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名美國《紐約時報》的攝影記者，5月17日晚通過解放軍工兵部隊剛剛打通的由都江堰至四川省汶川大地震核心重災區映秀鎮的簡易公路進入映秀鎮採訪。四川省汶川地區發生大地震，引起國際媒體的高度關注，災區內經常可以看到外國記者的身影。 中新社發 任晨鳴 攝
“我心裏睹得慌，生命在災難面前無能為力！所以，請你不要再讓我回憶現場、談感受了！”
“災區太慘了，新聞與人的生命比起來微不足道。哪兒都一樣，你沒去過，你不懂！”
“日本救援隊的人會覺得救不出人而感到自己太無能而辭職，我同樣也有這樣的心理壓力。”
“在那邊活著都覺得內疚。”
這些都是一些親歷四川地震現場的境外媒體記者的感言。
每天面對大量被挖掘出的遺體，耳邊充斥著受災者失去親人的哭喊，背負“新聞現場”使命的境外媒體記者們心情日益沉重，加上長時間的超負荷工作，無疑都加劇了他們的心理問題。據台灣“中央社”報道，有香港記者在回港後因不自控地感到哀傷，主動向當地“生命熱線”求助，經評估後被診斷患上了早期憂鬱症。
“每個畫面都讓我心痛”
首批深入四川地震的境外媒體記者在返回後，不約而同地有了心理包袱。
俄新社記者謝平跟隨俄羅斯救援隊在四川地震現場採訪，雖然返回北京已經四天，但他向《國際先驅導報》坦言，自己這幾天晚上一直做噩夢，食欲也不振。“可能以後都不會有比這再恐懼的時刻！我沒法用語言描述，我説不好！”
美國攝影師艾倫也有同樣的感受，他是戰地記者，曾經深入伊拉克戰場，面對死亡是他工作的一部分。但他現在心情並未平復，“我的相機掠過一處處殘垣斷瓦，鏡頭記錄的每個畫面都讓我心痛。”
香港無線臺記者吳子敏在完成採訪工作後，回酒店休息時，夢中不斷閃過日間所見的片段，嚴重影響睡眠質量。而剛從災區回港的記者何永康，在休息時撞到桌椅，第一時間竟然誤以為是發生地震了。
半島電視臺記者那西爾是在5月13日第一批趕去都江堰參加現場報道的記者，回憶當時的場景，他向《國際先驅導報》坦言現在仍然感覺很難過，就呆在家裏，也不想出去：“雖然去之前已經有心理準備，但到了映秀鎮後，到處都是倒塌的樓房，到處都是冒著煙塵的瓦礫堆，我真的不敢相信眼前的這一切。”
一生無法磨滅的記憶
“我看到很多遇難者被夾雜在瓦礫碎件的邊緣上，像夾三明治一樣，有的伸出了蒼白髮紫的手或折曲了的下肢……令人慘不忍睹，攝影師也不能專注拍攝，要深深呼一口氣才能勉強繼續。”
這是香港有線電視記者呂秉權在返港後寫下的親歷四川地震所感。呂秉權是第一批參與四川地震現場報道的香港記者，接到地震採訪任務後，翌日清晨就深入到北川。
“走在左右佈滿巨石的山路旁，聽到呼天搶地的嚎啕大哭，傷者趴在死去的親人旁邊，泣訴如何目睹親人被壓死。聽著我心中哀痛莫名，天又在下雨，雨水、淚水、泥水夾雜著血水在流淌，大地也在哭泣。”到達北川中學後，呂秉權聽到有人喊救命，他親眼目睹了一名被困女孩向他發出的求救。
“叔叔，你能不能給我水？我快不行了。”
“叔叔，你能不能替我翻翻身？”
面對這樣的請求，呂秉權痛苦難堪，他只能鼓勵女孩要堅強。
呂秉權這樣總結自己在返回香港後心情低落乃至抑鬱的原因：“地震採訪期間，種種喊救命的聲音、情景和熏天的屍臭味，令人心痛無比，一生都磨滅不了。災民及傷者的每個傷痛眼神，至今我仍然深深記憶。”
“請不要再讓我回憶現場”
現在需要進行心理干預的，不僅包括災民，還包括醫護人員和志願者，甚至還包括了親歷現場的境內外記者。由於創傷帶來的情緒並無固定模式，個別境外媒體的記者有不同程度的反應，俄新社記者謝平在面對《國際先驅導報》電話採訪時突然失語：“我心裏睹得慌，生命在災難面前無能為力！所以，請你不要再讓我回憶現場、談感受了！”
鳳凰衛視《冷暖人生》主持人陳曉楠在地震發生後，立刻奔赴災區，轉輾綿竹等地進行實地報道。“在採訪中，我也曾從頭哭到尾，但不是失聲痛哭。”這位曾參與“9 11”等重大報道的女主播説：“有人問過我會不會得憂鬱症，我説不會。救人的人要懂得自救。而且我不只是報道灰暗，而是從灰暗中發現亮色。”
對於近期頻發的境外記者疑似“震後抑鬱症”的現象，中國心理學會抗震救災小組副組長高文斌提醒道：“境外記者第一時間走進災區最前線直擊採訪，見盡生離死別的悲慘場面，若發現自己情緒受困擾，千萬不要掉以輕心，應找專業人士協助。”
高文斌告訴《國際先驅導報》，如果夢中不時重現不快的片段，甚至令精神長期處於擴張狀態，對家庭及工作生活會造成不良影響。他指出，“可保持做運動，及與親友、同事講述四川災區經歷，都有助克服心理障礙。”
責編：李菁
中國中央電視臺 版權所有
京ICP證060535號 網絡文化經營許可證文網文[2010]024號
網上傳播視聽節目許可證號 0102004 中國互聯網視聽節目服務自律公約
