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思華爾街金融危機留下的教訓

CCTV.com 2008年09月27日 07:34 進入復興論壇來源：中國證券報

　　剛剛過去的一週，一場百年不遇的金融大海嘯席捲整個華爾街。

　　一家接一家大型金融機構轟然倒下，美國政府史無前例地動用萬億美元生死大救贖，各國央行空前一致出手救市，投資者的心隨著股指劇烈波動而上下起伏。

　　是什麼原因導致了這場危機？發展中的中國資本市場該從中汲取怎樣的教訓？日前，本報記者獨家採訪了中國證監會研究中心主任祁斌。

　　祁斌表示，美國投資銀行經營模式的激進轉變、美國金融市場過度自由的監管和發展模式以及過於“廉價”的信用，是導致華爾街金融危機的三座“冰山”。他認為，我們應該認真研討華爾街危機給我們帶來的啟示，借鑒其教訓，但也要充分考慮我國國情，要看到我國資本市場的發展模式和發展階段與華爾街的不同。我國資本市場發展應該審慎推進金融創新，強化風險控制機制，走可持續發展的道路。

　　“海面下的三座冰山”

　　祁斌認為，美國次貸危機的爆發只是“海面上的浮冰”，是華爾街金融危機的直接誘因。華爾街金融危機的根源，源自隱藏于水底的三座“冰山”，其最早的形成，在某種意義上可以追溯到上個世紀的九十年代。

　　第一，美國投資銀行的經營模式在過去十年間發生了巨大變化，過度投機和過高的杠桿率使得投行走上了一條不歸之路。傳統上以賺取佣金收入為主、對資本金要求很低的投資銀行，在高利潤的誘惑和激烈競爭的壓力下，大量從事次貸市場和複雜産品的投資，投行悄然變成了追逐高風險的對衝基金。例如，高盛公司在近年內，直接股權投資和其他投資所獲佔到其總收入的80%左右。出於競爭壓力，其他投資銀行也在做類似的轉型。在對大量金融衍生品的交易中，投行賺取了大量利潤，例如高盛和摩根斯坦利兩家投行在過去十幾年中每年的平均凈資産回報率高達20%左右，遠遠高出商業銀行12%-13%的回報率。但同時，這些投行也拆借了大量資金，“錢不夠就借”，杠桿比率一再提高，從而積累了巨大的風險。雷曼兄弟宣佈進入破産保護時，其負債高達6130億美元，負債權益比是6130：260，美林被收購前負債權益比率也超過20倍。

　　過高的杠桿比率，使得投行的經營風險不斷上升，而投資銀行在激進參與的同時，卻沒有對風險進行足夠的控制。一方面，由於杠桿率較高，一旦投資出現問題會使其虧損程度遠遠超出資本金；另一方面，高杠桿使得這些投資銀行對流動性要求較高，在市場較為寬鬆時，尚可通過貨幣市場融資來填補交易的資金缺口，而一旦自身財務狀況惡化，評級公司降低其評級使融資成本上升，便可能造成投資銀行無法通過融資維持流動性，貝爾斯登便是因此遭擠兌而倒下。同樣，評級公司降低雷曼兄弟的評級，也是其徹底崩盤的重要因素。

　　1998年，長期資本管理公司(LTCM)一家對衝基金倒下，就掀起了金融市場的軒然大波，而現在這麼多投資銀行實際上在變相從事對衝基金的業務卻缺乏相應的風險控制措施，潛在的風險可想而知。

