精神，給他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89年底，張威、楊林作為中國水下考古第一批隊員，學成歸國。而此時，國際上的現代水下考古學已歷經20多年的發展，步入了它的黃金時代。

　　19世紀30年代，因為潛水面罩的問世，靠著水面供氣，人類向水底世界跨出了重大的一步。但是靠潛水面罩，人們只能潛入10米深的海水中。水深10米以下，壓力就超過一個大氣壓，潛水面罩就解決不了深水供氣問題，並且這種原始的潛水裝具既複雜又昂貴，潛水員都需要經過嚴格的專業訓練，才能勝任。考古工作者只能借助於潛水員的幫助，進行水下考古。

　　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法國人發明了“水肺”，解決了10米以下的水下呼吸問題，潛水技術才得以簡化。考古學者終於擺脫了對職業潛水員的依賴，可以親自潛入水下，對沉船遺址進行考察、發掘。

　　1960年美國考古學家喬治?巴斯應邀對土耳其格裏多亞角海域拜佔庭時期沉船遺址進行調查和發掘。從此，陸地考古方法被引申到了水下遺址的發掘。這是水下考古學發展史上的一個里程碑。喬治.巴斯也因此被譽為“現代水下考古之父”。

　　後來，美國人在地中海找到了古羅馬的多艘沉船，借此搞清了古羅馬的海運航線。與此同時，許多歐洲國家也迅速加入了水下考古的隊伍，使這一時期的港口史、航海史、海上貿易史、造船史等領域的學術研究得到了迅速發展。

　　可以説，中國水下考古事業的發生，是在國際水下考古事業蓬勃發展，全球商業打撈日益火熱，我國水下文化遺産保護形勢極為嚴峻的背景下催生出來的。張威等水下考古工作者任重而道遠。

　　1987年11月，中英合作打撈結束三個月後，中國水下考古協調小組召開了第二次會議，會議決定，對中英合作發現的南海沉船進行正式考古學調查。自此，中國水下考古進入計劃實施階段。

　　1988年4月，廣東省潛水學校迎來了一群特殊的學員。 他們不是普通的潛水愛好者，而是來自全國各個文博單位的考古工作者。在經過了一個半月的嚴格訓練之後，九名學員全都拿到了兩星級業餘潛水合格證。這意味著，我國有了第一支水下考古的專業隊伍。

　　兩個月後，作為潛水訓練的一次實習，張威和六名隊員，進行了一場“熱身賽”——對廣東省吳川縣沙角漩一處沉船遺址進行了調查。這次調查可謂是刀槍未備先上陣，所有的潛水設備，除了一套輕潛裝具外，其餘的氣瓶、呼吸器、面罩、腳蹼、壓鉛等，全是從湛江潛水運動學校租借的。在當地漁民的幫助下，他們完成了中國水下考古的第一次探摸。這是一條長僅10余米的小船，殘留的木質船板已遭嚴重蛀蝕，採集到的一段殘破的銅質徽記表明，它是一艘外國製造的木船，但沉船的年代無法確定。

　　中國的水下考古帶著熱情和夢想，就這樣艱難起步了。

　　中日聯手，迎風搏浪再度出擊

　　1987年中國南海一號沉船的發現，吸引了眾多人的眼球，與我國文物部門商談過合作的國家和國際商業組織就不下幾十個。其中包括一些國際知名水下考古研究機構，如澳大利亞阿德萊德大學、美國德克薩斯大學，以及日本水下考古學研究所等。

　　如果説當時聽到南海發現沉船的消息，中國考古工作者還只能當成一個故事，那麼現在，潛入海底探摸，已經是我們自己的水下考古隊伍能夠做到的事了。但是，經費不足又成了最大問題。

　　搞水下考古所需費用可不是一個小數目。同樣的發掘面積，水下發掘比地面考古要高出十倍多。這對經費本來就十分緊張的國家歷史博物館來説，無疑是一個很大的負擔。然而，面對“南海一號”，這艘發現于南海主航道——海上絲綢之路上的古代沉船，考古發掘意味著什麼，每個人都很清楚。

