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圓法治》：許傳璽：歸國五年

CCTV.com 2007年11月27日 15:51 來源：

　　6月8日，星期五，晚上9點，中國政法大學中美法學院辦公室。他，藍白細紋的襯衣，熨帖的西褲，安靜地坐在並不寬大的黑色辦公椅上回答記者的提問，字斟句酌，聲音低緩。偶爾的"蘇格拉底式"提問讓記者有些措手不及。

　　十幾平方米的房間裏，影印機、傳真機、飲水機一字排開，此外還有兩台電腦（一台個人電腦、一台院辦電腦）、兩個書櫃、一個沙發。擺滿論文、書信和各種文件的辦公桌後垛著尚未拆包的由他主編的《美國法律重述漢譯叢書》，桌上的日曆牌裏夾著附近快餐店的訂餐卡。


	許傳璽

　　在很多人眼中，他是一個令人羨慕的天之驕子： 15歲以山東省高考外語類第一名的成績考入北京大學英語系。4年後，他又以第一名的成績考取了北大國際政治係中西文化比較研究方向唯一的碩士生。1990年留學美國，並分別於1996年、1999年獲得耶魯大學社會文化人類學博士和哈佛大學法學博士。同年，他加入美國寶維斯國際律師事務所，擔任駐紐約總部律師，負責公司法方面的法律事務，包括部分財富500強公司的對華業務。

　　2002年底，他開始走進公眾的視野。中國政法大學校長徐顯明親自邀請他回國組建中國政法大學中美法學院並出任院長，從此開始在我國復興比較法及美國法研究的嘗試。2004年，他當選美國法律研究院院士，成為美國法律研究院的第8位亞洲院士，也是該院院士中第一位中國大陸學者。

　　有人説他一帆風順。

　　其實，他每一步都走得辛苦。

　　85歲高齡的法學界前輩潘漢典曾經打電話給他説：“你現在是一個人撐著一座大廈，一定得保重身體。”中國政法大學前校長、終身教授江平先生曾評價他在美國所取得的成績“是中國人的光榮，也是我們共同的驕傲。”

　　面對回國後所遇到的困難，他只對記者説了一個詞--"忍耐"。

　　他就是38歲的許傳璽，中國政法大學中美法學院的創辦人、院長。

　　學院之初

　　知識的存在價值，在許傳璽看來，就是被恰當地、負責任地用於改善社會。

　　這是一棟三層的小樓，外表陳舊，坐落在法大研究生院茂密的樹林深處。

　　205房間是許傳璽的院長辦公室，也是中美法學院最初的一間辦公室。

　　許傳璽的同事，踏實肯幹的辦公室主任尹超告訴記者，這個房間很有紀念意義；學院的很多開創性工作都是在這裡開展的。他2004年碩士畢業後留校工作至今，成為建院之初除院長許傳璽、教員郝維華之後的第三人。

　　“有時候，下午三四點鐘會接到許老師的電話，讓我給他訂份盒飯，因為他早、午飯還沒有吃。"尹超説。

　　知識的存在價值，在許傳璽看來，就是被恰當地、負責任地用於改善社會。回國之初的他全身心地投入到中美法學院的創辦之中。

　　他把自己的電腦、傳真機、打印機、車輛都用於學院辦公；缺少教員，他就動用自己多年的學術聯絡邀請相關教授、專家過來講課；有些行政人員的聘用手續沒有及時落實，他就用自己的積蓄給他們開了一段時間的工資。

　　許傳璽幾乎將全部時間和精力都撲在了工作上，即使放假回老家看望母親，也是時間很短就匆匆返回學校了。

　　許傳璽的博士生和育東告訴記者，"我到許老師的辦公室，經常見他一邊吃著盒飯，一邊在電腦前工作，好像從不知疲倦似的；晚上他休息得也很晚，我跟他討論問題，經常是在晚上十點多在電話裏討論"。

　　尹超説，許老師經常和他加班到整個辦公樓熄燈，被樓下的保安催著出去。他自己的習慣也因為許傳璽改變很多：他晚上不會再關手機，因為隨時會接到許傳璽的臨時通知；他做任何資料都要留一個備份，以防意外丟失；他會逐字逐句檢查學院材料；他不再隨意地把學院聘來的外國教授叫做"老外"了......