　　第二，美國金融市場過度自由化的發展模式走到了極端，衍生品過度氾濫，監管長期缺位，直至出現系統性的崩潰。摩根斯坦利亞洲區前主席曾表示，在全球所有金融市場中，東京和紐約的金融市場可能是兩個極端。東京市場是全世界最沒有創新的證券市場，而紐約市場是全世界最有活力的市場。他説，兩個市場迥然不同的原因可能非常小，那就是，在兩個市場上對證券的定義有所不同。在東京市場，證券被定義成為“Stock or Bond”──也就是，股票或債券。如果一個金融産品不是股票或者債券，上市之前政府的審批可能長達兩年。而紐約是另外一個極端，那就是“Anything Under the Sun”──太陽底下的任何東西，只要你能想到，“上午一包裝，下午就能賣出去”。所以各種金融衍生品和證券化産品在美國非常多，金融機構不停地創造出各種各樣眼花繚亂的複雜産品，通過櫃臺交易(OTC)，不需要論證，也沒有監管，只要有對手方買，能夠成交就行，當然這些對手方大都也是金融機構。這種模式使得金融産品極大地豐富，但有時候容易走過頭了，使得資産證券化産品等金融衍生品過度氾濫。“一旦系統性風險出現的時候，危機就來得很快。”

　　第三，從上個世紀九十年代開始，美國信用體系越來越“廉價”，不僅透支了未來，也埋下了一顆“定時炸彈”。這從申辦信用卡可見一斑。九十年代初期，中國留學生到美國，大概半年後才能拿到第一張信用卡。但到九十年代末期，一個剛到美國的中國留學生一週之內就會收到幾張信用卡，甚至在機場飛機剛落地就有信用卡公司主動給他辦理。上個世紀九十年代以來，美國人透支未來的消費習慣愈演愈盛，而透支的利息高達17%左右，信用卡公司為了追逐這個高額利潤，就瘋狂地到處尋找下一個客戶，甚至主動給毫無信用記錄的人郵寄信用卡。同時，17%的利潤，也使得信用卡公司能夠承擔較大比例的壞帳，所以大量信用卡公司也疏于控制信用卡使用環節中的各種風險，出現了問題就輕鬆地將其作為壞帳撇掉。但如果某一天這17%的高利潤不能延續，風險就來了。

　　很大程度上，次貸的發生就和“廉價”的信用相關。格林斯潘時期，美聯儲不斷降低利息，大量資金涌入房地産市場，推高房價。房地産市場的持續火爆，使得美國眾多銀行對於房地産市場的預期過於樂觀，貸款條件不斷放鬆，以至於沒有任何信用記錄或信用記錄很差的居民也可以申請貸款。這些低質量的貸款隨後通過美國發達的金融衍生品市場不斷包裝被銷往全球，然而，複雜的金融衍生工具和漫長的銷售鏈條，導致投資者看不到貸款質量的高低，與此同時，風險可以得到分散但卻不可能消除，等到美國進入加息週期，房地産市場泡沫破裂，這些風險就會像埋藏的定時炸彈被引爆。

　　深刻反思華爾街危機的教訓

　　“此次危機不會是華爾街最後一次金融危機。華爾街不斷地發生這種危機，歷史上已發生過很多次，這次只是又發生了一次而已。”祁斌認為，華爾街的發展歷史中，大大小小的危機出現過上百次。從某種意義上來説，金融市場的發展歷史就是一部不斷發生危機、不斷進行修正的過程，只是這次危機是最新的一次，並且在很多人看來，其涉及面之廣和影響之大，是史無前例的。

　　他表示，我們應該深刻分析華爾街危機的成因和教訓，並給正在發展中的中國資本市場提供有益的借鑒。

　　首先，是要對美國投資銀行運作模式的缺陷深入分析。近年來，投資銀行紛紛開始由傳統上以服務為主、靠賺取佣金的業務模式轉向以資金交易為主的經營模式，大量涉足衍生品交易、對衝基金這些風險較高的領域，變相成為對衝基金，而在這一過程中風險控制又沒有及時跟上，導致其紛紛陷入困境。

　　華爾街金融機構過度強調短期回報的激勵機制也是危機産生的誘因之一，金融機構高管的薪酬和激勵機制沒有與機構的風險管理、長期業績相挂鉤，形成了較高的“道德風險”，促成管理層短期行為傾向較重，為迎合追求利潤的需要，投資銀行不斷設計複雜的産品以至於其自身都難以對這些産品的風險加以判斷，也就難以進行風險控制了。