　　為了解決發掘經費，俞偉超教授奔走在日本和中國之間，經過一年多的積極努力，促成了中國與日本水下考古研究所的合作。由此大大減輕了中國水下考古研究中心的經費負擔。

　　1989年11月，“中日聯合南海沉船水下考古調查隊”在廣州正式成立， 俞偉超教授擔任隊長，副隊長是日方的田邊昭三教授。 張威、楊林、王軍、劉童童、徐海濱、尚傑等六名中國考古工作者參加了調查。日方除了吉崎伸等五名考古隊員外，朝日電視臺還派出了一個攝製組跟蹤報道。調查所用工作船“穗救201”、“穗救205”由廣東省救撈局提供。這時，張威和楊林剛剛結束了在美國德克薩斯州大學海洋考古係為期半年的專業培訓回國不久。（從荷蘭回國後，為了更系統地掌握水下考古學理論和技術，張威和楊林又被送到了美國，師從“考古學之父”喬治?巴斯博士。）

　　16日下午4點，全體隊員登上了“穗救201”海輪，20分鐘後，一聲長嘯，起錨出航，中國水下考古的大幕就此拉開。

　　大海是美麗的，旭日躍升，斜陽西沉，展千般風情；海天一線，碧藍如洗，惹萬般遐想。但如果你真正有過一次在大海上航行的經歷，感受就不僅僅是浪漫了。

　　201號工作船剛剛駛出港口便迎面遇上了五六級大風。大海是廣闊的，寬容的，可一旦發起怒來，卻是瘋狂的。當五六級大風把推力傳遞給海浪時，能量驟然上升，其所産生的衝力，可以把萬噸巨輪掀翻。即使在海風平靜以後，不斷推進的涌波也足以把船上的人搖晃得頭暈目眩，嘔吐不止。 而今天的浪足有兩米高。不停上下顛簸，左右搖擺的船身，早已超過了人們的平衡能力。船上的人，腳下像是沒了根，跌跌撞撞的步態，顛倒乾坤的暈眩，倒海翻江的嘔吐，讓許多年輕人都心悸不已，而這對年近六旬，身體本來就羸瘦的俞偉超教授來説，無疑是一種超體能的考驗。但此刻的俞先生卻顯得格外沉靜，他知道大家都在看著他。

　　沉船位置的確定是水下考古首先要解決的問題。沉船定位，要做兩件事，一是要在完全沒有地標地物的茫茫大海上，用聲納儀器，對可疑區域進行地毯式掃描，二是通過GPS全球定位系統，準確標示出沉船所在位置的精確讀數。

　　張威他們乘坐的201號船出發之前，另一艘工作船——205號，已經先期到達了沉船海域。船上的工作人員來自中國地質礦産部第二海洋地質調查大隊，他們是來協助聯合考古隊工作的。船上的掃測設備，全部來自地質調查隊。由於海面風浪大，205號的掃測工作進行得十分艱難。張威他們出發時，沉船定位仍毫無消息。當晚，201號只好停泊在附近的沙角港等候。

　　在科學技術已經高度發達的今天，先進的設備可以幫助人們做很多的事情。目前可以幫助人們在海底進行探測的儀器，主要有兩類，一類是聲波處理儀，一類是磁波處理儀。這次沉船掃測定位工作，地質調查大隊採用了美國80年代的新産品——SMS-960型海底掃描系統。這是一種旁側聲納儀器，使用計算機處理海底聲學信息，能準確地繪製出海底平面圖，掃描概率可達100%。

　　第二天上午，召開全體潛水人員會議。大家認真討論著水下探摸的所有細節：每組隊員下潛的順序；擔負的任務；每一對潛伴的相互配合，每一個步驟的銜接，潛水作業的時間；返回水面的速度、中途停留的時間等，都作了盡可能詳盡的安排。所有這些細節，在每次潛水之前，都必須約定好，每人都必須嚴格按照事先的約定去做。因為個人的任何擅自行動都有可能帶來水下作業秩序的混亂，甚至導致危險的發生。

