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謂“大國責任”包羅萬象，就經濟責任而言可概括為：維護現有的國際經濟秩序與規則，參與解決日趨嚴重的全球失衡和環境問題，擴大金融開放、推進市場化改革、完善社會保障制度、切實轉變經濟增長方式，以及增加國際援助等。
聲望源於成就，魅力源自實力；但過高的期待、過重的責任，無疑會增加中國的發展風險隨著中國經濟實力的迅速提高，對世界經濟的影響明顯增強，越來越多的目光投向中國，國際社會要求中國承擔“大國責任”的呼聲日盛。所謂“大國責任”包羅萬象，就經濟責任而言可概括為：維護現有的國際經濟秩序與規則，參與解決日趨嚴重的全球失衡和環境問題，擴大金融開放、推進市場化改革、完善社會保障制度、切實轉變經濟增長方式，以及增加國際援助等。
面對新的征程，堅持正確的對外方針和政策，向國際社會展示一個負責任大國的形象，有利於中國和平發展，推動建設和諧世界。但是，過高的期待、過重的責任，以及所謂“大國責任”背後隱藏的玄機，無疑會增加中國的發展風險。
世界格局變化的客觀反映
國際社會之所以要求中國承擔“大國責任”，有主客觀兩方面的原因。
從客觀上講，主要是“中國因素”瀰漫全球。改革開放29年特別是近年來，中國經濟增長持續而迅猛，2006年GDP近21萬億元，經濟規模僅次於美日德，外匯儲備過萬億美元，居世界第一且仍快速增長。國際權威經濟機構普遍預測，2008年中國將超過德國成為世界第三大經濟體。隨著經濟實力的顯著提高，中國對世界經濟的影響明顯增強。中國GDP僅相當於全球總值的5%，但全球經濟的實際增量約1/3來自中國。此外，過去4年，經濟敏感商品(如石油及鋁、鉛、銅、鐵、錫等多種金屬)的需求增長約50%歸因于中國。工業製成品的“衝擊波”更是突出，以致國際社會一度掀起“中國輸出通貨緊縮”的喧囂。長期以來，中國一直是國際金融市場的被動接受者，但是今年以來的某些股價波動，直接影響亞洲、歐洲乃至美國股市。
此外，還由於國際政治與經濟格局迅速調整。國際經濟專家認為，全球經濟正經歷自工業革命以來規模最大的轉型，經濟中心正從發達國家轉移到亞洲、東歐、中東與拉美等地的新興市場，今後25年內，新興市場將佔有全球經濟總量的一半以上(目前是21%)。美國高盛集團發表報告聲稱，以巴西、俄羅斯、印度和中國組成的“金磚四國”(“BRICs”)正在改變世界經濟格局，到本世紀中葉，“金磚四國”將統領世界經濟風騷，中國可能會在2040年超過美國成為世界第一經濟大國，印度在2033年可能成為世界第三經濟大國。
再就是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大國對國際經濟事務“管理”乏力。美國經濟因財政赤字與經常賬戶赤字居高難下而陷入越來越大的困境，深度依賴國際資金，國內財政貨幣政策(如抵押貸款利率)正受到越來越大的國際因素制約。根據美國商務部發佈的數據，2006年外國在美國投資的收益比美國在海外投資的收益多73億美元。這是自1946年美國官方政府開始收集此類數據以來首次出現“投資赤字”。“三大赤字”使美國金融霸權的“底氣”愈發不足。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因長期執迷“華盛頓共識”，以及發展中國家尤其是新興經濟體外匯儲備迅速增加(佔世界外匯儲備的3/4)，其國際影響力在降低；世貿組織(WTO)則因多哈回合中止、區域與雙邊自由貿易盛行而處境尷尬；“七國集團”因代表性不足而廣受詬病，對全球經濟的調節愈發力不從心。
正視始作傭者的玄機
“大國責任論”顯然是一柄雙刃劍，超出現有能力過多承擔此類責任，對中國的改革發展明顯不利。