　　可是有一樣沒變。他們經常在勞累之餘玩"挖地雷"的電腦遊戲。迄今，他還破不了許傳璽的紀錄，"初級速度--10個雷兩秒，中級—40個雷22秒，高級—99個雷78秒"，他笑著説。他眼裏的許傳璽，要做就做到最好。

　　2003年加入中美法學院的郝維華博士最初是學院的行政助理。她對許傳璽印象最深刻的是他身上的民主精神：院裏的重要決定從來不是院長一個人説了算，而是要召開一個院務會，聽取所有人意見後再做決定；院裏的課程設置也是尊重每一個老師的個人意願，盡可能給學生提供多元化的學術氛圍。

　　中美法學院于2002年11月正式成立，以美國法和基於美國法的比較法為教學和研究重點，2004年開始招收碩士研究生，2005年開始招收博士研究生，並同時參與對政法大學其他本科生和研究生的教學和培養。至今，學院已擁有15位全職教師，他們大多畢業于美國哈佛、耶魯等世界知名法學院，成為我國甚至整個亞洲一個非常獨特的法律學者群體。學院的第一屆碩士生也于2007年順利通過論文答辯，並已在法院、海關、知名律所及大型企業等單位找到理想的工作。

　　2007年底，中美法學院和美國明尼蘇達大學法學院聯合舉辦的法學碩士（LL.M.）項目將正式啟動招生，學員在北京和明尼蘇達分別完成規定學業後，將獲得明尼蘇達大學法學碩士學位。

　　五年努力，學院已經步入正軌。

　　回國之日

　　他在美國留學、工作近13年，但關注的始終是與中國有關的課題。

　　中美法學院，用中國政法大學校長徐顯明的話説，是以許傳璽為領軍人物、適應國內實際需要而建立的富有開創意義的特色法學院。

　　"1998年，我隨中國法學教育代表團訪美，許傳璽當時是旅美中國法學會主席。他在與代表團成員的交流中，十分關注國內的經濟、社會和法律發展。這種發自內心的關注，預示著其學術成績和中國實際必然要相互結合。我當時就認定，他是一個有志於回國服務、為國效力的人才。"校長徐顯明説。

　　2002年10月，徐顯明校長找到了短期回國探親的許傳璽，表達了希望他到政法大學、創辦中美法學院的意願。

　　在美國，讀完一個法學博士（J.D.）學位通常需要有極好的學術背景和能力，需要投入10多萬美元，而法學博士畢業後的收入也相當可觀。當時，許傳璽已經加入美國寶維斯國際律師事務所，年薪20多萬美元。

　　但是，當許傳璽得知徐顯明校長請他回來是要創建一所以中美比較法為重點、為我國法律發展所迫切需要的法學院時，他很快做出了回國的決定。

　　"2002年10月19日，我正式到政法大學報到，不過報到的地點是北京首都機場，到達機場後馬上就與徐顯明校長等出訪美國。"許傳璽很清晰地記得那個日子。在這次為期10多天的出訪中，他們訪問了包括他的母校哈佛大學、耶魯大學以及曾經工作過的紐約大學在內的多所美國著名學府。在這次海外出訪中，徐顯明校長第一次對外公佈了許傳璽即將被任命為中美法學院院長的消息。

　　2003年4月9日，中國政法大學正式發佈了關於許傳璽任職的通知，"聘任許傳璽同志為中美法學院院長"。

　　其實，將視線拉長至許傳璽在美國讀書的時間段，就會發現許傳璽歸國效力並不是一個衝動的決定。"我在美國留學、工作近13年，但關注的始終是與中國有關的課題。"他對記者説。

　　無論是在耶魯，還是在哈佛，"中國課題"一直是許傳璽學術活動的主線。在耶魯的6年，他花了大量的時間運用人類學的方法研究中國的社會與文化，包括先後在國內進行近一年半的實地考察。

　　從2000年開始，他還先後擔任美國紐約大學法學院客座研究員，與美國中國法研究的開創人和資深權威傑羅姆柯恩教授在紐約大學法學院共同講授《中國當代法律制度》研討課；擔任美國耶魯大學法學院中國法中心首位專職研究員，負責對全國人大法工委和國務院法制辦的立法諮詢與合作；擔任中國民商事法律科學研究中心兼職研究員。此外，他還擔任旅美中國法學會主席。

　　在他的博士生和育東看來，許傳璽身上有一種強烈的“根的意識”，“這不僅體現在他人生的重大抉擇上，也體現在他的學術研究和教學活動中。”2002年夏季，許傳璽在回國探親後的第二天，就立即趕赴浙江黃岩，對當地保存的清代訴訟檔案和現當代糾紛解決進行整理和實地調查，體現了一位海歸學者難能可貴的“尋根”意識。

　　但是，他説自己並沒有什麼特別之處，“回家，還需要理由嗎？”