　　俞偉超教授知道，與有著多年潛水經驗的日方隊員相比，中方隊員拿到的只是潛水學校一個兩星級的業餘潛水合格證。他們畢竟是第一次在這樣惡劣的海況下潛水，危險系數較大，這位老者不禁有些擔心。儘管自己已經是三天三夜水米沒沾牙了，他還是找來了每一位中國隊員和他們一一談話。俞教授輕緩的語調讓隊員們感到了他發自內心的關切，這使在場每個人都十分感動。俞教授一再強調如果他們自己覺得有問題，可以選擇不下水。但是，大家既然已經登上了這艘航船，就不可能輕易言退，這一刻，他們別無選擇。

　　地質調查大隊經過三天的工作，掃測面積0.35平方公里，17日下午2點40分，終於確定了沉船的位置，拋下了定位浮標。

　　焦急等候的考古隊員們，已經在海上顛簸了三天三夜。“沉船遺址已經定位，201號可以駛往現場！”205號輪上傳來的好消息，使隊員們一下子興奮了起來。尤其感到興奮的是張威他們，因為， 這將是歷史性的一刻，他和他的隊友們將親手翻開中國水下考古的第一頁。他們將與在海底沉睡了800多年的沉船握手。

　　接到指令後，201號急速向工作現場駛去。此時海上風力至少有六七級，海浪一個接一個迎面撲來，浪峰不時地涌上船來，舔著甲板。他們頂著風浪連夜急駛，第二天早上8點，趕到了205號所在的下川島，並於當天中午駛往預定海域。

　　風浪太大了，201號前後花費了三個多小時，兩次拋錨定位，直到5點多，才把船位舶好，而這時已經過了平潮的時間，當天的潛水作業只能作罷。

　　南海沉船遺址的位置，正當珠江入海口的西岸，由於河流沿途被排入了大量的廢水，造成了這一帶海水的嚴重污染。 漲潮時，外海海水涌向岸邊，短時間內，能見度偶爾能達到20-30厘米，退潮時，岸邊的渾水涌入海裏，海底變得渾黑一片。而潮水漲落時所形成的暗流，更讓人們難以想象它的巨大力量。一位有著多年潛水經驗的考古隊員曾經説，在能見度幾乎為零的海底，只要你的手離開海底固定物兩秒，就早已不在原地，甚至完全無法知道自己被暗流衝到了什麼地方。

　　設想一下，即使是在陸地，如果身處一個完全陌生的環境裏，伸手不見五指，要你完全憑感覺去尋找一件你從未見過的東西，而周圍可能危機四伏，其困難程度和面臨的心理壓力會是怎樣的情形？然而，這卻是每個考古隊員必須度過的心理關口。

　　19日上午，風力4級，浪高1米，海水錶層能見度2.3米，海底能見度0米。水下探摸正式開始。9點15分，廣東省救撈局的一名優秀職業潛水員首先入水，他曾參加過兩年前那次中英合作打撈。28分鐘後，水下電話裏傳來了好消息：發現沉船！在能見度為0米的海底，所謂發現並不是目擊，而只是摸索到了。

　　第一個摸到了沉船的中國潛水員，為了確保第二個下潛的隊員能找到目標，一直等候在原地。當日方隊員潛到海底，找到中方隊員，摸到沉船遺址的時候，那位潛水員在海底停留的時間已經超過了安全潛水的規定時限，他浮出水面後，立即被同伴送進減壓倉進行治療。這讓所有在場的日本人都十分感動。

　　第二位下潛的是經驗豐富的日方隊員後藤，潛水時間15分鐘，他在沉船遺址上設置了一條入水繩，這條相對固定的繩索，作用是十分重要的，它不僅是判斷沉船位置的參照物，也是確保潛水隊員能回到船上的標誌。在幾乎是一片漆黑的海底，指南針和潛水錶完全失去了作用，潛水隊員唯一能判斷出來的方向就是上下，因為他們吐出的氣泡肯定是向上運動的。之後下潛的是兩位日本隊員，他們繪製了一幅遺址平面圖，水下作業共15分鐘。