從主觀上分析，導致“大國責任論”呼聲日盛，有我們自己的相當一部分責任。主要是一些部門在自身利益的推動下，已不滿足於一般國內的“形象工程”，而過於追逐國際的“形象工程”，一個羽翼遠未豐滿的發展中國家，給人的感覺卻儼然一副強國姿態。再有，“走出去”戰略由於缺乏協調，一些壟斷企業“高調低效”，有意甚至肆意借題炒作，只顧企業或個人揚名，不管國家利益，實際收益很少，卻弄得滿城風雨。
本來對華就心存芥蒂的某些西方勢力一直如芒在背，借機散佈“中國威脅論”，國際社會對中國的不信任感增加。
同時，上世紀八九十年代，西方大國曾借助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和世界銀行等國際機構，向發展中國家尤其是新興經濟體施加所謂“華盛頓共識”(集中體現在透明化、私有化和自由化)，迫使後者不斷擴大開放，從而被納入以發達國家為核心的現有世界經濟體系。然而在“華盛頓共識”指導下，阿根廷、蘇(聯)東(歐)國家和印度尼西亞等十幾個國家的經濟遭受嚴重破壞。由此，“華盛頓共識”與IMF世界銀行一起從聖壇上滑落，西方的道德標準由此遭到廣泛質疑，道德優勢因此動搖。
如何將新興大國尤其是中國納入現行世界經濟體系，是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的重要課題，他們希望借助“大國責任”以重新獲取某種國際道德優勢。
再就是美國欲以“大國責任”利用與牽制中國。“大國責任”是美國送給中國的“橄欖枝”，更是“緊箍咒”，是美國“接觸加遏制”戰略的政策體現。首先，中國經濟持續增長在一定程度上符合美國利益。中國經濟持續增長，美國可以持續獲得價廉物美的消費品，可以借助國際分工價值鏈的差異獲得大部分利潤，可以利用金融手段吸取更多的剩餘利潤，這應是美國財長漢克保爾森所説的“中國經濟持續增長符合美國利益”的真諦所在。
但是，中國經濟社會若從持續增長中得到快速發展，綜合國力由此壯大，顯然不符合美國的核心戰略利益。遏制任何一個潛在競爭對手或霸權挑戰者，是美國的長期戰略。近年來，在美發佈的多個戰略報告中，均將中國定義為潛在的威脅力量、重要的戰略遏制對象。即便有了“利益攸關方”新思維，中美之間出現經濟戰略對話，但美對華的“遏制加接觸”的實質並未改變。因此，從某種程度看，“大國責任”內藏種種玄機，即延緩中國的崛起，使中國經濟處於類似拉美的那種“增長而不發展”的狀態最合乎美國利益。
“橄欖枝”背後的嚴峻挑戰
適度承擔與中國經濟能力相適應的國際責任，不僅可以削減“中國威脅論”，增進國際形象，而且可以促進世界各國和平、發展、合作，也為中國經濟持續發展贏得更好的國際環境。但用橄欖枝編織的“大國責任”不只是機遇，也有嚴峻挑戰。
風險一：貿易條件日益惡化，影響中國自主創新戰略的實現。儘管在現有的國際經濟秩序下，中國經濟獲得了長足進步，但當前的國際經濟秩序與規則主要是由西方制定，體現的是發達國家的利益，不利於中國長遠以及戰略利益的實現。如若中國真的不折不扣地依照西方的指令而起舞，將進一步惡化貿易條件。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之間的垂直分工是現有國際經濟秩序的重要內容。美國等西方大國利用技術管制、強化知識産權，使中國過多停留在勞動與資源密集型等低附加值的産品生産上，使中國過多停留在“世界加工廠”的國際定位上。2003年中國出口53億雙鞋，但可獲得的利潤僅是總利潤的20%，其餘80%被擁有品牌和銷售渠道的發達國家獲得。很多行業的利潤分成遠不及鞋類。摩根士丹利的經濟學家譏笑“中國僅僅得到了一點麵包屑而已”。