　　此外，此次危機暴露出投資銀行資本金不足的問題和運營模式的缺陷。未來，全能銀行是否會成為投行業務的唯一“宿主”？獨立的投行還會不會有存在的空間？如果有，如何修正現有的投行的經營模式，是否需要對投資銀行的資本金設定更加嚴格的要求？是否應該考慮將高風險的投資業務剝離成為獨立子公司？“高盛和大摩申請成為銀行金融控股公司，並不意味著投資銀行業務的結束，可能更多的是投行業務管理模式的轉型，以及對過去一段時期激進風格的修正。商業銀行和投資銀行可以互相借鑒對方的管理模式”。但與此同時，併入或轉為商業銀行的投資銀行如何切實做到有效監控風險？與商業銀行的文化衝突如何協調？這些問題仍然需要我們深入研究。

　　第二，美國九十年代以來的貨幣政策引起了很多人的反思。上個世紀九十年代以來，美國金融市場曾出現過數次較大的危機，美聯儲多次採取注資、降息等方式，這在當時可能是不得已的選擇，但是這也許是對未來的一種過度透支，暫時把問題掩蓋下去，最後問題暴露的時候，變得不可收拾。當然，眾所週知，這其中的平衡是很難把握的。

　　第三，如何對金融創新實施有效監管值得我們反思。此次危機表明，在證券化産品風險充分暴露前就進行大規模推廣存在一定問題，也不符合審慎監管的原則。全球化和金融混業也加大了監管的難度。如何強化監管部門對創新産品的主觀判斷和裁量的權利，同時又能保證這種裁量的科學性及防範可能的道德風險？如何建立一個適應不斷發展變化的金融市場的有效金融監管體系？這些都需要我們進一步思考。

　　第四，國際金融市場聯絡日趨緊密，如何防範或有效阻斷金融風險的傳遞需要深入研究。此次危機表明，在國際金融市場日趨一體化的情況下，金融風險在各個不同的子市場及全球市場的傳播更為迅速、更為廣泛，如何對大規模的系統性金融風險有較為有效的預警措施？如何有效阻斷金融風險的傳遞？如何建立起不同國家監管機構之間的協調機制？這些都值得我們進一步研究。

　　辯證看待華爾街危機

　　華爾街發生的危機，在我國也激起了廣泛的討論，這對於我們更加科學地推動資本市場的發展將起到非常積極的作用。但發達市場發生的風暴也給我們帶來了很多疑惑，虛擬經濟的利與弊、金融創新的風險與回報、資本市場發展模式的選擇等，都成為討論的焦點。

　　要進一步探討美國次貸危機可以給我們提供什麼經驗和教訓，還要求我們深刻認識華爾街和中國資本市場的不同───發展階段的不同和發展模式的不同。祁斌表示，這場危機給我們提供了一次觀察和反思金融市場發展模式和方向的機會。他認為，“需要仔細比較中美兩國金融市場的異同點，才能準確解讀次貸危機。不認真研究和汲取華爾街危機的教訓是不負責任的，誤讀華爾街的危機也是十分危險的。”

　　在發展階段上，美國市場經過了兩百多年的發展，在一些領域中，如一些傳統的投行業務，已經達到一定的飽和期，發展速度也明顯放慢了。同時，我們還應該看到，儘管此次危機對其金融體系有很大的打擊，但美國市場仍然是一個相對發達的市場。美國市場的金融産品高度複雜，甚至近年來高度氾濫。而我國的資本市場仍處於新興加轉軌的初級階段，國民經濟對於資本市場提供的服務還有巨大的需求，同時，我國經濟的轉型和自主創新經濟體系的構建也需要資本市場提供有效的支持。從金融産品的角度來看，我們也處在發展的早期。兩者的情況有很大的不同。因此，我們不能因為美國金融市場的危機而停止我們發展的步伐。我們應該在認真研究和汲取美國市場的教訓的同時，堅定不移地推動資本市場的改革和發展，走穩健發展和可持續發展之路。不能因為美國市場犯了錯誤，我們也停下來，那將使我們錯失良機。世界金融市場的競爭是非常激烈和殘酷的，對此，我們一定要有非常清醒的認識。