　　輪到張威潛水了，他走到船邊，面向大海，調整了一下自己緊繃的神經，整了整係在腰間的壓鉛，抻了抻充滿空氣的潛水背心，然後，用手按住潛水眼鏡，向前一個大跨步，騰身躍入水中。海面濺起了一簇雪白的浪花。緊接著，他露出水面，用右手點了點自己的頭頂，“一切正常！”這是潛水員入水後的規定動作，隨即，他遊向入水繩，與日方隊員一起，向海底潛去。

　　水裏一片昏黑，越向下光線越暗，接著就什麼也看不見了。張威努力保持著鎮定的情緒，他不想在日方隊員面前示弱，儘管對方比他經驗豐富得多。他不停的擺動著雙腿，不久，就感到自己腳蹼觸到了海底。這裡水深大約是24米，他明顯感覺到了海水的壓力，鼻竇和耳膜很不舒服，潛水服就像繩索，緊緊地裹在身上。潛水背心的浮力，讓他無法站穩。他按了一下腰間的按鈕，排出了一部分空氣，讓自己處於中浮力狀態（即壓鉛的重量等於自身的浮力），感到行動自如了許多。

　　海底，昏黑一片，吐出的氣泡像是賽跑，一個勁地往上冒。他們呼吸的聲音被海水放得很大，憑感覺他知道日方隊員就在身邊，於是，他開始向前摸索。張威的手始終扶著海底，努力控制著身體的平衡。海底是一層結成硬殼的淤泥，似乎很平坦，沒有什麼突起物。他找到了水面浮標繩拖墜下來的沉塊，這是搜索的定點標誌，然後，繼續向前搜尋。一圈，兩圈，搜索的範圍在逐漸擴大。

　　忽然，他感覺他的手碰到了一個凸起物，摸了摸，表面很粗糙，但不是礁石。他用自己的手臂量了量，大約高出海床30厘米。接著，他又摸到了一塊硬物，像是一小片木板，感覺像是船板，這時他斷定那塊突起的東西應該就是沉船的凝結物。他不知道已經過了多長時間，抬起左手手腕，湊到臉上，睜大眼睛，想看看潛水錶，但是徒勞，表上的指針根本看不清楚。憑感覺，他知道時間已經差不多了。於是，放掉了潛水背心裏的全部氣體，然後用手勢告訴潛伴，該出水了。張威順著潛水繩浮出了水面，帶回了那塊船板。張威在水下的這一系列動作十分順暢，無懈可擊。

　　下一組是楊林、王軍結伴下潛。王軍是在日本學習的潛水。畢竟這是他們第一次獨立水下作業，心裏多少都有些緊張，他們拉著手，潛到了海底。依然是伸手不見五指，楊林感到同伴的手一直握得很緊。他們圍著沉塊作了幾個圓周式搜索，沒有新的發現。23分鐘以後，他們浮出了水面。

　　之後下潛的隊員，還希望能有更大的發現，但是始終沒有新的收穫。零能見度下拍攝的照片，基本上是模糊一片。最後，日方的後藤收回了入水繩，調查工作就此結束。下午5點30分，201號返航。

　　這次調查共進行了五天，潛水九人次。由於能見度太低，試圖給遺址拍照的計劃最終落空，繪製的遺址圖，僅有1平方米左右。一位日方隊員摸到的一小塊刻花瓷片和張威摸到的那片船板，成了此次調查最重要的收穫。

　　就是在這次調查中，這艘沉船被正式命名為“南海一號”。

　　張威在他的《南海沉船的發現與預備調查》一文中這樣寫道：

　　“ ——獲得了南海一號沉船的準確位置：這是在中國的水下考古學領域，第一次應用聲納等現代科學技術與潛水探摸相結合的方法，成功地探測確定了古代沉船的準確位置。

　　——進一步確定了南海一號沉船遺址的性質；初步了解到遺址表面現存狀況為面積約1平方米、高約30厘米的凸起物，推測大部分船體可能已被泥沙掩埋。

　　——獲得了沉船海域海況、氣象等方面的第一手資料；明確了今後工作要解決的首要問題是如何克服海水透明度極差的困難。”