在中國自主創新戰略的實現上，西方大國一直主導國際有關保護知識産權規則的制定，如WTO的“與貿易有關的知識産權協定”，不僅延長專利保護期限，而且將諸多依照傳統理念不可能被授予專利的商務模式、技術方法、服務方式等也納入專利。在施用過程中，濫用知識産權，將缺少創造性、新穎性的技術納入專利聯營，進行市場壟斷。為此，中國每部手機售價的20%、計算機售價的30%、數控機床售價的20%～40%拿出來向國外專利持有者支付專利費。與此同時，不斷侵犯中國知識産權，私下大肆收買中國研發成果，並購後卻棄用中國知名商標，搶注中國傳統品牌。長此以往，必將形成“把財富帶走，把GDP留給中國”的格局，使中國落入“增長而不發展”的陷阱。
風險二：影響中國經濟正常發展，或不堪重負而陷入困境。全球氣候暖化以及資源價格的不斷上漲所造成的生態環境災難等相關問題越來越引起國際社會的高度重視，中國應與國際社會一道積極解決這一嚴峻問題。但是必須注意到，發達國家的工業化以及生活安逸化消耗了全球的大部分資源，使全球生態環境問題積累起巨大“存量”，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發展涉及的只是部分“增量”，發達國家因此越來越多指責中國等發展中國家引發環境危機，並承擔“大國責任”是不公正與不合理的。中國和眾多發展中國家一道有著不可剝奪的發展權利，在資源與環境上不合理地承擔“大國責任”，會影響中國經濟正常發展的步伐。
導致全球經濟失衡的原因複雜，主要是經濟全球化迅猛推進、世界經濟發展不平衡以及國際經濟秩序不合理所致。發達國家對全球經濟事務“管理失職”，不去深刻自我反省，反而日甚一日地指責中國，要中國承擔解決全球失衡的重任。美國一方面步步緊逼人民幣儘快大幅度升值以及金融加快開放，以解決對華貿易逆差。另一方面吹捧中國為“世界經濟領袖”、“新超級大國”，甚至有知名人士呼喚“中國馬歇爾計劃”，建議中國從外匯儲備中撥出1500億美元設立捐贈賬戶，以支持聯合國的千年發展目標計劃。
國際社會以及美國諸多學者都認為，美國外貿赤字主要是由美國經濟與消費結構決定的，人民幣大幅度升值只會調整美國對外赤字的地區結構，不會顯著減少赤字總量。因此，在“人民幣匯率導致美國鉅額赤字”這一“美麗謊言”之後，是人民幣無限升值的陷阱。上世紀80年代，美國同樣因為鉅額貿易赤字力壓日本肩負起“大國責任”，包括增加內需，升值日元等，結果美國對日本貿易逆差沒有減少，日本經濟卻陷入嚴重困境。
風險三：影響金融穩定，增加金融風險。哈佛大學教授亨廷頓在《文明的衝突》一書中論述後冷戰時代的全球戰略時，列舉了美國應控制世界的14個戰略要點，其中關鍵點有“擁有和操縱著國際金融系統”、“控制著所有的硬通貨”與“主宰著國際資本市場”。如今美國正憑藉強大的金融實力與成熟而隱蔽的金融戰略，不僅攫取了世界鉅額財富，而且還使相關國家經濟低迷、社會動蕩乃至政權更迭。正因為遭遇“金融敗戰”，才有日本低迷的10年、蘇東倒退的10年、拉美失去的10年。
在軍事、政治干預未見成效的情形下，美國以金融遏制中國經濟崛起、給中國製造麻煩的跡象正日益明顯。而中國缺乏足夠實力與能力應對大的金融危機。金融業是國際經濟爭奪的核心，金融安全是國家經濟安全的核心。美英曾以各種手法施壓新興市場金融開放，方便跨國壟斷資本借機製造金融動蕩，掠取東道國財富。目前中國金融開放速度加快，令諸多國際經濟學家和機構驚愕，屬於“入世”承諾的積極開放，不在承諾範圍的也在“自主”加速開放。越來越多外資金融機構入境中國攻城略地，越來越多的國際投機資本進入到房地産與股票市場，金融穩定形勢日趨嚴峻，金融風險迅速增加。
積極應對“大國責任”
西方大國的道德並不具有優勢，因為“大國責任”標準是模糊的、多元的。
美國不但是大國，而且是超級大國。但在享受諸多特權的同時，卻極力回避與推卸責任。如在《京都議定書》上出爾反爾，拒絕《兒童權利國際公約》與《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撕毀《反彈道導彈條約》，違抗《禁止生物武器公約》，拒不批准《全面禁止核試驗條約》等等。如今，美國等西方大國依照自己擬訂的標準，要中國承擔所謂“大國責任”。
