讓災難成為我們的課堂

　　讓災難成為我們的課堂

　　——“512”汶川大地震一週年祭

　　中華民族是一個特別堅強的民族，也是一個特別善於學習的民族；在一年以來的抗震救災和災後重建過程中，強忍悲痛的同胞們，已經讓災難變成了一個課堂，一個全民族進行集體學習的特殊課堂。見證了大自然如此規模的野蠻的人們，體驗了親人生命被無端奪走之荒謬的人們，應該更能讀懂萬眾一心抗震救災的豐富內涵，更能體會“和諧社會”目標的合乎人情，更能理解“以人為本”理念的順乎天理　　

　　汶川大地震一週年了。2008年5月12日14點28分，震中往外50公里半徑內那一瞬間的天崩地裂，祖國腹地10萬平方公里土地上那一時刻的房倒屋塌，960萬平方公里國土上那些日夜的神傷心碎，離現在居然有一年了，不，離現在居然還只有一年……

　　寫這段文字的時候，我眼前清晰地出現了震災半月之後上海社科院小禮堂中的那個情景：一位80多歲高齡的老同志，坐在輪椅上，噙著眼淚雙手使勁把3萬元現金塞進捐款箱。寫這段文字前不久，我讀到媒體上這樣一則報道，説截至今年3月底，四川災區已有900多名不幸失去兒女的育齡婦女，再次成功懷孕，有的已經生下了可愛的寶寶……

　　相對於一場奪去數萬生命（單是四川的死難者就有68712人，另有17921人失蹤）的特大災害來説，一年的時間太短了，它遠遠不能沖淡倖存者們刻骨銘心的痛楚；但它又很長，足以讓我們學到原來或許一輩子也難以學到的東西。中華民族是一個特別堅強的民族，也是一個特別善於學習的民族；在一年以來的抗震救災和災後重建過程中，強忍悲痛的同胞們，已經讓災難變成了一個課堂，一個全民族進行集體學習的特殊課堂。

　　災難讓我們知道，人是多麼脆弱，但也可能變得多麼堅強

　　災難讓我們知道，人是多麼脆弱，但也可能變得多麼堅強。單獨的人類個體的脆弱，在反復無常、有時面目猙獰的自然力量面前，可以看得更加清楚。但人類的天性，就在於它不能總處在天然狀態；只要在社會的保護和養育之下，襁褓中一無所能的人類嬰兒，就有可能成長為力擒猛獸的勇武獵手。地震肆虐以後，只有依靠親人、朋友、鄰居，尤其是集體和國家的力量，8.4萬多名同胞的生命才能從廢墟中被拯救出來，近150萬被困群眾才能被轉移到安全地點，430萬傷病員才能得到急需的藥品、鮮血和治療，近9000萬災區困難群眾才能得到寶貴的食品、衣物和住所，受災嚴重的3個省18個縣市才能很快啟動高標準的住房重建、校舍重建和整個地區的全面重建。

　　災難又告訴我們，生活有時會多麼荒謬，但也恰恰因此多麼需要我們珍惜生命、創造意義。地震是一種自然現象；無思無欲、無情無志的大自然無論是施惠於人，還是肇禍於人，實際上都只是同一種自發力量恰好遇上了人類的不同需要。一位哲人曾説，在大自然巨大的破壞力量面前，人柔弱得像一根葦草，但這是一根會思想的葦草，一根知道什麼力量會置他于死地的葦草。我想補充的是，人不僅是一根會思想的葦草，而且是一根有情趣、有情義的葦草，是一根會按照真善美的標準來改造自己生存環境的葦草。人既能享受大自然的美麗和溫情，也能用大自然的暴戾和野蠻，去培育和體現只有對人類來説才有可能的大仁和大愛、大智和大勇。從某種意義上説，借現代科學之力，人類在自然面前已經遠不像百年、千年之前那麼脆弱無助；在改造自然環境方面，人類已經並將繼續取得重大成就。但即便如此，人類想要把大自然的野性完全消除，仍不大現實。值得慶倖和自豪的是，我們無法寄希望於自然環境的，卻完全可以寄希望於社會環境。我們完全可以並且應該同心協力、努力奮鬥，把我們的社會環境改造得更加合乎人情和理性，更加接近馬克思所説的“真正的共同體”，更加遠離那種“冒充的共同體”，那種人與人之間你輸我贏、人群與人群之間你死我活、個人利益與集體利益之間非此即彼的“虛假的共同體”。震後半小時，總書記就發出了抗震救災的命令；震後兩小時，總理就登上了飛往災區的飛機；短短幾天之內，近十萬醫務人員、十余萬精銳之師、數十萬救援隊伍和志願人士，就從四面八方奔赴災區；災區的絕望和希望，悲哀和感動，也在最短的時間內，以文字、圖像和聲音，傳向全國各地和世界各國。見證了大自然如此規模的野蠻的人們，體驗了親人生命被無端奪走之荒謬的人們，應該更能讀懂萬眾一心抗震救災的豐富內涵，更能體會“和諧社會”目標的合乎人情，更能理解“以人為本”理念的順乎天理。

　　直面平凡和神聖的辯證法、日常生活和終極關懷的辯證法

　　震災整整7天之後的那一時刻，神州大地的各族民眾同時肅立，向死難同胞默哀致敬。大災之後的首個清明，災區和全國各地的人們，來到死難同胞長眠的墓地，登錄祭奠死難同胞的網頁，傾訴自己對死者的哀思，表達自己對倖存的感恩，也寄託自己對未來的期望。在這樣的時刻，平時忙於俗務、無暇靜思的人們，平時或許斤斤計較或許馬馬虎虎的人們，有了一個機會，直面自己生命的根本，以哲學家們所説的“終極認真的態度”來體驗生命的價值。“物質貧乏不是社會主義，精神空虛也不是社會主義。”避免和克服精神空虛，不僅要通過求真、明善和審美等文化活動，而且要通過慎終追遠、融“小我”于“大我”的精神活動。在中華民族的傳統文化中，祭奠死者、悼念先人可能是精神活動的最重要形式。正是繼承了這樣一個傳統，毛澤東同志在悼念張思德的時候建議，人死了，都要開個追悼會，希望用這樣一種雖非宗教、但卻神聖的儀式，來紀念死去的戰友和鄉親，體會他們的期盼，承諾要實現他們的遺願。“512”以後，我們都成了汶川人；“519”以後，我們才真正成長為中國人……

　　總之，在汶川大地震這個由瓦礫和血淚築成的課堂裏，我們不僅學到了脆弱和堅強的辯證法、荒謬和理性的辯證法，而且學到了平凡和神聖的辯證法、日常生活和終極關懷的辯證法；我們因此不僅能更好地理解個人與社會的關係，更好地理解自然和文化的關係，而且能更好地理解物質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關係，更好地在提高飲食起居的富裕程度的同時，追求心靈深處的神聖境界。（童世駿/上海社會科學院黨委副書記、研究員）

責編：金文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