　　“一塊瓷片，一片船板，面積約1平方米、高約30厘米的凝結物”——這就是第一次調查的最大收穫。

　　與英國人那次打撈相比，張威的運氣實在不是太好。他們一直非常希望南海一號的調查探摸能繼續下去，但最終因經費問題無法解決，而被迫擱淺，此後一擱就是十幾年。當他們再次來到南海，與沉船第二次握手時，已經是2001年的事了。

　　弱勢無道，厲兵秣馬養精蓄銳

　　“南海一號”試撈的十年（1989-2001年）間，國際性商業打撈機構正越來越多地進入我國海域，而英國人哈徹自1984年成功打撈“哥德馬爾森”號後，更是把在中國南海的尋寶故事演繹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

　　1999年4月，為了在南海尋找一艘100多年前遇難的沉船，哈徹的打撈隊已經在香港附近海域連續勘探了一個多月了。他們使用聲波定位儀和磁強儀，一直在不停地掃瞄海床。這些裝備在當時都是最先進的，每天一萬美元的成本，已經讓哈徹花掉幾十萬元了。

　　5月10日晚，聲波定位儀上顯示出不規則的海床，但磁力計並沒有顯示出太大的異常，因此並沒有引起探險者們的注意，因為他們在此前碰到過太多類似的情況，最終證明只是暗礁或廢棄的小遊艇,甚至只不過是只廢錨而已。而剛好在此不久,他們丟了一條小船，這件事分散了他們的注意力。直到12號他們才想到要重新核查10號晚上的發現。當潛水員潛入深達30多米的海底，他們首先看見了一個又一個的直徑達一米的鐵環，然後發現了一處小山似的堆積，高4米，方圓足有400多平方米，竟然全是瓷器！他們可以清楚地辨別出這些瓷器有杯子、盤碟、碗、罐、花瓶等。哈徹喜出望外，他找到了他想要的東西。

　　沉船的位置、船隻的規模、船上的貨物及眾多遇難者的遺骸，為研究者提供了有力的證據。英國著名海難研究專家尼戈爾?匹克福得在認真查閱了大量歷史文獻之後，肯定地認為，那艘沉船就是1822年1月在中沙群島觸礁沉沒的中國清代商船——“泰星號”。

　　“泰星號” 是一艘長50米，寬10米，重1000多噸的巨型帆船，船長名叫遊濤蔻。1822年1月14日，“泰星號”從廈門港出發，駛往爪哇（今印尼）。也許是由於當時海盜在老航線上頻繁出現，來往商船經常遭到搶劫, 也可能是因為船上裝載了太多的人，船長想儘早趕到爪哇，“泰星號”在航行期間，突然改變原來的航向，駛進了一條通往菲律賓的新航線。不幸的是，當船駛到中沙群島時，船體不慎觸礁，船身入水，在1小時後迅速沉沒。

　　“泰星號”遇難時，船上載有2000多名乘客和船員，乘客中有商人、學生，還有大批外出謀生的中國勞工，他們當中有很多是舉家移居的。遇難者年齡最大的是年過七旬的老人，最小的僅僅六歲。 作為壓艙石，船上同時裝載著上百萬件中國瓷器。

　　泰星號離港時，還有另外一艘小型的帆船與它同行，在“泰星號”發出求助信號後，小帆船的船員立即上前營救，但是僅僅救出了18名乘客。因為擔心自己的船會超重沉沒，小帆船未敢進一步施救。

　　兩天后，一艘滿載鴉片由印度去往印尼的“印第安那號”（Indiana）英國貨輪，途經“泰星號”遇難海域。船長是前海軍上尉詹姆斯.珍珠，他率領船員冒著生命危險，又救出180名在海上漂流了兩天的倖存者。2000名乘客，最後只有198人死裏逃生，其餘人全部葬身海底。此次海事遇難者比後來的“泰坦尼克”號還要多200人，“泰星號”也因此被人們稱作“東方的泰坦尼克”。