己所不欲，硬施於人。中國歷來是個負責任的國家，在國際事務中正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近年來積極主動承擔的國際責任迅速增加。因此，“大國責任”的喧囂實際是對中國從來就是一個負責任國家的詆毀。
“韜光養晦”仍應是我國基本的、長期的對外方針之一。中國雖然在經濟總量、對外貿易、吸引外資與官方外匯儲備等方面成績斐然，但人均國民收入排世界第110位，僅相當於美國人均收入的4%，日本的5%，韓國的10%。依據每天收入不超過1美元的國際貧困人口標準，目前中國還有1.35億人，佔全國總人口的10.4%，佔世界絕對貧困人口7.5億中的18%。西方國家如日本普遍藏匯于物(美日石油儲備都超過200天)，藏匯於民(日美民間外匯分別是3萬億美元和9萬多億美元)。
在中國外貿、引進外資的成績背後，是巨大的資源與環境成本以及勞動者健康的代價。因此，聚精會神搞建設，一心一意謀發展，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仍是中國政府和人民今後長期面臨的任務。中國要成為經濟尤其是金融強國的路途仍相當遙遠。有鋻於此，對外經濟工作應加強協調，低調謹慎，約束“走出去”的企業尤其是國有壟斷企業的張揚行為，提高想問題、辦事情決不可脫離實際的自覺性，樹立起一個“重承諾、負責任、守信用、低姿態”的大國形象。
在積極主動承擔與中國國力相適應的責任方面，要看到不公正與不合理的國際經濟秩序與規則的調整是個長期而艱巨的任務，中國必須適應、利用現有的秩序與規則。實踐表明，中國是經濟全球化的受益者，因此尊重現有的國際經濟秩序與規則、參與解決日趨嚴重的全球失衡問題符合中國的國家利益。作為最大的發展中國家，尤其是有著五千多年文明歷史的古國，中國應當有信心、有能力，在尊重國際慣例的基礎上，依照自己的道德標準，積極主動承擔與國力相適應的責任，以不斷壯大的“硬力量”(經濟實力)來發展我們的“軟力量”(中華文化、價值觀念、發展模式等)，獨立自主、和平發展所凝聚的“北京共識”就是“軟力量”的重要體現。近年來，中國在保護知識産權與生態環境、增加國際援助等方面雖然取得明顯進展，但是與國際社會的期待還相去甚遠。從長遠來看，這些於人于己都有利的事情要積極主動去做。加強與西方大國尤其是與美國的對話與合作，了解他們對中國的全方位感受，澄清中國的發展道路與發展理念。在增進與非洲等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往來中，應考慮到“赤道原則”和“資源行業透明度行動計劃”等國際規則。
儘管“大國責任”下有諸多玄機，但是如果我們能順利接過橄欖枝，利用得當，可以變壓力為動力，化危險為機遇，借助外在壓力理順國內經濟關係，解決社會經濟中不適應生産力發展、不利於經濟增長方式轉變的矛盾與因素。
中國歷來是一個言而有信的國家，對國際社會的承諾(如“入世”開放承諾)應認真履行。但是，對西方大國不斷要求的涉及國家經濟主權、國家經濟安全的改革與開放措施，應當慎之又慎。拉美與東南亞等地的金融危機一再表明，金融自由化改革(包括全面對外開放)應在宏觀經濟與貿易自由化之後，必需金融監管部門的組織和功能顯著加強，營造良好的金融運行基礎(如完善的法規與會計制度等)，充分的透明度和完善的信息傳遞機制，以及發展對沖和管理風險的市場。否則，不僅效率提高緩慢，而且易於引發金融危機。(作者為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院經濟安全研究中心主任)
責編：金文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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