　　中美法課堂讓真理與你為友

　　曾有法大學生在閒談時説道："從外面回來的老師，開的課都和別人不一樣，五彩斑斕又很實在。"中美法學院的學生私下裏親切地稱呼許傳璽為"老許"。

　　中美法學院第一屆碩士畢業生王兆同告訴記者，他在中美法學院上的第一堂課就是聽許傳璽老師講授侵權法。許老師美式判例教學法和充滿人文氣息的判例分析讓他記憶猶新。

　　"Think like a lawyer（像法律人一樣思考問題）"、"Answer the question, question the answer.（回答問題，質疑答案）"是許傳璽經常在課堂上闡述的理念。

　　不過，王兆同也對許傳璽"溫和的嚴厲"印象深刻。有段時間，他以自己的"手快"洋洋自得，常常向同學吹噓自己一週時間就可以搞定一篇學術論文。許傳璽知道後，私下裏對他説，"沒有深入思考，沒有切身實踐，這樣的論文究竟有何可驕傲之處？"

　　在美國，哈佛大學的校訓是"讓真理與你為友"，耶魯大學的校訓是"光明與真理"。具有兩校教育背景的許傳璽一開始就在中美法學院課堂上倡導"真知式"教學，即法學院的課堂必須以傳授和應用"真知識"為要旨，對新型授課模式進行積極探索，建立起指導與合作相結合，探討與實踐相結合的新型師生關係。在教學方法上，中美法學院使用雙語教學和案例教學法。剛開始的時候，王兆同一週只能讀幾頁的英文判例，現在一週下來他可以讀完上百頁英文判例。

　　許傳璽在課堂上多次提到宋朝理學家張載的一段話："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在學生們看來，這也是一個充滿使命感的課堂。

　　《君主論》等名著的中譯者、《英美法詞典》的編撰者之一潘漢典先生告訴記者，許傳璽是他非常讚賞的年輕人，他很高興看到年輕一代英美法學者的成長，中美法學院的教學研究是中國英美法教育的一項重要活動。

　　潘漢典先生畢業于1915年成立的東吳法學院。在1952年以前，這所法學院是我國唯一一所繫統講授英美法和比較法的法學院。二戰後，中國赴遠東軍事法庭參加東京審判的法官、檢察官、顧問等人，幾乎全部來自該校。然而，隨著1952年東吳大學被撤銷，英美法教育在中國大陸被迫中斷了。1949年後，留在大陸的畢業生幾乎都做著與法律無關的事：英語教師，甚至普通工人，潘漢典是為數不多的從事法律教育的幸運者。現在，他擔任中美法學院的專職教授、特聘博士生導師。

　　尹超回憶説，他和許院長曾聊起過這段往事。英美法教育被人為割斷了三十年，雖然上個世紀八十年代，隨著中國對外交往的深入，英美法教育重受重視，但我國在英美法研究方面幾乎還是空白。因此，國內企業在美國等西方國家被訴傾銷時，經常無法派出稱職的法律專家，以至缺席敗訴；國家利益在許多場合也無法得到有效保護。除了唏噓，他能感到許傳璽在努力地去縫合這個裂口。

　　國家利益至上

　　"有生之年能為國家盡力，是我莫大的榮譽。"

　　樂山大佛旁修建公園，都江堰上攔河築壩，故宮、秦俑館超容量接待遊客......

　　近幾年，中國的經濟開發與遺産保護之間時有摩擦。中國的遺産保護需要一個包括統一法律法規在內的明確、高效的管理體制。"在統一的遺産保護法的框架下，建立專業性強、具有國際眼光、熟悉相關國際公約和各國經驗教訓的遺産管理專門機構，這將是中國努力的方向。"許傳璽説。

　　回國之後的許傳璽除了全身心地投入到中美法學院的創辦之中，還相繼被國家有關部委聘為法律顧問或諮詢專家。

　　2003年8月至2004年7月，許傳璽教授受國務院選派，作為世界遺産委員會主席首席法律專家參與了第28屆世界遺産大會的組織和籌備，為此次大會在中國蘇州的成功召開做出了重要的貢獻。這是我國第一次承辦世界遺産大會，標誌著我國在這一國際領域的影響與地位的實質提升。

　　在這次會議上，許傳璽以其豐富的法律知識和實踐經驗與代表團其他成員密切配合，為保證我國所申報的遺産項目順利進入世界遺産名錄，做出了重要貢獻。

　　他是中國代表團20多位成員中公認最忙的一位。"經常是淩晨兩點散會，七點鐘就要做好另外一份文件。"許傳璽告訴記者。

　　2003年，他又受國務院選派，作為教育部章新勝副部長（章副部長同時是中國大學生體育協會主席和中國奧委會副主席）的法律專家，出席在韓國召開的世界大學生體育聯合會第28次全會，並協助章副部長以絕對優勢當選為該聯合會副主席，這是中國人在該聯合會迄今所擔任的最高職位。許傳璽也被聘請擔任世界大學生體育聯合會法律委員會共同主席、委員。