　　“泰星號”是一艘客貨混裝的商船，船底部裝滿那個時期在歐洲十分暢銷的中國德化窯的瓷器，達100萬件。讓人們完全無法理解的是，為了在收藏市場上謀取更多的經濟利益，哈徹竟將其中的60萬件打碎，把剩下的35.6萬件運往德國交給了內戈爾拍賣行。即便如此，這麼大數量的瓷器僅憑當時歐洲的文物市場還是無法全部消化，於是拍賣行在世界範圍內尋找買家。據説，這場持續了九天的拍賣會最終的總成交額高達3000多萬美元。

　　哈徹打撈“泰星號”的時候，我國正式頒布實施《中華人民共和國水下文物保護條例》已有十年。該條例規定，對於遺存于中國領海內以及依照中國法律由中國管轄的其他海域內的文物，無論其起源於中國或起源於外國，均屬中國所有；對於遺存于中國領海以外的其他海域以及公海區域內的起源於中國的文物，中國享有辨認器物物主的權利。

　　對於哈徹的非道義行為，張威和我國有關方面的專家，向國際組織提出了抗議。要求他遵守1982年制訂的聯合國海洋公約，與文物的來源國中國共同協商這批文物的處理辦法。張威氣憤地説：“哈徹已經不是第一次這樣做了。”“雖然尚不清楚瓷器被打撈的確切地點到底是哪國的領海抑或公海，但是，這一活動的非道義性是不言自喻的。”

　　遊弋在我國南海的“撈寶者”一次次不道義行為，深深地刺痛著中國考古工作者的心。而此時，張威想的是：要想戰勝對手，就必須使自己變得比對手更強大。

　　早在1989年12月，中日合作調查結束一個月以後，在澳大利亞阿德萊德大學的幫助下，中國水下考古隊的隊員們再一次接受了更加嚴格的職業培訓，這次訓練又增加了幾名新學員，他們是來自福建的栗建安、林果、吳春明。培訓內容包括潛水、水下考古理論、水下考古調查、水下發掘技術、水下繪圖、攝影以及計算機應用等。第二年2月，全體學員又在福建連江定海進行了為期三個月的實習。參加培訓的11名學員都拿到了兩星級國際潛水證書。

　　這之後的十幾年裏，他們一直沒有停歇。連續在福建連江縣定海，海南文昌縣寶陵港，山東蓬萊虛裏、長島，廣東新會縣官衝鄉，福建長樂縣大祉鄉，以及長江三峽進行了多個水下考古項目，戰線長達數千公里，範圍涉及渤海、黃海、東海、南海四大海區。其中從1991年9月到1997年6月，對遼寧綏中縣三道崗元代沉船的連續發掘是其中最重要的一個項目。這次發掘被評為1997年中國十大考古發現之一。2001年，《綏中三道崗元代沉船》出版，這是中國水下考古的第一本報告。

　　“遼寧綏中縣三道崗海域元代沉船的勘查與發掘，是我國首次全憑自己力量來實現的一項正規的水下考古工作，歷時六年，本書全面記錄了此項工作，並詳細介紹了發現物， 是我國第一本水下考古的正式報告”。這是我國著名考古學家俞偉超教授在該報告序言裏的一段話。

　　曾有一位年輕的英國學者問俞偉超教授，“水下考古的經費開支極大，中國還那麼窮，你們為什麼現在就要搞水下考古呢？”俞先生回答説：“中國的水域那麼遼闊，自古以來，通過海上，東邊和朝鮮半島及日本列島發生聯絡，南邊與南洋群島發生聯絡，往西通過印度洋又和歐洲發生聯絡，我們不搞水下考古行嗎？”

　　如今俞偉超教授已經與世長辭了，但他那執著關注我國水下考古事業的精神卻時時激勵著現在仍堅守在中國水下考古戰線上的同仁和戰友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