　　從發展模式來看，美國金融市場的發展模式基本上是一個自下而上、自我演進的模式。其間有過一次重大調整是在1929年前後。兩百多年前美國資本市場萌芽時，完全是放任自流的狀態，政府不介入，在前100年裏甚至對上市公司沒有信息披露的法律要求，134年裏都沒有證券監管機構。到1929年股市崩潰，政府不介入不行了，才進行修正，成立了監管機構，制定了證券交易和監管的法律法規，試圖尋找到政府與市場的平衡點。隨後，這個過程也一直在不斷地反復和搖擺中。近年的一個例子是，1998年，美國的長期資本公司造成美國市場崩潰後，很多人士都呼籲對對衝基金(hedge fund)實施監管，但是到現在美國監管機構還沒有這樣做。總體來説，美國反對政府干預的力量非常強。相信這次危機以後，要求加強對hedge fund監管的聲音又會高起來。而我們則是自上而下的發展模式，從市場發展早期開始，一直是政府和市場力量來共同推動市場的發展。應該説，沒有絕對的自由也沒有絕對的管制，金融市場的健康發展需要尋找兩者的平衡點。

　　此次危機爆發以後，美國將不可避免地從過度的自由化向中間點回歸。而我國資本市場的發展，在相當長一段時間內，簡化行政審批，加強監管，推動市場化改革一直是大方向和主旋律。過去三十年，中國經濟社會發生了巨大的變革，按照西方經濟學家的評論，“在人類歷史上，還從未有過如此多的人，在如此短暫的時間裏，生活水平獲得了如此巨大的提高”，正是由於經濟領域的市場化改革才使得中國經濟成為了全世界最為亮麗的一道風景線。資本市場的發展規律也是如此，但是這一市場化改革的過程也必須是一個漸進的過程，需要我們把握節奏，不斷找尋政府與市場力量的合理的平衡點，以更加有效地推動我國資本市場的發展。此次美國的危機提供了一個過猶不及、自由化氾濫、整個社會也為此支付了高昂成本的經典案例，對我們很有警示和幫助作用。

　　同時，此次危機也再次證明，虛擬經濟的發展如果脫離了實體經濟發展的實際需要就會産生災難性的結果。資産證券化等金融創新的出現本意，是將這些貸款在證券化市場上進行分拆、打包、定價和交易，為廣大投資者所持有，進而起到分散風險的作用，但是由於金融衍生工具過於複雜，銷售鏈條過長，同時出於對高額利潤的盲目追求和競爭的壓力，所有參與這些過程的金融機構都忽視了必要的風險控制。加之越來越多的金融機構純粹為了追求高利潤而參加到複雜金融衍生品的創設、交易和投機中，使這些業務變成了純粹的金錢遊戲，使得很多複雜産品尤其是金融衍生品的市場交易與其分散金融市場風險的初衷差之千里，遠遠脫離了實體經濟發展的需求，金融危機的最終降臨成為必然。

　　但是，儘管虛擬經濟的發展過程中不斷有“劍走偏鋒”的情況出現，我們不能由此否定虛擬經濟對實體經濟發展的重要推動作用。歷史反復證明，資本市場在推動各國經濟發展過程中起到舉足輕重的作用，依然還是當今全球競爭的戰略制高點。

　　“真正的華爾街是什麼？華爾街實際上不光是指它‘物理’上的含義和它作為一個金融市場的代表，它其實還是指美國金融服務業的一批專業人才，這批人大概有30萬，如果説每天傍晚，所有的這些人群都退去的時候，華爾街只是一座空城。”他表示，由於華爾街發生大規模的動蕩，大量訓練有素的金融專業人才失去工作，一部分華爾街的金融人才特別是我國留學生可能為我國金融機構所用，使我國資本市場在金融人才的國際競爭中獲得有利地位。

　　祁斌表示，在全球化時代的今天，國際競爭日趨白熱化，我國資本市場要屹立於世界之林，最根本的還是要不斷提升自身競爭力。為此，我們要繼續強化基礎性制度建設，加快我國資本市場改革和發展的步伐，推動資本市場的健康和可持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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