　　2005年1月，他作為中國代表團首席法律專家，出席在奧地利舉行的世界大學生體育聯合會執委會，並協助哈爾濱市扭轉不利局面，成為2009年世界大學生冬季運動會的主辦城市。

　　此外，他還擔任2005年松花江水污染事件法律顧問，就對俄關係問題向國務院辦公廳提出法律建議。

　　身處國際舞臺，許傳璽説自己更能深切地感受到國家利益的分量。"在有生之年能為國家盡力，是我莫大的榮譽。"許傳璽説。

　　許式磁場

　　學者要基於自己的學術儲備和人生信念，來確定自己的位置。

　　中美法學院是海歸們集中的陣地。目前，學院擁有專職教員15人，其中8人具有在哈佛、耶魯等著名法學院的留美教育經歷。他們在美國接受了純正的法律訓練，對多種法學領域有著彼此相融的學術興趣和研究：從美國法律制度，中國法律改革研究，法學研究的社會科學理論與方法，比較法理論與方法，到國際知識産權，網絡信息法，美國民商法（包括合同法、侵權法、財産法、公司法等），到反壟斷法理論與實踐等一系列問題，他們都有著濃厚的學術興趣並出版了或正在出版相關的論文論著。

　　放棄國外優越的物質條件，甘願回國當一名教書匠，這些年輕的海歸教師做出了這樣常人難以理解的選擇。

　　現任院長助理、副教授，美國夏威夷大學法學博士、經濟學博士候選人車虎對記者解釋説，他在美國讀書時就知道許傳璽年輕有為，應聘時感到他做事嚴謹、虛懷若谷，覺得和他一起工作肯定愉快，也會很有前途，於是就回來了。

　　美國耶魯大學法學博士、副教授齊東祥告訴記者，1998年許傳璽在擔任旅美中國法學會主席時，就拿出自己的個人積蓄，在哈佛大學主辦了一次很有影響的“中國當代法律發展”國際研討會。這些事對他觸動很深，再加上兩人留美的多年友誼，所以他毫不猶豫地加入到中美法學院。

　　回國前，許傳璽已經享有20多萬美元的年薪，回國後年收入卻僅有6萬元人民幣。

　　許傳璽説，經濟收入是不是重要，要看拿它和什麼相比。美國耶魯大學法學博士郝倩告訴記者，她之所以最終決定回來，主要是因為以許傳璽的出色背景和成績，尚且義無反顧，回國出力，她理應跟隨在後。她記得許傳璽最有感召力的一句話是，"國內目前的發展勢頭是百年不遇的，我們如果能夠參與其中，大家一起做些事情，總比在國外多賺些錢，多買幾輛車更有意義。"

　　在這裡，許傳璽散發著自己獨特的磁力。

　　儘管在國內，社會日趨浮躁的主流價值觀有時給年輕的法律精英帶來很大的壓力，但他們仍然堅守著自己的學術倫理底線--正如許傳璽所説："學者要基於自己的學術儲備和人生信念，來確定自己的位置。"

　　五年之後

　　歸國五年，他已經更加適應國情，包括各種困難。他也因此更加忙碌。

　　歸國五年，他説自己已經比在國內做研究時更能理解國情，包括此前沒有設想到的困難。看著以前的照片，他説不出自己究竟哪變了，但明顯感到歲月在他的身心上留下的痕跡。他説，在學院的年輕海歸學者身上，他看到了當年的自己：

　　剛回國的同事與他一起打車還是按照美國的習慣AA制，就和他當年一樣--先下車的他給同事留下應由他支付的一半車費。現在的他總是熱心地為同事付賬。

　　在美國養成的多年素食的習慣也已改變，因為繁重的工作使他免疫力下降，他不得不傾向於更富有營養的肉食。

　　電腦裏還保留著以前常聽的蘇格蘭風笛曲，只是現在很少聽了。

　　偶爾也會再看一遍在淡然敘事中飽含對人生和命運思考的《阿甘正傳》。

　　明天，6月9日，星期六。上午9 點，他要參加中美法學院主辦的"《企業所得稅法》實施問題與配套法規制定高峰論壇"。

　　後天，6月10日，星期日。中午，作為中美法律教育聯合委員會中方委員的他將與中國政法大學校長徐顯明（中美法律教育聯合委員會中方主席）、美國杜肯大學法學院Frank Liu教授（中美法律教育聯合委員會美方委員）共進工作午餐，討論第二屆中美法律教育聯合委員會年會的具體事宜。

　　22點一刻，採訪即將結束時，他又接到一個電話通知，下週一前準備好優秀畢業生的評選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